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就给我跳支舞》：中国音乐剧史的缩影

彭媛娣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文硕音乐剧公司供稿，09-09-13）

   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被电影中深厚的文化底蕴所震撼是什么时候了。我无意批判日益商业化的中国电影，因为贴近观众的娱乐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我坚信仍然有一部分观众像我一样，渴望通过大银幕在耳目欢愉之外获得心灵震撼或者思想启迪。《爱我就给我跳支舞》就这样深深的震撼了我、启迪了我，这部“中国首部音乐剧电影”在歌舞升平的万花筒中，缓缓地向我们观众舒展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剧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的足迹。

   与大多数同类型影片一样，《爱》片情节并不复杂，故事围绕一部音乐剧展开，艺术青年克服重重困难，让演出最终成功上演，但是创作者巧借剧中老一辈艺术家老范的身世，展示出中国音乐剧沿革的灿烂乐章，不仅为作品平添文化内涵，更让我们所谓文化人为自己的浅薄自惭形秽。

   是的，中国音乐剧史，一门远未清晰的学科。当大多数学者仍然相信音乐剧在中国的旅程始于1987年时，《爱》片借助剧中人物老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中国音乐剧历史的认识。老范——这位旧上海音乐剧演员被当代文明所遗忘，他只能在自己的角落里回顾中国音乐剧曾经的辉煌，他收藏了一大批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百老汇音乐电影巨作《爵士歌手》、《演艺船》、富丽秀歌舞在上海演出的海报，这些历史纪录说明早在上个世纪初，百老汇音乐剧就通过好莱坞电影在中国谱写了近代音乐剧历史的开端，见证着中国音乐剧的国际启蒙。因为当时中国电影市场的完全开放，上海与好莱坞几乎零时差的公映，让齐格菲尔德、亚斯泰尔、罗杰斯等明星的大名，同样在中国观众心目中牢牢扎根。

（许如辉编著、作曲，乐剧《木兰从军》，1945年重庆，5月1日公演）

   而这些只不过是中国音乐剧史的外围。在《爱》戏剧进程的高潮，制作人携款潜逃，戏中戏陷入僵局之际，老范变卖所有旧唱片海报为演出筹资。在帮助后生晚辈同时，这位象征中国音乐剧历史的老人里深情领唱“理想传人”，歌声中中国音乐剧的辉煌成就一一呈现：一张张珍贵的海报、唱片，扫去中国近代音乐剧史身上积淀的历史尘埃，让他们的艺术硕果在新时代的苍穹下焕发光彩。“谁曾见证过，明月伴随歌舞，映耀遍上海滩这不夜之城。谁曾享受过，毛毛雨的温柔，滋润透多情追梦的心灵。”的确，那一时期的文化成果之于我们，是如此的遥远和模糊。而《爱我就给我跳支舞》拨开光阴的迷雾，让我们看到在西风东渐、百老汇音乐剧渗透的同时，中国文化人也开始为中国音乐剧的民族化、国际化和原创化而呕心沥血，奋然而前行。正如近代百老汇叙事音乐剧是从欧洲轻歌剧中脱颖而出一样，中国近代音乐剧是从戏剧改良中，对传统戏曲的反省而诞生的。就像文硕导演在其即将出版的音乐剧专著《中国音乐剧史（近代卷）》中所述，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滩，中国流行乐鼻祖黎锦晖创作了《神仙妹妹》、《麻雀与小孩》等儿童音乐剧，并创立了中国最早的歌舞剧团——明月歌舞团，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通俗歌曲和音乐剧风骨。与此同时， 1935年，包含抗日情怀的《西施》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问世，更是早于百老汇，开创了舞蹈的戏剧性表达功能。在中国西北戈壁，王洛宾携《沙漠之歌》款款走来，呈现出大西北的狂放与浪漫，其中的两首歌曲“我愿做孤独的牧羊人”和“草原舞曲”，后来分别演变成为中国流传最广的音乐剧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达坂城的姑娘”。进入40年代，当百老汇音乐剧迎来艺术腾飞之时，中国音乐剧之花也步入了全面开花的季节：许如辉的国民党“乐剧”《木兰从军》、集合共产党和国民党智慧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剧”《孟姜女》，还有1943年延安革命根据地，红色艺术家们深入民间，集合民俗民粹创作出的民族歌舞剧《白毛女》，分别震撼登场，以高超的歌舞叙事手法树立了中国特色音乐剧的艺术标杆。

   当影院中《爱我就给我挑支舞》片尾字幕徐徐升起时，观众经历的不仅是一场当代歌舞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中国音乐剧简史课。《爱我就给我跳支舞》传达的不只是娱乐，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信息，让我们在膜拜西方音乐剧的同时，重拾对我华夏文明的信心。这是我观赏《爱我就给我跳支舞》以后的最大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