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言慧珠
作者: □口述:言清卿(言慧珠之子) □执笔:余之 2009-09-02 15:22:50 来源:南方周末
■口述文学
风华绝代的“平剧皇后” 艺色俱全的“女梅兰芳”
●著名昆剧表演艺术梁谷音说:“言慧珠似花如玉,艺色俱全,娇媚艳丽,风流孤芳。”
●香港京昆艺术家、评论家杨明说:“百年京昆艺坛独一无二的维纳斯女神!”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蔡瑶铣说:“有人说,上海是张爱玲的上海,是陆小曼的上海,我觉得上海更像言慧珠的上海:精致、个性、张扬,正面是光彩夺目,背后是淡淡的忧愁。”
言慧珠像
全家福:我与我的母亲言慧珠、我的生父薛浩伟
我为什么至今不原谅“好爸”
我的血脉里流着妈妈言慧珠的血,也流着生父薛浩伟的血。从我出生的那一天算起,到生父与妈妈离异,我和生父在上海华园(旧称德园)——华山路 1006弄11号,一座温馨舒适的小洋楼里共同生活了六年。生父常年在外地演出,我与他在一起生活实际仅有二三年时间,那时我年幼,在我的脑子里生父并没有多少印象。
同样在华园,我与我的继父俞振飞,我一直称呼他为“好爸”,却前前后后共同生活了十四年。所以,我对“好爸”的印象却比生父深刻得多。
1966年9月11日早晨,一辆白色的救护车缓缓地驶出了华园。
妈妈赤着双脚,一块白布裹住妈妈的全身,华园一名门卫工人叫小冬把妈妈从二楼抱下来。
那天早晨,我呆呆地站在客厅里,看着忙乱的人群将妈妈从楼上抬下来,从人们严肃、紧绷的表情上看,我意识到妈妈出了事,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是不是我今后再也看不到妈妈了?在我稍为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了,妈妈永远不会回来了。
在妈妈走了以后的日子里,我在同学的家里看到同学的长辈的灵堂设在家里,先辈的骨灰放在桌上,遗像挂在墙上,于是,我也想起了我的妈妈。我妈妈的骨灰在哪里呢?
1970年,我十五岁,已经是一个初二的学生。我要找妈妈的骨灰的意识很强烈。
清明前夕的一天,我大着胆子去问我的继父——“好爸”俞振飞。
我问“好爸”:我妈妈的骨灰呢?妈妈的遗骨安放在哪里?
“你要它干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要给我添乱吗?”“好爸”一连串地责问我。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好爸”坐在椅子上,脸色很不好看,显然对我提出要寻妈妈的骨灰一事感到很为恼火,捅了他心灵的马蜂窝。
儿子寻娘,天经地义;继父无情,令人心寒!
这是我至今不能原谅继父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们不让我找,我偏要找!”我一气之下,狠狠地将椅子推倒在地上,冲出门而去……
第二天,学校红卫兵在华园的我家门口贴上《最后通牒》:勒令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回校。我胆战心惊地去学校报到。我被工宣队请进了“学习班”,关进了位于凯旋路的橡胶厂仓库,由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对我进行了长达两个星期的批判改造。理由是我企图拿回“反革命”“黑帮”言慧珠的骨灰,妄想“变天”。他们揪我头发,打我,踢我。
“言清卿,你至今还不跟你的那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黑帮’的母亲划清界线么?”
“你想变天么,你妄图向革命人民示威么?”……一连串的责问劈头盖脑而来。
学校的“工宣队”怎么知道我想要取回妈妈的骨灰呢?
我年少,没有言语,又怕挨他们的拳脚。我一次一次地写检查,挖“反动”的思想根源,逼着我在检查中咒骂自己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其他同学都学 “老三篇”,而叫我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我打入“另册”,编入了“反动派不打不倒之列”。那个年代,“黑五类子弟”是被人看不起的。妈妈是戏剧界的典型,“黑名人、黑权威”;我是学校里的典型,“黑小子”。同学们远离我,嘲笑我,骂我是“狗崽子”,在家里,“好爸”和保姆虐待我,不让我吃好,吃饱,我经常流落在弄堂里、马路上,我成了他们眼中的“小瘪三”和“贼”。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总盼望“好爸”会来看我,哪怕派保姆来看我一次也好,但“好爸”就是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
我到处打听妈妈骨灰的存放地,大人们都说在闵行有一个叫北桥公墓的,上海人的骨灰都放在那里。那时候,从市区到闵行有一条徐闵线。从徐家汇起点站上车到闵行终点站全程车资是四毛钱,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得逃票。
从徐家汇起点站逃票是没门的,那里的检票员是站在车门口检票的,惟一有逃票希望的是从第二站上车。我步行到徐闵线的第二站,混在人群里上了车。到了公墓已是夕阳西下了。
墓地里,真是昏鸦枯树,荒草萋萋,几间简陋的竹片搭起来的小屋算是存放骨灰处。里面只有一位年长的看墓人。
“老伯伯,我想找一个人的骨灰。”我对看墓人说。
“叫什么名字?”老人问。
“言慧珠。”
老人听罢,朝灰蒙蒙的竹片屋里面走去。过了大约十多分钟,老人出来了。他态度和蔼地对我说:“小朋友,没有叫言慧珠的。”
“没有?老伯伯,她是我妈妈,谢谢侬再帮我找找。”我恳求他道。
老人善良,他听说我是来寻妈妈的,显然很同情,他又从里面转了一圈,出来便对我说:“姓言的只有一个叫言吾生的,没有言慧珠。”
言吾生!正是我妈妈,在她的户口本上的名字就是言吾生。我叫了起来。
老人从屋里捧出妈妈的骨灰,上面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可怜啊,这么多年了,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老人说,“本来三年过后没有人来认领是要作无主户处理的,但这个人太可怜了,连家人也没有,我就留着,万一有一天有人来了怎么办?”(老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手中的这个“可怜人”曾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平剧皇后”啊)。
我从老人手中接过妈妈的骨灰,用袖管拼命地揩抹骨灰盒上的灰尘,号啕大哭,一下子跪倒在地:“妈妈,我是清卿啊!”
我一路上真是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怀抱着妈妈的骨灰,回到了华园。
到华园已是八点多了。我不能明目张胆地将妈妈的骨灰抱回妈妈自己的家。妈妈也一定没有想到,她的儿子竟没有自己家的钥匙,只有“好爸”与保姆才掌有华园的钥匙——华园是妈妈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用自己在舞台上的血汗钱买的独产啊,如今,连存妈妈自己的骨灰也不容许,就连她的儿子也没有家的钥匙。
上世纪70年代的华园小楼,大门两旁有两块石凳,两旁各有一棵冬青树,我将妈妈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藏在树丛后面……然后,我敲响了华园的大门。
出来开门的是保姆,她从来也不过问我有没有吃过饭,自妈妈离开人世后,她只关心我的“好爸”,她和“好爸”一起吃饭,钱也掌控在保姆手里,每月来收水电费,“好爸”也从不过问,总是一扬手,意即去找她(保姆),这哪像是主仆关系?到后来,竟闹到保姆吵着要嫁给“好爸”的地步。
在他们俩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多余的“小瘪三”、“小流氓”。
保姆两眼很凶地瞪着我,嘴里咕噜噜地骂着“小瘪三”,关上门转身就进了“好爸”的房间。趁保姆进“好爸”房间的空隙,我快速地从冬青树后取出妈妈的骨灰,迅速地将妈妈的骨灰放在我的小板床下,用一些零乱的棕毛密密地盖在上面,谁也不会去注意脏乱不堪的我的小床,妈妈的骨灰就这样被我保存了下来。
当天夜里,妈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又与妈妈睡在一起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将妈妈“领”回了家。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妈妈与“好爸”又同住在华园。
一住就是八年,直到“好爸”搬出华园。加上妈妈生前的四年,夫妻同住华园正好一个年轮。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八年里,“好爸”始终不知道妻子就在他的身旁,仍在同一个屋檐下——要是知道,我想:“好爸”会吓成个什么样子;也许,“好爸” 决不会让妈妈继续留在华园,会作出向“组织”交待的举动;也许,他会让她继续风餐露宿在一个不知道去处的荒郊野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爸”是绝不会让妈妈的骨灰留在华园的!而这八年里,妻子却一直看着自己的丈夫与保姆同住同吃;言谈嬉笑;
也一直看着他与保姆如何一同歧视、欺凌她的儿子;
所不同的是:妈妈在阴间,“好爸”在阳间。
梅兰芳对妈妈说:“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
妈妈生于1919年。1919年,也正是程砚秋弃荣蝶仙改拜梅兰芳为师。妈妈的从艺,从出生那时起,就注定要与这两位大师结缘:妈妈先学程派后拜梅师。
妈妈四岁的时候,就见到了梅兰芳。
梅兰芳与言慧珠师徒合影
言慧珠剧照
言慧珠与俞振飞演出昆剧《墙头马上》
1923年,梅兰芳第五次到上海登台演出,因合作者王凤卿年老多病,不能随梅南下,于是有人向他推荐了外公去协助梅兰芳演出,月薪是三千大洋。这也是外公与梅兰芳大师的第一次合作。
全体演员坐火车从北京南下上海。外公很喜欢聪明伶俐的妈妈,尽管妈妈当年才四岁,但外公还是将妈妈带在身边,随团到了上海。在火车上,梅大师十分喜欢身边这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一身红袄,头上扎两根小辫子,梅大师说妈妈很像京剧里的“红孩儿”,亲切地将妈妈拉到他的身边,逗她玩。妈妈第一次见了“生人”也不害羞,总是有说有笑的。梅大师当时就对外公夸奖妈妈机灵聪明,将来当演员一定会是一块“好料”。外公听了梅大师对自己女儿的夸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莞尔一笑。在外公的心目中,他是很不情愿让他可爱的女儿长大后学戏的。因为学戏苦,他不舍得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吃这碗难吃的“梨园饭”。尤其是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在恶势力横行的社会里,女孩子的“戏饭”更难吃。
这使我想起了1955年1月,妈妈在公私合营期间,受到排挤,一气之下服了安眠药,后来被梅夫人福芝芳救起时,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干咱这一行,唱好了是‘戏饭’,唱不好了是‘气饭’。”在梨园界一个女孩子受的气肯定要比男角来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当梅大师当着外公的面夸奖妈妈是块当演员的“好料”时,外公并没有表态。但后来发展的趋势,却完全违背了外公的旨意,妈妈不仅走上了戏路,而且成了梅大师的嫡传女子弟。
妈妈走上戏路,一是家庭的氛围;二是妈妈自己的苦学。妈妈并不是科班出身,但她的戏并不比科班出身的人差。因为她自己喜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学戏、偷戏。所以,妈妈很早就会唱戏,比如她在春明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会唱《女起解》,那时候,妈妈才十二三岁,又没有专门的人教,全是她自己偷偷学的,跟家里人唱的。有一年,春明中学校庆,妈妈就上台演出了《女起解》,博得了全校师生一片热烈的掌声。戏中演崇公道的演员跟妈妈开玩笑说:“都是你家老爷子死脑筋,如果让你当演员,准能一下子轰动北京城。”妈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竟瞒着外公学会了十几出青衣、花旦和武旦的戏,这使外公对妈妈刮目相看了,加上外公的一些朋友都纷纷劝说外公要让妈妈学戏。
外公见妈妈在演戏方面确也有天赋,见拦也无用,最后也只得同意了妈妈学戏。外公对妈妈说:“你要唱戏,我本不赞成,你既然十分爱好,又有这方面的才华,我也不便阻拦,只是学戏要下苦功才行。”外公还针对妈妈的条件让她学梅派。
外公经常给妈妈讲梅、程、尚、荀四大名旦的特色,妈妈后来经常跟我回忆起和外公学戏的少女时期,她说,每当外公在黄昏傍晚、在瓜棚豆架下,和妈妈、大舅他们说起各位名伶的表演,梅兰芳、程砚秋等,这是妈妈一天最为开心的事。外公还时常带妈妈、大舅、小舅等人去什刹海去玩,在那里有北京最原始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杂耍、平剧等;听刘宝全的《长坂坡》、《别母乱箭》等,听完了就带他们去吃豆腐脑,外公对妈妈说,刘宝全的玩意儿里边有谭鑫培、杨小楼的东西。听完了,他们几个兄妹一路哼唱着回家:“二八的佳人,她懒梳妆……”(《大西厢》)“适才离了汾河境,一马儿来到柳家村……(《汾河湾》)”
妈妈向梅大师学戏,很有心眼。她设法与梅大师的爱女梅葆玥交朋友,给她说故事,弄得梅葆玥“言姐姐,言姐姐”十分亲热,最后央求她爸爸让妈妈睡在她家里,这无形之中又多了向梅大师学戏的机会;再是妈妈十分懂得“敬师”。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梅大师爱吃北京“豆汁”,因他三代生长在京城,饮食上有吃北京小吃的习惯,上海住久了,很想念北京的“豆汁”,妈妈从北京南下上海,专门为梅大师装满了好几瓶北京最好的“豆汁张”给梅大师吃。梅大师喜出望外,深感弟子的一片情意。
梅大师对妈妈也格外地器重,常常手把手地教妈妈学戏,所以,在梅身边的人说,梅大师对言弟子也是格外地“破格栽培”。
妈妈虽得“破格栽培”,但她自己还是不懈地、刻苦地学梅,她还买了梅大师的所有唱片,百十篇的听、学、唱。
李能宏在台湾出版的《中外杂志》上撰文说:“梅兰芳生前授徒不少(据统计有109个),但很少有像言慧珠那样一招一式悉心教授的,她能获此殊荣,一方面是梅师特别喜爱她,另一方面也因为梅先生早已看出言慧珠是可塑之材。梅师曾这样评价言慧珠说:‘慧珠学我,最少也有六成以上’。”梅大师有一次看了妈妈的表演后,高兴地对妈妈说:“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
妈妈听到梅大师如此高的评价,十分高兴,说:六成,说明我学梅及格啦!学梅能及格,这在梨园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妈妈拜梅学艺,亲得梅师亲授,最终也没辜负梅大师的栽培。梨园界、舆论界称妈妈是“女梅兰芳”、“梅派嫡传弟子”、“梅门弟子第一人”……
1961年8月8日,梅大师病故。一代大师、恩师去矣,令妈妈十分悲痛。妈妈专程去了北京凭吊。
——选自《粉墨人生妆泪尽——母亲言慧珠与“好爸”俞振飞》,上海文汇出版社最近隆重推出
posted on 2009-09-06 23:23 昊天客 ,博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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