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世间已无唐德刚

2009年11月01日 东方早报

作者:周泽雄

   我心目中的文史好汉唐德刚，日前独骑瘦马，踏月而去了，享年八十九岁。那也是一个适合古希腊文化英雄的年龄，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就活到这把年纪。

   虽然失去了一座高山，好在，构成历史学家内在生命的，是作品，因此，山依旧矗立着。“泰山其颓”之类俗世套语，用在才思夭矫的唐德刚身上，我以为毫无必要，正如我也不会用什么“驾鹤”来表达哀怀，那与唐德刚融阳刚壮美和顽猴脾性于一身的学术气象，并不般配。我估摸，他一定急着找他的老师兼忘年交胡适博士没大没小地去聊天了。

   评价唐德刚先生的文史成就，远非我所能。不过，说到对唐先生的喜爱，我无意甘居人后。值此怀人长夜，细检喜爱之由，我觉得，有三种突出的禀赋，共生共济，相激相荡，联袂促成了唐德刚的非凡成就，我可以把它概括成通人、达人和才人。

   试问，身为史家，唐德刚可有什么足以标明自家名号的主义或方法，类似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或“数目字管理”？我的答案是没有。提到“吾人治史 ”，唐德刚说得最多的，是那个中国文化人耳熟能详的六字真言:“笔则笔，削则削。”我听他如此自报家法，已不少于五六回。乍闻此言，真叫卑之无甚高论，因为那原是孔子“春秋笔法”的核心原则，中国读书人对之咂吧了两千余年，早已把它嚼得题无剩义，如何还能倚为独家秘技？——然唐德刚的无双利器，正在此处。

   倘拘泥字面，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不过是该添则添，该删则删，别无新意。殊不知对这句话的理解，本身就得结合 “微言大义”。说来至简与做来极难，原非矛盾，史学家以还原历史真相为首务，还原真相则以充分占有史料为基础。然而，正如遍布裸裎男女的海滩不见得比帷幕重重的宫廷深院可以展示更多人性，未经深思细择的毛坯史料，也断然不会自发地生成史学。我们所谓历史的客观与公正，只能是经由史家锐眼烛照之后的再客观、再公正，故一删一削，最能扑闪出治史者的功夫见识。唐德刚频以此六字自勉，初衷恐不是向孔子致敬，效仿夫子的大义观和褒贬术，而是径直回归史家本分，强调自己“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的气概。老掉牙的手段，仍然不失辣手本色。

   欲成为第一流史家，窃以为须兼备两个条件，首先，他得身负不世之才；其次，他得老实，老实，再老实。汪洋才气辅以愚直态度，好似天马不辞缓步，如此，再幽僻的历史暗角，也会向他漏出一罅天光。擅长“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在资料收集和占有上，可说做够了笨鸟功夫，给李宗仁、胡适诸公立影造像，时间跨度可达六七年，甚至终生以之。

   史家的最后荣誉，必赖深刻可靠之见识而后立，故所谓史家之才，亦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八字上逗留徘徊。若非如此，则人事幽秘难得其真，历史纵深无由溯及。每一位唐德刚的读者，想必都会折服于他的见识，较之他缕述的历史种种，人们更加心仪于他风生水起、切理餍心的分析议论。他仗着史家本能和顽童心性就胡适给“偏怜独女”命名为“素斐”所做的汲探(“‘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莎菲者，胡适女友陈衡哲也)，以及得出的“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莎菲！莎菲！黄河远上白云间，你就是天上的白云！人间的黄蝴蝶啊！”之新奇结论，让人喷饭继之以钦佩。他在《袁氏当国》末尾当仁不让地写的一句话——“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我非但不嫌其狂，反觉清风徐来。史家而能练达如此，文字遂得江山之助。

   一位史学大家，有必要同时成为文章大家吗？当我们把文章漂亮作为衡量史家的标准，也许对寻常史学工作者有欠公正，虽然，真正的史学大师，又大多兼备一副文章妙手。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不知激荡了多少欧洲人的心灵，除了笔下的英雄事迹，文笔拔萃也是原因之一；《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文笔素为人称道；至于中国的绝代史家司马迁，单凭文章也足以傲视千秋。对此，唐德刚亦尝再三道及，他还赞叹过太史公把安徽土话“伙颐”(即今之“伙计 ”)写入古文的酷笔。

   我得说，史家兼备文采风流，初非在于吸引读者；出众的笔墨才华，本身有助于更加精准地再现历史的繁复、挖掘心灵的款曲。因为，凭一把大铁锹是无法修理瑞士钟表的，我们手上非有精细工具不可。语言之道亦可作如是观。何况，如他“雄伟深刻而俏皮”的老友周策纵先生所说: “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实际上，我对唐德刚才人本色的赞叹，也是以确认他有“极大的真实度”为前提的，舍此则不足论矣。

   “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这一点，我倒佩服胡适做学问特立独行的风格。”这话，也是唐德刚的夫子自道。斯人殁而山人亡，说他一个人带走一个时代，恐不为过。(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成寓思 百度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