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拔游国恩先生的“白旗”？

袁良骏

　　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以后，北大的政治气氛越来越 “左”，1958年掀起的“双反运动”，可以说是“反右”运动的余波。所谓“双反”，一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即批判系里著名的教授，拔他们的 “白旗”；二是批判“白专道路”，插无产阶级“红旗”。运动涉及全校师生，真可谓大张旗鼓，全民动员。

　　北大各系著名教授甚多，“白旗”为何“拔”起？似乎校党委、系总支早有通盘考虑。比如中文系文学专业，要拔的“白旗”主要是一级教授游国恩，二级教授林庚，三级教授王瑶。而拔游国恩先生“白旗”的任务便落到了我们1956级4班头上。

　　我们这个班是“反右斗争”的“模范班”，党支书和几位党支委都是“老党员”，久经考验，立场坚定，批判“右派分子”时很会无限上纲，画龙点睛，全班 30多位同学，“右派”和“准右派”（即所谓“中右分子”）即打了八、九位，几占全班同学的四分之一。这个“辉煌战绩”，曾深得领导表扬，党支部几位委员也有些飘飘然，似乎立下了不少丰功伟绩。这次“双反”，竟领来了批判游国恩先生的任务，大概也是出于校、系领导的信任和嘉许吧！

　　当时，全系只有4名一级教授：文艺理论家、系主任杨晦先生，文字、音韵、训诂专家魏建功先生，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再就是游国恩先生了。游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最擅长的是《楚辞》研究，他的《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楚辞讲录》、《楚辞论文集》等论著，早已誉满海内外，成为《楚辞》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说老实话，虽然我们上了先秦文学史课，读了屈原的《离骚》和另外一些《楚辞》作品，但大多是囫囵吞枣，真正读懂的不多。甭说别的，单是文字障碍便多得不得了。至于游先生的那些《楚辞》论著，我们只是听文学史老师萧雷南先生（他是游先生的弟子之一）在课堂上做过简单介绍，谁看过？谁又能看得懂？然而，拔游先生“白旗”的“光荣任务”，硬是历史地落到了我们班上。

　　党支书做“战斗动员”，要大家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树立信心，非要拔掉游国恩这面“白旗”不可，非要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不可。大家听了，面面相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说游先生是“大白旗”？他的《楚辞》研究错在哪里？我们《楚辞》都不懂，游先生的书更是一本都没看过，有什么能耐批判游先生？大概早就料到了同学们的困惑，一位党支委进一步“动员”：巧妇不能做无米之炊，感谢学校图书馆，把《楚辞》的许多注本以及游国恩的《楚辞》论著，都已经为我们用“集体科研用书”的名义，借了出来（说着指了指一个摆满书籍的书架）。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停课闹革命”，第一周，大家随意浏览这些著作，第二周，分成几个战斗小组，大家分头抓问题，确定题目，从第三周开始，便边学边干，战斗中学习，学习中战斗，争取三个月内写出10篇批判游国恩的文章，向党献礼。还说：大家一定要藐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专家没有什么可怕的，很多都是伪科学，骗人鬼话。我们有马列主义作指导，一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把资产阶级的鲜艳红旗牢牢插上学术阵地。就这样，一场拔游国恩“白旗”的战斗便打响了。

　　不出所料，几个月后，一批批判文章出来了，其中，就有我的一篇《游国恩先生的所谓“人民性”》。另外的文章，有批游先生搞“烦琐”考证的，有批游先生的“楚辞女性中心说”的，有批游先生关于屈赋的“四大观念”的……党支部又主持召开了“庆祝胜利”的会议，宣布我们已经拔掉了游国恩先生这面“大白旗”，我们的批判文章将送交校党委，由党委再选送著名出版社出版。果然，又几个月后，一套大红封面的《学术批判论文集》出来了，共4册，我的《游国恩先生的所谓 “人民性”》赫然在目，收在第二集。

　　然而，我毕业留校后，再也不敢看这篇所谓“文章”，一提起这场“闹剧”也难禁面红耳赤。怎么能把老师骂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呢？学术权威为什么就是 “白旗”呢？敢想敢干、解放思想，非得给老师抹黑不可吗？幸好，游先生被“拔白旗”数年之后，又主编了4卷本的《中国文学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又变成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了，真是谢天谢地！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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