中国音乐剧研究会为《爱我就给我跳支舞》助威

（文氏音乐剧公司供稿，09-09-10）

    经历种种艰辛和困惑，中国首部音乐剧电影《爱我就给我跳支舞》就像《角斗士》中马克希姆斯散发仗剑，激情出场。在8月26日中国七夕情人节这个浪漫的日子，《爱我就给我跳支舞》在全国1300家影院放映，用冲天狼嚎睥睨着中华歌舞天下。似乎，命中注定它是为“弥补空白”、“一枝独秀”而来，对激情的发泄和对经典的追求就是肩上扛着的歌舞大旗，旗风凛冽，生命如斯。

    当深夜11点多，文硕导演将《爱我就给我跳支舞》全剧视频和即将出版发行的《中国音乐剧史（近代卷）》清样送到中国音乐剧研究会秘书长沈振翮先生手中的时候，沈老尽管披着一件睡衣，但看起来依然容光焕发，热情依然。

    沈老首先翻开《中国音乐剧史（近代卷）》，立刻被书中所描述的近代歌舞世界所吸引。他看到这一段段几乎被淹没的中国音乐剧演进史料，在书中非常清晰而符合逻辑地展现出来时，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一位位和蔼可亲的近代音乐剧大师，如余上沅、黎锦晖、黎锦光、魏萦波、周璇、王人美、龚秋霞、陈云裳、方沛霖、王洛宾、阎述诗、梅兰芳、孙瑜、欧阳予倩、贺绿汀、潘公展、陈大悲、陈歌辛、吴晓邦、许如辉、贺敬之、丁毅、张庚、马可、王昆、郭兰英、田华、黎锦扬等；一件件重大事件，如新文化运动、戏剧改良运动、五四运动、学堂乐歌、美育运动、国语普及运动、新歌剧运动、左翼戏剧运动、新秧歌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个个重要剧目，如黎锦晖儿童歌舞剧、 《西施》、《沙漠之歌》、《木兰从军》、《孟姜女》和《白毛女》，所有这些串联起来，显示出中国近代音乐剧的瑰丽历史长卷。文硕导演逐一回答沈老提出的编写本书过程中的一个个问题，沈老激动地说：这本学术专著，对中国音乐剧理论研究，做出很大贡献。

    文硕导演当即表示：“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人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音乐剧的。其实，放到一个大的世界音乐剧史格局中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以民族音乐剧为主要特点的近代中国音乐剧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飞跃发展，尤其是，当时百老汇音乐剧通过好莱坞歌舞剧电影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剧目之丰富，一点也不输于当代。近代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的矛盾、复杂、变异、纠缠和紊乱，正是整个世界音乐剧传统面临再次整合、改良、重建、转化、变异和本土化时的表现，而非仅仅肇因于中西文化冲突后中国歌舞剧近代化的孤独反应。全世界（主要是美国）都处在一个新枢轴时代的十字路口，都在思考本国音乐剧的出路，寻求突破点。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中期，是中美音乐剧羽毛渐丰、大放异彩的年代。划时代的叙事音乐剧《俄克拉荷马》和民族歌舞剧《白毛女》，开创了中美对音乐剧非流行戏剧世界的不同探索和理解，且波澜壮阔，发展成本世纪各具特色的音乐剧表现特征与美学风范。《爱我就给我跳支舞》的重要特色就是试图从中国近代歌舞剧发展的脉络里找出当代原创华语音乐剧的民族传承精神和中国风格。”

    沈老对文硕导演的这一表述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从文硕导演收集的1949年以前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音乐剧先驱创作者名单中挑出任何一个，我们都能发现，他们创作的民族音乐剧（或乐剧）唱段无不立足于集中反映中国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气质，而这一点正是当代原创华语音乐剧的音乐剧唱段和所谓流行音乐所不具备的。缺乏中国精神和民族风骨，投资再大的原创音乐剧也需要大打折扣。古典歌舞剧、近代民族歌舞剧、现代华语音乐剧之所以是一脉相承的统一歌舞娱乐体系，最本质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赖以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基础是血缘相承的、统一的。文硕导演的这一思想成为文化部主管的中国音乐剧研究会成为《爱我就给我跳支舞》专业支持机构的最主要因素。

    激情随身，梦想同行。音乐剧需要激情，没有这种激情，就如同一口枯井，“未”有源头活水来，了无生趣，毫无动力，因为民族的梦想只有用我们的激情去点燃。激情，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与短暂同义，但对于我们而言，民族激情与国家品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民族激情是国家品牌的火种，国家品牌造就民族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