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如辉与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在台湾发表

                                                            （许文霞）

     《许如辉与中国早期电影音乐》继英文版2006年在美国（Asian Cinema）发表后，中文版亦已在台湾《传记文学》2006年12月号上刊发，许如辉与小说家包天笑的像片，还荣登该期封面（民国）“大众文化的双峰”标题之下:

      该期目录页还特设“本期封面”像片简介：

     “民国时期的上海，引领时代最前卫、流行的大众文化。从上到下，各阶层的上海市民，透过由各种文字、图像与声音所组成的文化罗網，感知世界，认识时代；或者抒解情绪，投射情感，乃至于跟随由此而来的时髦而仿效之。在假日工余的休憩时间，翻阅着《小说大观》，捧读《上海春秋》之余，顺手播放著百代唱片出品、由胡蝶主唱的《劫后桃花》唱盘。大众文化以各种图纸、唱盘和影片的载题，纪录着市民们的所思所想，驱动人们的喜怒哀乐，也在国难当下鼓励人心。日常生活中，充斥著流行文化的各种元素，甚至难以在流行文化与精英经典文明之间截然区分。两者的结合关系，更能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的另一广阔面。图分别为晚年的许如辉与包天笑。”

     翻开刊物，首页为 “编辑室手记”，由成露茜女士撰写，介绍本期主题“大众文化的双峰”。现摘登如下：

     “这期的主题为大众文化的双峰，我们将为读者介绍包天笑与许如辉：一个是晚清民初的通俗小说家；一个是中国电影流行音乐的先驱。两个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很当行出色。包天笑是一位著名报人、通俗小说家、翻译家。他的小说，一向以故事曲折，引人入胜著名。可以说他是那个年代小说家，翻译家最光彩照人的一位。他尝试著以新的风格来表现他在创作上多方面才华，对现代文学具多方面的贡献。一生著译很多，有一百多种，在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现在由他的外孙鄒培元来写他，当然是再适当没有的了。从他们老小之间的相处，对一代文人的生活面貌有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及真实的描写，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珍贵资料。鄒培元写来，笔调轻松，有趣，读者看了当然哑然失笑，佩服他的文字设想之妙。因为我们读到的是他与这位近代中国著名的小说家之间百说不厌的故事，而他正是最适当的述说者。看了他们老小的对话，我想很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从文章中更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对自己志节的自持。

     许如辉所处的年代，上海当时正由留声机、默片时代，到有声电影，他躬逢其盛，为电影写下了不少的电影音乐和插曲，他的音乐，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如今许如辉竟被世人遗忘，近年来，在一些资料性的书刊上，虽有人提及许如辉的名字，但总的来说，他的名字与他在中国电影史、音乐史上的贡献与成就是不相称的。或许出于历史问题，学术界文化界长时间以来往往只把目光集中在左翼电影的发展上，而常常把左翼以外的很多东西给忘记了；正如他的女儿许文霞所说的：“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我国电影史研究可说长期陷于一个预设的‘左翼运动’框架之中，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未能幸免。很大一部分电影艺术家和电影史料，在官修的电影‘正史’中消失，致使岁月更迭，而历史原貌依然被荒草蔓枝所覆盖”。“文革”期间，许如辉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历程与磨难，他被迫写下了大量的“交代材料”。本文系根据这些“交代”整理写就的，她要让这个几为世人所遗忘的名字重新再记忆起来。许如辉作为一位颇有成就的音乐家，他的成就并没有消失，他仍然在影响著一批人。”

     《许如辉与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将择日整理上网。在此，我愿介绍一下《传记文学》。这是一本颇为传奇、很值得推荐的刊物，以填补民国史为特色。对生长在中国大陆的普通人士来说，该刊可能较显陌生；但在台湾和海外，它却是享有极高知名度的刊物，为学术机构、国史馆、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馆，及图书馆必藏之刊。《传记文学》创刊于一九六二年六月，每月一刊，迄今已出版了五百三十五期。刊头“传记文学”四字，由原北大校长蒋梦麟所题。创始人是刘绍唐，他原是北京大学胡适的学生，为追随胡适，由北京经香港入了台湾。创刊伊始，刘先生就定下两条办刊原则“超越党派，独立自主”，“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以及三个不登：第一，不登以化名或笔名所撰文章，以免不负责任；第二，不登当时人仍健在的庆寿应酬文字；第三，不登其它刊物发表过的文章。文章千古事，虽提倡自由撰稿，但编辑强调“虽是传记作品，但要以事实为依据，要做到无一字无出典故”。且自傳、评傳、年谱、回忆录、名人日记、重要手迹等均可入刊。纪念创刊三十六周年（一九九八年六月）时，还发布过一则励志铭：“历史是过去了的事，使过去了的事，永远也不会过去的，是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当年以刘绍唐一己之力，凭藉抢救民国史的意念，铁肩扛重担，为史家提供平台，最后如“清明上河图”般，全方位勾勒出民国社会政坛、军界、学林、文化、钱币、农医、商海、帮会、娱乐等千景百态。此外，还出版数目相当可观之专著，如刘绍唐的《民国人物小传》、俞大维的《读陈寅恪》等。相关学术领域比国内早出版二十年不算，其学术价值迄今不堕。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对刘绍唐作为极为赞赏：“壮哉绍唐，一人而敌一国”。刘先生另一称谓是“野史馆馆长”，并获政府嘉奖。刘绍唐老先生已于2000年仙逝，但他生前已开光盘产品之先河，出版了“传记文学”三十年、共四百三十三期、合一万五千篇文章制成的十一张光盘，全球发行。《传记文学》如今已走过了四十四个年头，社长由成露茜女士接棒，编辑顾问增至八位：成露茜、羊忆蓉、殷允芃、蓝博洲、喻蓉蓉、于翔麟、邱庆麟和简金生，刊物风格依旧。

    《传记文学》的“芳容”，可在国内大学、研究机构内专供教授阅读的参考资料室里见到，足见它“身价”不低。它已成了研究民国史的学者非常倚重、交口赞誉的刊物。相信不久的将来，它会走进寻常百姓家，使普通民众受惠，读到一部有别于正史的民国奇史。与此同时，民众还能一睹台湾《传记文学》是如何正派办刊、珍重人物、重视史料、抢救民国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

                                 （2006年12月20日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