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东山越艺社”

范瑞娟

（2005年9月19日发表於上海解放日报副刊《朝花》）

　　今年9月9日是上海越剧院成立50周年。越剧之所以能从一个绍兴地方戏走向全国，我们这一辈越剧老艺人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靠着共产党的阳光和雨露。回忆我们“东山越艺社”的成长，就感到特别亲切。

　　我原来参加袁雪芬同志的“雪声剧团”。1946年，袁雪芬同志因病回乡休养，雪声剧团解散，我便邀请老搭档傅全香同志再度合作，组建“东山越艺社”，意喻东山再起。我们请了“雪声”的旧部，又吸收了魏小云、项彩莲、高剑林、张桂凤、毕春芳、金采风、吕瑞英、丁赛君等参加，成为一个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艺术团体。1950年，我们提出到北京去演出，请人写信向田汉同志请示，很快得到答复，中央文化部艺术管理局发来了晋京演出的邀请信。1950年7月，东山越艺社带着《梁祝哀史》、《祝福》、《忠王李秀成》三台戏赴京演出，不但受到了北京文艺界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还传来了意外的喜讯，说周总理看了演出很高兴，请范瑞娟、傅全香和编导南薇、陈鹏去家里做客。大家又惊又喜，不知道总理是哪一天来看戏的。总理的家就是戏里的“相府”呀，怎么能让我们进去呢，心里又紧张又拘谨。刚进政务院，周总理就在门口迎接大家，随和地跟大家一一握手，亲切地问好。总理说：“我外婆家在绍兴，所以我从小就看过小歌班（越剧早期名称）。”又对我说：“1946年我就看过你和袁雪芬演的《凄凉辽宫月》了。”邓大姐插话道：“那时恩来同志是从南京参加国共谈判后到上海的，因为和谈破裂，政治局势紧张，他是冒着危险去看的。”随后邓大姐招呼大家吃饭。饭后周总理接了一个电话后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毛主席要看越剧，今晚请大家到怀仁堂演出。”大家真是又兴奋又紧张。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演出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特地到后台鼓励大家，他风趣地说，“就是马克思来看戏，你们也不必紧张。”首长的亲切鼓励，使大家放松了许多。演出结束后，毛主席站起身来向大家挥手致意，还让接待的同志请大家到瀛台吃夜宵。

　　党的领导关心越剧事业并不是从解放后才开始。1946年，周总理到明星大戏院秘密看《凄凉辽宫月》后，还会见了上海文艺界的进步人士。他对于伶等同志说：“一个地方戏曲剧种，能有那么多的观众，说明它有生机和活力，能团结人民，影响人民。越剧‘十姐妹’为筹建剧场联合演出《山河恋》，本身就是一个壮举，团结了人民，也团结了文艺界，这很不容易，文艺界应该多帮助越剧更好地工作。”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一直在关怀着越剧。1948年，田汉、安娥同志就为袁雪芬和我写了《蝴瑚引》的剧本，1950年又为“东山越艺社”改编了《情探》。没有党在政治上、艺术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个小小的地方戏曲剧种怎么会有如此辉煌的今天！

　　1951年，“东山越艺社”五十多位演员加入了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以后，华东实验剧团又招纳了朱东韵、张东珍、陈东文、张东娟等一批“东”字辈学员，艺术队伍更加壮大。我参加华东实验剧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袁雪芬商量为捐献抗美援朝“越剧号”飞机举行义演筹款。袁雪芬同志提出把义举搞大，再邀请中小剧团的越剧姐妹们举行一次大义演，演出由徐进编剧的《杏花村》，由南薇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一出由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吴小楼、王艳霞、吕云甫和李月芳主演的配合宣传抗美援朝的现代小戏《父子争先》。这次义演从8月10日开始，历时十余天，上海市各大小越剧团也就是整个越剧界的主要演员都参加了演出。上海越剧界为了抗美援朝的伟大事业团结一心，努力拼搏，终于筹足了款项，使“越剧号”战斗机顺利地飞上了蓝天。

　　刚完成捐献飞机的义演，又接到中央文化部下达的新任务，要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赴京参加1951年国庆演出，时间十分紧迫。舞美装置还可以抢制，困难的是人物的服装要到外地刺绣，实在来不及。那个时候民营剧团的服装都是演员自备的，特别是主要演员更是讲究每演一戏服装必须翻新，就是借债也要办服装。记得我从嵊县初到上海时，因为家穷办不起私彩，演出《三笑》时欲向同行借一顶“解元巾”，遭到了白眼，只好戴一顶堂众衣箱中的旧帽子上台，被老板减去了25元包银。将心比心，当我成为主要演员后，别人向我商借行头服装，我都毫不怜惜。这次赴京演出要新装服装是来不及了，我就把历年来置办的所有服装全部拿出来，供给国家剧团以解燃眉之急。这一年国庆，我们再进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及《宝莲灯》。1953年，袁雪芬和我主演的戏目拍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195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把这部影片带去招待外国友人和大会记者。1955年上海越剧院建院后，上海越剧院应民主德国和前苏联邀请前往进行文化交流演出。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戏曲团体出访，也是越剧第一次走向世界。

　　我这一段回忆只在上海越剧院建院前的五年时间。但就是在这五年中，越剧所走的每一步，都受到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扶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