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鼎稼

   《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是加拿大多伦多市许文霞女士纪念她的爸爸，音乐家许如辉先生系列文章之一。该文成稿之初，她就给我“E ” 来了，此后我陆续给了她一些建议，她欣然接受,修改定稿，现在这篇文章已问世4年了。期间，她又写了“续篇”——《许如辉与上海30年代流行歌曲》，挖掘了许先生更多史料，包括他珍贵的个人自述。文章还在编辑手中，我忠心祝愿这篇重要的文章也能很快公开。

    两篇文章都涉及许如辉先生早期工作的。从12岁(1922年)走出山乡浙江嵊县，到大上海，三年后进入大同乐会，然后步入中国流行歌曲创作的奋斗史。正如她在文中所写的：“中国音乐家的历史，合成了中国音乐史”，《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无疑是一份重要的了解中国早期流行音乐面貌的一份史料。不过在这里我不想多写篇评，这容易干扰朋友们的见解，我只想谈谈读后对许如辉先生人生的认识。

    许如辉先生12岁离开贫苦的家乡，远走上海谋发展，其中的艰辛自不待言。他以写歌为立足，这日子就不会太好过，但他不是一个严格划清自家“门前雪”和他人“瓦上霜”的个人主义者，只图个人翻身。他细心地观察着这个畸形的社会：“时尚的上海人涌向戏馆，欣赏外国电影，品尝西式罗宋汤，流连于歌舞厅乐此不疲；而与新潮无缘的那些穷困潦倒的底层人士，则衣不蔽体，沿街叫卖，蜷缩街头，挣扎在饥饿边缘，与嵊县乡下人并无二致”，“一幕幕自己童年的经历和上海社会的反差景象，变幻，交替地叠印在他的脑海里”。关心着最低层的许如辉，决定以他手中的笔和胸中作曲的才能为他们呼喊，《永别了我的弟弟》(1929年)，《卖油条》(1929年)，《回忆慈母曲》（1930年），《缝穷婆》(1935年)，《女权》(1936年)，《村姑乐》(1937年)……，就这样接连出来了，这为当时的十里洋场那浮肿般的华丽注入了一份清醒。

   记得有一句对杜甫的《三吏》、《三别》的赞言叫做“民间疮痍，笔底波澜”，我似乎感到也适用于许如辉先生。我不是说要把许如辉说成为杜甫般的成就，但确有杜甫的心怀，他对民间苍痍，观测着更是体验着，因为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仅仅这样的说，还容易把他的创作从周围的“浪潮”隔离开来，看成纯粹是个人的气质的静态表现，还难以说清他在那个时代的歌曲创作大潮中所占的位置和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应该同当时的音乐创作大潮联起来观察。许如辉先生，是上一世纪二十年代走出山村，走向“大上海”开始同命运搏斗，走上写歌的道路。那个时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国初创不久，国人从数千年封建束缚解放出来，追求男女平等，个性自由，寻求人性解放是时代的呼喊。三，四十年间一大批名家适应潮流，创作了大量动人心弦的歌曲，开启了一代人的心扉，《玫瑰我爱你》，《蔷薇处处开》，《夜来香》，《交换》等等，作为一个整体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它们在争取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打碎封建枷锁，促进西风东渐起了历史作用，被称为海派文化的一个标志当之无愧，即使其中有些歌曲带有脂粉气，以至沾上打情骂俏，但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也比正人君子提倡的女人缠脚，赞扬三从四德的“碑坊文化”富有人性，也就来得高尚，但另一方面看，在这般辉煌面前，也确会令人产生“萧伯纳皮鞋”之叹。【注】

    以当年的社会群体水平而言，更多的是忙于解决温饱的人，他们没有心情呤唱“妹妹，我爱你”，没有时间去“蕉影畔人徘回”，也没有闲情“夜来香，我为你歌唱”，他们心里想的是：“缝穷啊，谁家儿郎破衣衫，拿来替你缝两针，公子小姐不光临，我的主雇是穷人”(《缝穷婆》)，他们日夜焦急的是：“卖油条，卖油条，跑东跑西到处的叫，哪里来的温，哪里来的饱？今天油条卖不掉，一家老小活不了”(《卖油条》)。我不是拿这些歌来挖苦某些歌，只是说在霓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确有一部份人，而且在当年还是大多数人，急需要有人为他们呼喊，这的确是一些歌无法满足他们的。

   为这一部份(却是多数)人写歌，要冒风险，要惦量代价，特别是在上海这样霓虹灯文化中，要考虑市场效应。继许如辉的《卖油条》，《永别了我的弟弟》外，聂耳也是杰出榜样，写了《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飞花歌》。而许如辉从一而终，一直写到重庆大后方，写到五十年代后的戏曲改革，始终为底层歌唱。从这样角度看，他的作品反映的就不是个人的气质，还是他对“应负的社会责任”的理解。

   因此在读了几遍《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后，面前逐渐浮现唐人温庭筠在《早行》中写的一幅景象：

           山村深处一个严寒的清晨，此间一家旅店中有一位旅客早
        起赶路。为了不惊动其他还在熟睡的旅客，他轻轻推门蹑行，
        但门边晨鸡还是发觉了他啼了起来。这位旅客望了望天空，犹
        见一钩残月斜挂天际，他知道起得早了一点，想退回去稍息
        一会，但他有心事，迟疑一下后还是上路了。此时四周山岭一
        片寂静，四周尽见霜白而无人影一个。他跨过过茅店外的板桥
        后，桥上厚厚的霜留下了第一批人迹。

   温庭筠把此景凝结为著名的联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名句，帮我读懂了《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许如辉在那个时代的音乐创作中进入了此境界”。

    三、四十年代大批作曲家热衷于“望月兴叹，见花生情”  (再说一遍：对于冲破封建束缚，追求男女平等，个性自由这是进步，不能否定) 的题材时，有多少人愿为“缝穷婆”这类角色写歌？许如辉就象《早行》中那位旅客，在早年“鸡声茅店月”般的创作环境中，毅然冒着“严寒”，坚定朝着他心中的目标--“为底层平民呐喊”——走去，他的作品留下了“人迹板桥霜”，引导着后来人，迎接射向山区的第一缕曙光的到来。

    当然，今天的社会大众占多数者，已不再是“缝穷婆”，或是从事“卖油条”职业了。大家已坐着小车，唱着“卡啦OK”奔小康了，但我们今天的“卡拉OK” 加“MTV”的富态，的确是从“饿稃载道”的年代走过来的。听一听当年同《夜来香》并存的《缝穷婆》，是难得的精神升华。无论在哪个年代，心中记着最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也是医治一切富贵病的一帖良药。特别是专家们在写中国音乐史时，写到那一段“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海派音乐文化”时，切切不能忘记那许如辉先生踩出的“人迹板桥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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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们生产的皮鞋销售全球，穿上它后全世界穿皮鞋的人都会知道你的大名”，精明的捷克皮鞋大王劝说萧伯纳穿上他们生产的皮鞋帮他们做广告。“那还有穿不起皮鞋的人呢？” 萧伯纳微笑着回答。

                                                              （ 2005年5月26日[作曲家许如辉纪念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