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音乐百科全书”编纂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波士顿大学音乐史教授Joel Scheveloff访谈录

写于 1999年7月/ 波士顿大学

（□ 李春光  /  ■ J．Scheveloff）

(刊中国音乐学网,09-09-08)

   □     想就“百科全书”编纂之事向你求教。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所在的学校——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正在着手编一部“音乐百科全书”。我不赞成这件事。理由是：总体而言，对于外国音乐，即欧洲音乐和中国以外的非欧音乐，我们尚处于了解、介绍之中，缺少以第一手材料为凭藉的独立研究。这样的研究或许有一点，虽称“凤毛麟角”，十分珍贵，一时间却难以构成整体，短期内不可能深入。我想，所谓“百科全书”，一要“全”：要力求包罗万象；二要“准”：要力求准确无误。要有某种权威性（学术上高度可信）和稳定性（毋须频繁修订）。我们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大约十五年前，北京中国音乐研究所集合全国最好的学者，编写、出版了一本《中国音乐辞典》。这项工作做得很不错。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数以百计的辞目需要补充、修订乃至重写。应该把十分有限的人力和经费集中到这件事上去。而且要想个办法，保障这项工作得以持续进行。我指的是两点：一，每隔若干年，例如十五——二十年，能对这本书做一次增补修订，出一个新版本；二，随之出一个英文译本。长久以来，外国同行对中国音乐知之甚少。说到“东方音乐”，主要讲印度和日本。这大概同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而日本人善译（日英互译，多且快）有关。中国音乐的重要性自不逊于印、日。在中国音乐缺席的情况下，所谓“东方音乐”和“世界音乐”的研究就难称完整。中国音乐学家应当把这件事——对外介绍中国音乐，介绍我们自己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承担起来。这是一种责任。我们也有这样的能力。事实是，最大量、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和最有学问的研究者，主要在中国。至于外国音乐，我设想，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以一部好的外国中型辞书为基础，根据中国读者的需要，以中文编写、出版一部比较完整、准确而又简明的中型辞典，每个辞目皆清楚注明材料来源。这件事，做起来实非简易；要做得好，更是艰难。其实，现在这部“百科全书”，据说不少条目的编写就是采取这种方式来做的，就是去移译外文辞书中相关条目，也许做一些增删或叙述上的技术性改变，却不说明是翻译，而以自己独力撰写的样子出现。这是不诚实的。而且存在一种危险——未经自己独立、深入研究的东西，你很难判断其优劣正误。别人也许在哪里出了错，你于是跟着错，“以讹传讹”，却要以“独创”的面目出现，好象那错误也是由你创造的。这样做，怎么说呢，至少，是不高明的吧……

   ■    有道理！编（音乐）百科全书，你们现在似乎准备不足，也许还不到时候。你们的文化是伟大的。中国人善于学习，学得很快。邓小平改变了中国，改变得这样迅速，令人惊讶。我相信，不要很久，你们就将有机会做这件事。如果由巴西人编百科全书，这恐怕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你们不需要那样久。我想，再过二十五-三十年，你们将有能力编一部很好的、规模宏大的，例如二十卷，不，可能是三十卷的音乐百科全书。但是，假若条件不足，恐怕不宜急于从事。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编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书，只好去抄（copy）。未经别人同意，从这里那里去copy各种材料。这不好。出版之后自然会被发现。这样，二十——三十年后，当你们有能力由自己主持同别人合作编书时，别人就会拒绝同你合作，因为你把自己的信誉丢掉了。而这样一部以世界各国、各民族古今音乐为叙述对象的大书的编写，没有多国学者的合作，是不可想象的。

   □  《格罗夫辞典》开始出版时，撰稿者主要是英国人吧？

   ■    对。这书是由英国人编的。最初的撰稿者全部是英国人。但是，现在，同《格罗夫》初版时相比，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研究更深入、细致了，交流更便利、快捷了。今天，没有多国学者的共同参与，无法反映出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

   □   你是这部二十卷大书的一位重要撰稿人，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这书的编纂过程和先后六版的修订情形？

   ■   它开头比较简单。例如关于非洲音乐，所有非洲国家加到一起只占三页。到一九八0年，《新格罗夫》（即《格罗夫》第六版）出版，其中“加纳音乐”一个条目就占六页，对非洲音乐的叙述总计超过二百页——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是二百四十页。第一版虽然篇幅小一点，但是编得很好。第二版是第一版的扩充。第三版加进了许多新材料，但是今天看来，其中有些东西站不住脚了。第四版也不错。第五版问题最多。例如讲亨德尔六岁时如何如何，其实并没有可靠的依据，不过是一种传闻。如此等等。这一版出来之后，引起许多批评，许多图书馆不买，主编*压力很大，精神完全垮了，住进医院，成了另一个人。造成这种结局的主要原因是对撰稿人选择不当。所有撰稿人通通来自(英国)剑桥大学，没有德国人，没有美国人，没有亚洲人，清一色英国人，其中不少是在剑桥大学教文学、教绘画的，或者是作家而非研究者。有鉴于此，第六版（即《新格罗夫》）的编写就十分谨慎。首先，撰稿人的选择是国际性的。例如请非洲音乐学家写加纳、象牙海岸、刚果、坦桑尼亚……如果叫我写刚果，我怎么写呢？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当然，现在有许许多多资料，文字、音响、图像乃至实物，而且查找十分便利，但是那样得来的知识充其量是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作为补充材料，在课堂上随便说说，或许是可以的，也很有趣，但是怎么能把这样的东西写进百科全书？我向编者推荐了一个年轻人，只有十九岁，刚开始做我的学生，他对刚果音乐很熟悉，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对他的稿子做了非常仔细的编辑处理，反复推敲，一再修改，尽可能删掉那些根据不够充足的话，改写那些说得不准确的话。你知道，一部百科全书，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年复一年，人们以它为可以信赖的依据，“引经据典”，去作文章——就是你所说的“权威性”。如果有错，即使某种技术性疏失，编者所承担的责任也是十分重大的。

   □    怎样选择和确定撰稿人呢？

   ■    各分科（例如“非洲音乐”“亚洲音乐”……）设助理编辑（subeditor，约等于中国的“分科主编”——李注），也许只设一人，他手下有若干人协助工作。他们组织一个班子，先弄清楚，关于某个题目，有哪些人出版过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哪些人现在还活着。根据各方面条件，排一个名单，依次列出第一候选人、第二、第三候选人……如果某位候选人不接受约稿，或者写出的稿子不合用，就去找下一位候选人。

   □   有人拒绝约稿吗？这是一种荣誉啊！

   ■    当然有人拒绝。他也许会说：我太老了。你们应该去找年轻人。有的人并不需要这份荣誉，他已经很有名望了。如果他们现在来向我约稿，我不会接受的。我没有时间。

   □    有过退稿的事吗？

   ■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Charles Rosen，你知道这个人吧？他很有名，出版过Sonata Form，还就“classical style”出过好几本书。他被约请写“Sonata form”这个辞目，写得很长，很复杂，又很执拗，一味强调自己的观点。主编认为不能用，于是退稿。作者把这稿子扩展成一本书，出版了。编者又去约请一个英国人另写了一篇比较短的稿子。

   □    稿子用与不用，是怎样决定的呢？

   ■    由主编决定。

   □   由他一个人决定吗？

   ■   是的，由他做出最终决定。

   □   那么，他必须读全部稿子？

   ■   全部大条目（articles）稿他都要读，并就用与不用、要不要修改、如何修改，等等，作出最终决定。那些术语（terms）稿，他不必全读。

   □  他怎么可能了解那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呢？中国人说“隔行如隔山”，他怎么可能既懂欧洲音乐又懂亚洲音乐、非洲音乐……？

   ■    问得好！他确实不懂亚、非音乐。分部（指“亚洲分部”“非洲分部”……）助理编辑会向他报告，哪一篇可以用；哪一篇不能用，或者要修改；为什么。说得很具体、详尽。主编参照这些报告意见去读，然后作出最终决定。这书由他署名，他要对书中每一个条目负责。

   □    稿子用或不用，取舍的标准怎么定？

   ■    由一个编辑委员会拟出若干条标准，大家参照这些要求去写。大体上说，一是不要把有争议的东西当作结论写进条目。每个条目都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得到证实的东西，读者可以信任的东西。不能把一些悬而未决的、有歧见的问题当成结论性的东西以肯定或否定的语气写到条目里去。你要说清楚：哪个问题现在有什么样的歧见和争论，把主要的分歧点、双方或多方的最重要的不同意见都写进去，而且注明某种观点发表于某处，列一个清楚的文献目录。假设十年后有更多材料出现，证实某种意见之正误，你现在的叙述至少是不错的。任何辞书都不可能一两年就修改一次——就是你所说的“稳定性”。你写的东西价值如何，取决于你的材料是否扎实可靠，是否有足够的依据。另一点是，辞书条目不是署名论文，就其形式而言，要依照一个统一的格式去写作；就其内容而言，要力求客观，不可以突出作者个人的观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现了一幅D．斯卡拉蒂的画像（油画）。画中许多细节很有意思。我曾就这幅画写了好几篇文章。我希望把这画印到《格罗夫》有关条目里去，我认为这幅画比我为那条目所写的稿子更有意义。但是，主编不同意。没有办法，既不能把这画印到书里，我只好从稿子里删去那些与此有关的内容。另外，你的语言风格、拼写（英国英语、美国英语不同拼法的统一）……诸如此类，编辑们改得很多。他们要求得全书的统一，必须如此。我不介意，由他们去改。

   □    编辑人员是怎样选定的？

   ■   主编手下有一个规模很大的班子。他们中许多人——以Sadie（Stanley Sadie，《新格罗夫》主编）的工作班子为例，约有三分之一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有若干年编辑工作经验并表现出良好能力，经由知名教授和资深编辑推荐。当然，这样的人最终是否被录用，录用之后会不会被中途解聘，还是要由主编决定。举一个例：有个编辑来自挪威，对丹麦、挪威、瑞典音乐很熟悉，发表过一些有见地的论文，应聘参与编辑有关北欧音乐辞目。他在学术上有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也很固执，不肯轻易向不同意见让步。Sadie认为他的某些观点根据不足，尽管十分独特，也许不无价值，若在音乐杂志上发表，可能引发思考和讨论，但是不能把这样的东西放进辞书里，不能以此影响辞书的编辑作业。他和Sadie发生严重分歧，最终无法合作，只得离去。Sadie严格、认真，对稿件的审阅，对工作人员的要求，都不马虎。他的名字印在书上，他必须如此。一部百科全书，它的编者——从主编到每一个工作人员，当然首先是主编——所承担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当初，麦克米伦公司去找Jack Allan Westrup（时任剑桥大学教授，也曾在牛津大学教书），请他当新版（《新格罗夫》）主编。Jack说：我太老了（那一年他六十三岁），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来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他推荐了Sadie。现在看来，这个推荐是对的。Sadie年轻（那年四十二岁），学识丰富，编辑能力强。你们有最好的（中国音乐）研究者，我毫不怀疑，你们的（有关中国音乐的）辞书会很有价值。我赞成你的意见：把中国音乐和外国音乐分成两本书，以一本好的辞书做基础，来编写外国音乐部分。□

   □    你能不能推荐一本这样的书？

   ■   《哈佛音乐辞典》（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这应当是最好的一本。它篇幅不大，却包含了许多材料。这本书初版于一九四四年。美国人有自知之明，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编百科全书，——“辞典”（dictionary）和“百科全书”（encyclopedia）是不同的。《格罗夫》自称辞典，其实是一部百科全书。美国人知道，尽其最大努力，他们只能编这样一本中型辞书。同《格罗夫》相比，其规模当然小得多。例如关于masque，这个辞目，在《格罗夫》（第五版）里占两页半，后来的新版（指第六版）里，它被扩充为十四页。在《哈佛音乐辞典》中，这个辞条只占四行，后来的版本中有扩充，例如我手边这本，这是第二版，第十四次印刷，一九八二年印的，这个条目也只占半页。美国人做得很认真。这书至今仍是同类辞书中最好的一本，一再重版，多次重印。编者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敬。他们并没有为这本书规模不大而感到难堪。

   □   这是诚实的态度，也表现出智慧。诚实，它是智慧的先决条件，是学术工作取得成绩的先决条件。

   ■   你这话很好！

   □  这不是我的话，是孔夫子的话。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很抱歉，我把话说远了。有一个问题：《哈佛音乐辞典》主要解释术语（terms），没有人物（biography），对吗？         

   ■   是的。

   □   那么，我们还需要参考另外一些辞书。

   ■   可以参考的书很多。我想请你们注意一点：许多书里可能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有时，各种辞书互相抄，以致以讹传讹。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你们要小心地加以鉴别。一个比较简便、可靠的办法是，必要时，同《格罗夫》核对一下。

   □   《格罗夫》没有任何错误吗？

   ■  拼写、语法、（所引文献之）卷次、页码、辞目撰写者姓名的拼写、标点符号……这些方面有弄错的，但是至今没有发现重大错讹。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吧！在编写MGG（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时，“Waltz”这个辞目的作者突然死了，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撰稿人，就从《格罗夫》借用，付一点钱。恰巧，《格罗夫》这个条目里有个错：其中说到“（此处应是一个四分音符。我做不出）=88”，那时还没有电脑排印，“（四分音符）  ”之类符号要用手画，制版，加进文字中去。《格罗夫》在排版时把这个四分音符漏掉了，印出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此处留出空白） □ =88”。MGG移用《格罗夫》时，居然不假思索，也照样排成“（此处留空）□ =88”。也许他们对《格罗夫》过于信赖了吧！你们做事仔细、认真，不会闹出这样的趣闻。

   □   但愿如此！

   ■   我相信，以我对中国学生、学者的了解，你们会干得非常好。

   □   谢谢你为我付出这么多时间。中国有句俗语：“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此刻的感觉，恰是如此。再次谢谢你。

   （李春光   根据录音记录整理。1999年 10月）
 
 
 

   整理者附记 （2003 / 8 / 25）

   这份材料在抽屉里躺了四年。我已经几乎把它忘掉了。当初没有送回国内，是担心引起“拿外国人唬中国人”.的误解和反感，欲益反损。其实，海外漂泊，凡十余年，身历目睹，约略知之：外国的月亮并不是每晚都比中国的圆。我也不大信任“接轨”“跻身”“赶超”……一类玄奥的豪语——尤其对人文-艺术而言。收到北京寄来音院《学报》，反对“学术泡沫”，鼓吹“学术道德”。忽然想起这份沉睡经年的材料，想到它可能具有的参考价值。踌躇者再，终于决意送它回国。我知道，几年间，为这“百科” ，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经费。事已至此，拆台吹灯，实非上策。我亦无起哄折腾之歹意。只觉得这材料或能提供一种有益的参照而已。

   听说“百科”已近完成，忍不住再说几句：

   一，怎样保障严格的文稿终审？如果不能像《格罗夫》那样由一人专责，可否考虑建立一个全职、专职的终审小组？（这样艰难、复杂、细致的工作，若非全职、专职，谁人胆敢承担？）

   二，终审者姓名应载入书中，以明责任；未参与编、撰工作因而无法承担相关责任的 “主编”、“副主编”、“编委”、“顾问”……的名字则应一律删去。 最好由应邀具名者主动请辞。“挂名”之风，未可称善。对于这股败坏学术的邪风，应该抗拒而没有理由屈从.。   

   三，可否考虑不称“百科全书”而改称 “音乐辞典”（或“音乐百科辞典”）？A，就一般习惯而言，“辞典”在容量（不单指篇幅）、准确性、严谨性等诸多方面的要求，较之“百科全书”似略宽。与其有一部可能被认为不够好的、自我拔高的百科全书，不如有一部可能被认为比较好的 辞典。B，然而，二者间的区别又非绝对。“辞典”之称并无“降格”之嫌。《格罗夫》之外，例证尚多。如：有名的《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 Enzyklopädie），初版（1796——1811）就叫“辞典”。这并未妨碍它发生巨大影响——成为后世半数以上诸多不同语种百科全书的范本。“ 百科全书”之称，是经历一百多年之后，在它的第十七版（1966——1981陆续出齐）中才第一次出现的。（详见《布列颠百科全书》，Brockhaus Enzyklopädie条。）

                                                          (2003年，8月25日)  

   日前出版的《音院信息》报道：《百科》总计“约600万字”。这约等于三分之一本《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一千七百零八万字）或两本《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版，三百零三万字）。百科全书该有多少字，虽无成例，人们习惯上觉得它应倍于辞书，亦非无据。该报道又称：这部《百科》有“庞大的信息量”，“极强的学术性、权威性、客观性……”。何谓“权威”？《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尚未问世的“人或事物”，其“威望、地位”从何谈起？所谓“极强的权威性”，又是什么意思？工作还没有做完，便急着自我称赞，文字上的常识性要求都不管。这不好。

                                         （二00三，九月十七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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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人民音乐》主编信*

   张弦：

   回京前，曾想给你发一短信。那是在写完《附记》之后。已是深夜（像《白毛女》里喜儿唱的“打过了三更，夜正深啊……”），却了无睡意。顺手写下一堆废话。次日重读一遍，觉得不妥——像在变着法儿施加压力。有失厚道。于心不忍。于是压下。没发。也没删。现送上（附后）。你留作纪念吧。

   写信给Y，未假思索。只是想，共事多年，那毕竟是个老实、用功人，该对他说一声。信尾的话是：“我希望能引起一点讨论。不限于这件事。最好能扩大一点，能对改进学风有点帮助。我不了解情况。未必可靠的感觉是，我们有时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要求不够严格。有时，一件很大、很难的事，却做得十分随意、马虎。这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成为风气，要改就难了。这种忧虑也许根据不足。我想，你当能理解，也许还会给予支持。”

   读他复信，我的惊讶和悲哀，真是无以名状。

   这就是我们的首席音乐学家吗？！

   这就是我们享受中央政府津贴的“有特殊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吗？！

   这就是一个耗资百万的“国家项目”的主持人吗？！

   其逻辑、语言、器识……何以不堪若此？！

   这一切，难道是真的吗？！

   “不可理喻”“不可深诘”，此其谓乎？ “教授”“专家”，竟至于斯，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

   我无意向你施加压力。

   ——我不能做那样残忍的事。

   文章发与不发，究有多大关系？既不能惊天，又不能动地。原本无足轻重，何必孜孜蚤夜（否则断不会任其酣睡数年）。可做、该做之事正多，何苦为此虚掷青春？

   这是我的真心。全然不是“气话”。

   我将于两天后（十月十三日）离京外出。此后一周会比较忙。你们无论做何决定，都不必费事通知我了。thanks though．

                                                  李春光   匆上   2003/10/10，夜深

  ［附8/25信］

   张弦：

   写了几句“附记”。送上，请一阅。有何意见盼告。想来想去，我觉得你们不该删去那“访谈录”中涉及音院的文字。刊物要有力量，能吸引人，能起作用，就要不回避矛盾，就要有点“棱角”。那些话既无政治敏感性，又不伤害什么人。为什么要删呢？须要那样“含蓄”、“客气”吗？你读这“附记”，就会知道，我并不想胡闹一通，不顾一切去“拆台”。相反，我该算一个积极、严肃的“补台派”。心眼儿实在甚好。几年前“苦口婆心”提意见——各种场合，不下十次。没用。现在，近（逾？）百万元的“人民血汗”投进去了。许多作者付出了大量精力。弄成这样。事到如今，拆台吹灯实非上策。但是，目前情况下应做、能做之事不该再被置之度外。此事具有某种所谓 “典型意义”。惟其如此，更有公开讨论的价值。也许会“得罪”几个人？——如果他（们）心眼太小、善恶判断力过低的话。该不该为照顾虚荣而放弃益于公众、益于事业之举呢？和气、冷静、严肃的讨论有利无弊（包括对于被批评者）。想起二十几年前的一樁旧事。1979（80？）年,音协常务理事会，我建议做个“理事会决议”：一，停唱《社会主义好》；二，恢复《国歌》原词。把这“决议”报送耀邦（他提倡唱《社……》），同时在《人民音乐》发表。记得我还说：《人音》没人看。如果发这样的东西，就会有人看。人们会说：《人民音乐》啊，《人民音乐》啊，你真是“人民”的“音乐”啊……我发言后全场鸦雀无声。这建议有何（政治方面或其它方面的）违碍吗？啥也没有。不过几句众所周知的“大实话”而已——如同那小孩说“皇帝没穿衣服呢”。然而，它引来的，却是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的惊讶。亦有可引以为慰者，是张权女士的热泪（你告诉我的）……

   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世界该有点变化了吧？

   谁知道呢……

                     李春光 匆上   8/25   夜静更深 月白风清

       *《人民音乐》曾将《访谈录》全文（包括整理者“附记”、“补记”全文）发排付印。因该刊顾问Y强行制止而紧急撤稿。未久，相同的故事在《音乐研究》再演一次……

       这“历史记忆”有无保留价值?

       请“中国音乐学”网编者决定。

                                                     李春光 二00九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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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话是“编辑”（the editor）——《格罗夫》署名编者只有一人，称“Edited  by……”（某人编）。为与中文读者习惯相适应，此文中一律改称“主编”。——李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