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立阅读开始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后记

（苏小和）

　　记得是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北京西郊某个狭窄的阳台上看着夕阳渐渐睡去，忽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是的，那一时刻，巨大的黑暗蔓延过来，我第一次承认，我不知道我拥有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失去什么，我不知道权利，也不知道自由。我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像一只草率的野狗，仓惶奔走，无端愤怒，我终于承认我是一个彻底没有常识的人。

　　我愿意把这样一个黄昏当成我独立阅读生活的开始。逾几日，广州的戴新伟君竟然请我写一篇书评，他给出的题目是阿玛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电话里，他说是上海滩上的王晓渔推荐。那一时刻，我何其诚惶诚恐。一个星期后，我人生第一篇书评诞生。

　　真正的独立阅读生活就此开始。几个孤独的读书人彼此喂养，结伴而行，几年之后，我们竟然创建了一份真正的民间阅读刊物。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能看见王晓渔在一堆繁复的史料里刨开的思想，我也能看到成庆坐在音乐厅里，优雅地切开古典音乐。至于戴新伟，我知道他总能找到最好的书。他在不同的书架上游走，然后把大好的阅读信息带给我们。他是我所能看到的世界里最细腻的读书人。

　　生活从此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态！我靠着独立阅读改变了自己。

　　现在，我经常想起我过去的荒芜、单薄和苍白。我想我漫长的生活其实一直与独立阅读无关。记得小学阶段，我读到的第一本书是《柴油机原理》，因为我父亲维修柴油机，这本书是他的工具，文字不多，可是关于柴油机的图画很多，我一直拿它当小人书看；有一次我还读到了一本完全没有书皮的《七侠五义》，可是里面好多繁体字我根本不认识，只好求父亲帮我讲，这一讲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父亲讲完这本书，兴致大发，接着给我讲了薛仁贵征西、商纣王与苏妲己的故事，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故事会，我的童年时代将是一片空白了；有一次一个远房兄长来我家，贼头贼脑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发黄的、前后差不多撕了一半的书，并告诉我书的名字叫《六十年的变迁》，我嚷着叫他借给我看，他说这是禁书，拒绝了我的请求；对我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鹰击长空》，我忘记了作者的名字，认真看完了，满书的形容词，笔法很激动，符合我当时的口味，我甚至把书里面的优美词语一个个抄录下来，然后想办法用在我的作文里。

　　如此狭窄的阅读经历，显然不足以支持我独立思考。许多年以后，我细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在第三章读到了森对三种价值观的比较性分析。森的阶段性结论意见让我豁然开朗。

　　“每种派别的长处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其阅读基础、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来理解”。

　　森强调了自由阅读的重要性、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这种强调很对我的心态。基于阅读产生的信息基础，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习惯和方法，在一个不自由的信息环境下，我们的方法可能是片面的，我们的观点有可能是无效的。

　　生活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啊。

　　我的朋友叶，来自中国台湾某商学院，他在市场营销方面有自己的阅读体系。一次企业家沙龙上，他听内地一群学者和企业家大谈商业文明，大谈宪政建设之后，有些遗憾地说道，“我完全不能想象，一群企业家竟然在这么好的沙龙里谈论政治，谈论文明这样虚幻的东西，今天的台湾企业家在一起谈论的，永远都是利润，是如何赚取利润的方法”。

　　清华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朱先生，在给学生讲述企业的金融问题，尤其讲述企业如何完成私募的时候，话题带到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应该怎样定位。朱教授的结论很简单：“大学校长是干什么的，大学校长是为这所大学到处找钱的”。

　　杨鹏是内地研究中国政治生态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他提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公共产品的缺失，这样的观点让我心仪。他偶尔会读一读我写的本土企业模式案例。见得面来，杨先生说，“你观察并写作的本土企业商业模式价值不大，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没有解决商业文明元制度的前提下，更是没有价值，中国企业哪有模式可谈？”

　　同样来自中国台湾的费先生和我有过一次关于媒体的使命与责任的沟通。他说：“我知道内地的媒体朋友向往新闻自由，但我提醒你，台湾新闻自由之后，引来的是一大批媒体的死亡，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它所发生的变化几乎让人接受不了。所以我劝大陆的媒体朋友多思考一些媒体的定位问题、市场的细分问题、受众的接受问题，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是媒体能不能活下去的重要问题。”

　　上述观点放在一个狭窄的阅读范围内，应该说都正确，但把阅读范围拉开，则很轻易就能看到其不足之处。现实局面正是拉开性的，阅读的范围问题无限外延，其限制则无所不在。如同森所言，考察这些观点的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数据，就成为我们的必要功课。

　　叶教授的信息数据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他是用目前的阅读数据掩盖了他过去曾经储存的阅读数据。人都是容易健忘的，我想叶教授也不例外，他把台湾过去发生的历史信息丢到回收站里了。

　　金融学教授的阅读渠道主要来自他的专业，这种与众不同的长处经常会得到企业的回报，如此，他便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信息数据放大并复制到了其他领域。我听完了他的观点以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蔡元培先生还活着，你认为他会认同你的观点吗？

　　杨鹏的阅读数据有局限吗？他对我的工作的否定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自己经常生出工作虚妄之感。但杨的方法在这里仍然是扩大了他的个人阅读数据的价值，并用他的信息体系轻率地覆盖了我的信息体系。很多批评性工作可能都在沿用杨鹏的范式，并且这种范式的强权性非常隐蔽，隐蔽到连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

　　费的信息支持我想应该来自于一家媒体的经营范围。媒体是经营单位，是企业，这是常识，但媒体是公器，也应该是常识。这么看来，从事媒体的人在阅读时，其范围更大，而限制显然要更少。这就是做一个媒体人的难处。曾经听说有人谴责默多克在东亚的投资放弃了信息自由的底线，主动迎合强权的信息限制，而默多克对此不屑一谈，他说在他的企业里，他有处理信息的自由。默多克为了利润，或多或少把自己的阅读视野主动收缩了。

　　如此看来，做一个真正的独立阅读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坚守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应该从独立阅读开始。某种意义上，我对中国的阅读，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而开始小心翼翼地工作：我不仅要去除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阅读障碍，也要去除来自商业方面的利益遮蔽；不仅要防止群体性的盲目阅读，更要防治个人阅读上的画地为牢。我的阅读是私人性质的，但我的阅读视野却要努力拓展。我需要选择，需要交流，也需要坚守，这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但独立阅读中国的快乐也在这里。

　　哦，中国，这苍茫的土地，这佝偻的人群，在我的眼前缓慢铺开。这熟悉又陌生的风景，堆积在历史里，我听见一个国家古老的叹息，也听见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残存的悲伤。多少年过去了，我以为历史就是帝王将相和农民起义，但是今天我读到了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是的，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这是我阅读中国、阅读自己最醒目的路径。这是一条具有经济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优美之路，我和我的朋友们彼此喂养，结伴而行，渐渐长成了一些有常识的人。

　　（苏小和：《我们怎样阅读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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