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到洪欣格

(韩晗 新浪博客 2009-11-25 )

     记得是2005年，一位浙江老人，年近百岁。正在家中休养的他接待了前来探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这位浙江老人喟然长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如此伤感的“百年一叹”，最后竟成千古绝唱，这就是中国教育界颇有争议的“钱学森之问”。

    现在是2009年，还是一位浙江人，一个名叫洪欣格的女生，14岁，因为“五十万字”的作品以及“优秀的英语水平”，被浙江某高中推荐，准备破格进入北大学习，但是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这个小女孩直言不讳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老板！

   如此看来，“钱学森之问”在洪欣格这里无法获得解答了，对于北大这次“权力下放”，我是反对的，这样根本无法寻找到合适的生源，且不说对于社会科学人才无法在高中阶段判断出来，纵然是理工科人才，数理化成绩也不能说明一切，童第周、华罗庚都是初高中成绩都不理想，在有问题的初中与高中制度下，究竟能培养出或推荐出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苛刻一点，请问这次北大是想挑选优秀的学术人才，还是一场转移招生矛盾的作秀？

    答案恐怕只有日后才知道。

    我想说的是，推举制度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学精神或是尊重学术的公共理性不建立起来，而且竟然把权力下放到中学这一级，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汉朝的举孝廉为何让位给科举制？最大的弊端恐怕是来自于基层的腐败——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我成绩是最差的一个，读初中时成绩时常位居倒数三名，但是学校从来不让我参加任何形式的作文比赛，我爱好写作，却没有发挥的空间。每当学校有写作奖项征文时，霸道的班主任都会把名额给一些“有背景”的学生，但他们却从未拿过任何奖项。

    每当我深夜在书房看书、写东西时，我就会回想起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无辜的学生在老师面前，恳求一个去省城参加比赛的名额，但总被英语、数学，甚至生物这些课程的成绩，甚至班主任还召集一些“有来头”的学生投票，“谁最不够资格去比赛”，答案当然是我，于是我就被冷冰冰地拒绝掉了。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来自于校方的所谓推荐，从来都是成绩说话，从来都是硬件说话，书是自己的写的，分数是自己考的。记得有朋友问我，韩晗，你写了七本书，发表文章四百多篇，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三次，你从高考到考研，在升学的路上获得过多少次破格推荐？我说从来没有，直至现在，我还每天跑图书馆，像一名高中生一样，准备我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因此，感谢没有这些破格，让我走到今天。

    这位破格进入北大的女生，最显著的特点是英语好——托福雅思什么都考过，我不明白英语缘何与奥数一样，成了一个变态的评价标准？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吗？三十年代全东北学日语，五十年代我们全民学俄语，现在我们全民学英语，下一波我们又该全民学什么了呢？这就能带表她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学术能力了吗？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弘扬公共理性与学术道德，是对于“人才标准”的重新勘定，而不是以破格、推荐这些形式去寻找官方意识形态下的“人才”。中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不是欧洲，我们为何不从人才的出口实施新政，实行宽进严出的公共学术资源共享政策，而在人才的入口做文章？四年后洪欣格结局如何，谁人可知？须知我们的人才是建立在驯服、英语成绩与某些人物的观念之下，真正的人才在何处？我不知道，恐怕大家也不知道。这位立志当老板发大财的人进了北大，究竟能否给我们的教育体制带来什么——这让我想到了某些打着作家名头的年轻人，进了大学，成了公务员，拿了奖，最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学术与文学重重地一脚踢开。

    我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可悲，为知识分子的无奈可悲，更为学森老的“钱学森之问”而心冷，我们的大学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出发点与人才标准都差之千里，还能指望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