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毓和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3月论文网

　　3)当然，各种不同的认识提出来也没有什么坏处，可以引起讨论，对今后改进工作总的还是有利的。至于，有人在会上说对“重写音乐史”的提法是禁止的，甚至被认为是“反动”的见解。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不符合客观事实、极其不负责任的挑拨性的论调，因而也是对工作的解决是有害的。

　　4)我多次认为由于我们搞历史研究的工作本身，就应该不断改进、以求得不断的提高，因而，不断的修改、重写，应该是正常的自觉要求。就我50年代末从事这一工作后，就一直处于不断的修改自己工作的过程。在1964年音乐出版社作为“内部发行”的“小白本”前就经过多次修改，在198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订，至1994年，在我个人的要求下，又正式出版了一个“修订版”。尽管这个“修订版”在短短8年内又已再版了10次，我还是要求出版社同意出一个“再修订版”，这个本子大约在今年底前可以面世。即使这样，我想自己还会存在不少今后值得不断修订不断提高问题。因此，我再次郑重表示欢迎各方面对我、包括我的教材的批评，我认为一切负责的批评，不管言辞如何尖锐，都是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至于，是否我的教材是一本整个错误的出版物，我想广大教师和读者将是最重要、最有力的评者。

　　5)刘靖之对我的教材提出“中共音乐史”的有力根据之一是说我的教材的出版是经过有关领导批准的。对此刘先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事实作为根据，大概只是推论。当然，作为出版物总要得到出版社的领导的批准。至于出版社的领导可能也是中共党员，出版社的上面还有出版总署，当然也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这是否就能作为其出版物都应加以“中共”这顶帽子的根据呢?作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无论是新闻、广播等部门，还是教育、医院、科研、出版等事业单位都主要是国家投资、而不是私营的，但他们都是作为人民政府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我的教材原本是我1959年正式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课自己编写的一本讲义，后来我也曾作为中国音乐研究所所组织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的一员，参与了在那里的集体编写教材工作，但我是当时组内唯一的每周有一天必须回校讲课，其他用作在研究所工作的一员。由于对历史分期等问题我不赞成当时编写组的意见，在我自己的讲课中仍用的是自己的讲义。1961年在北京香山召开的“教材会议”所提供的三份教材中，除了两份是以单位的名义提交的外，中央音乐学院提交的仍是以我个人名义的那份教材。经过各院校有关学者(如北京的郭乃安、李ｑｕáｎ@①民、李业道、上海的陈聆群等)的集体讨论，当时并没有以文化部的名义定下正式的统编教材。至1964年，我的讲义才以“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的名义、在音乐出版社作为“内部发行”的形式面世的。事实上各院校采用什么教材，一直是院校自己决定的事，文化部从未对此作过任何强制性的规定。“文革”结束不久，人民音乐出版社第三编辑室曾表示有兴趣公开出版我那份“内部发行”的“小白本”，但要求我在基本不改原章节框架的前提下再全面修订一次。稿子交出后又搁浅了将近两年，在1981年北京召开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座谈会”上，不少代表提出要求的前提下，出版社才决定将它正式提付出版。在赵ｆēｎｇ@②同志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还明确提出：“有人建议全国高等院校最好有一本‘通用’的教材。……我对此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希望全国可以多出几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材，提出不同的看法，引出健康的争论……这样会更有利于史学的发展。”赵ｆēｎｇ@②同志的这个“序言”，我在历次教材再版中均保留，以表明我个人的、欢迎批评和欢迎其他同类教材出版的态度。

　　6)我想顺便简单讲讲对冯文慈同志的意见的看法，总的说我赞成他提出的“两个传统同时并存”和“古今衔接”的呼吁。两个传统同时并存是客观的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但提出要两者在写史中求得“平衡”，恐怕一时难以实现。特别对各种传统音乐发展的科学研究几乎才刚刚起步，大量的实际工作还有待深入，这需要得到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解决的大课题。作为一种追求的理想目标是必要的，作为实际工作的具体要求，在目前还难以通盘给以落实。

　　7)我仍然认为在思想上要重视这个问题，但在实际写作上要“实事求是”。理由是尽管这两者是并存的关系，推动这两者发展的动力和环境还不完全相同。一般讲，推动新音乐文化发展的是与整个社会变革的民主革命斗争和整个新文化和新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而推动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特别如戏曲、说唱等)则是广大城乡人民精神生活的要求和艺人们在旧社会市场经济压力下的求生存的需要。因此，前者的发展速度快，艺术变革的幅度大，社会影响面大；而后者则相对的显得要慢而小一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国各种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变革纳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但在这半个世纪这两种传统之间的融合也大大加快了，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一般理解的“并存”关系了，也难以用一般意义上的“平衡”来要求了。

　　8)至于老冯提出的要注意“古今衔接”也是从精神上讲非常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上也要“实事求是”。理由是两者发展的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主要的改变是在古代史中不存在“两种传统并存”的问题，因此，要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两者进行“衔接”就不可能同等对待。客观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对待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就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9)写史是否要有“中心”?我认为作为艺术通史、特别是作为给本科生教学用的音乐史最好还是应贯彻“以创作为中心”更合适些。因为，创作问题一向是与各种艺术史本体最密切的具体体现。文学、戏剧、美术史的写作都是如此、音乐史的写作也没有必要来个根本改变。至于在音乐创作以外是否还应适当顾及其他方面(如音乐表演、音乐理论研究等)，这是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的。正如在通史之外，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专史，可以开设各种各样的选课一样。就是写音乐通史也应在突出创作这个中心外根据各阶段的实际适当顾及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理论研究等。再加上上述有关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样就能使我们的通史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

　　10)从上述种种，我再次表明支持对一切希望改进音乐史研究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断的“重写”、“修订”，一步步将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推向前进，这是我们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我的成绩就是那样一步步不断“修订”“重写”中积累而成的，过去是如此，现在和将来我还将如此地不断前进。

　　收稿日期：200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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