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哉吴晗，壮哉吴晗

——写在《吴晗全集》出版之际　　

刘志琴 09-11-16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任职17年的北京市副市长，如今已经离世40年了，40年足有两代人之遥，也许他那忠厚长者的风采已经被人淡忘，但“吴晗”这一名字却永远铭刻在中国现代史上，见证了新中国的兴盛和悲哀。他从一名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一跃而为任职17年的北京市副市长，并非是他的初衷，早在西南联大投身民主运动时，就与闻一多约定，待到民主政治实现，立刻退回书斋，专心著书立说。可他这一夙愿终身未能实现，虽然他一次再次辞官，向往重返校园，又一次再次服从工作需要，听从党的安排，勉为其难而又尽责尽力，喜耶 ?悲耶? 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情怀。

　　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虽然事与愿违，当了高官，紧跟党的步伐，兢兢业业，但不变的是学术良知，毛泽东几度批评他的《朱元璋传》贬低农民战争领袖，明确要他把朱元璋的晚年“写得好点”，他诚惶诚恐努力修改，始终不能使毛泽东满意，为此他遍寻史籍，搜阙补遗，但修改的结果几乎依然故我，这不是不听从毛泽东的教导，而是一位史学家坚持从史实出发的本能，是这一道德底线使他没有屈从政治需要，随意篡改历史，保持史料的本来面目。现实与史实的冲撞，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苦恼所在。

　　以这样一名严谨的学者，成为高官，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误会。但作为一方官员，他始终听命于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包括他说过的错话、办过错事。1959年当毛泽东点名要他撰写直言敢谏的历史人物海瑞时，他兴致勃勃地一连写下《论海瑞》、《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等学术文章，岂知到1965年风云突变，这些奉命之作顿时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作为学者的他也许永远不明白，这是毛泽东有心从北京市委入手，打倒刘少奇，进行路线斗争的突破口，吴晗就此成为引爆线，在中国燃起一场熊熊大火，几乎将新中国毁于一旦!

　　人们若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和挫折，认识十年浩劫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吴晗就是最重要的见证人! 《吴晗全集》的出版为当代人和后来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难得的是，他的书信和几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具体而翔实地展现了一名民主战士、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一名才华横溢的学者，一生的梦想和追求，最终被毁灭的行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最沉重的一笔文化遗存，珍藏这笔记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说起吴晗几乎与《中国历史小丛书》联系一起，吴晗在民众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不因为副市长的头衔，而是为民众普及历史知识的亲自操办的实事。

　　这套小丛书出版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论时期间是介于20世纪初的史学革命与21世纪初传媒史学之间，由此兴起的史学通俗化浪潮，上承新史学的遗风，下启当代讲史人的智慧，承前启后，在现代史学发展中留下光辉的一页。尤其是小丛书融汇大众性、趣味性与学术性于一体，使人们在轻松阅读中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深入思考，对读者具有永远的魅力。它对历史题材的选择、编辑的方针都足以对当今的史学时尚补正纠偏。回顾这一历程，不能不追思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先行者的足迹。

　　20世纪初新史学揭橥，是史学思想的大变革，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的同时，提出，历史要让国民知道他们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政治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史学的视线与读者的群落从上层转移到下层，这对中国传统的旧史学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有“史界革命”之誉。

　　这一创举在学术界得到热烈反响，吕思勉率先推出白话史学《中国简史》，顾颉刚评论这是“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一时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陈衡哲的《西洋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等，都以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文风，得到读者的好评。在通俗史学中，佳作甚多，规模最大的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写得最为生动有趣的当数陈 (禾+犀)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然而这一通俗史学尚未充分展开，就因民族革命战争无暇顾及而自然搁浅。

　　真正使史学走向通俗化的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这是由吴晗领衔的动员各路专家撰写小丛书的大动作。建国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述，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成就了新中国史学的辉煌业绩。然而由于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成阶级斗争史，强烈的政治性和观念性冲淡了史学的平民色彩。写作的程式化和千篇一律的说教，使历史读物成为枯燥无味的政治教科书，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为改变这一局面，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发出呼吁:“ 为了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士兵，也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有权力提出这个要求，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人民。”强调这“是一件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

　　吴晗不仅著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在他大力推动下，这套丛书，从1958年开始累计出版近300 种，印数多达1000多万册，与此相应问世的，还有陈翰笙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这两套大型通俗历史读物都设有专门的助编机构，聘请著名的历史学家执笔，开创了大专家写小著作的新风气。每本书二三万字不等，题材多样，短小精致，通俗简练，每册至少发行10多万册。当人们津津乐道今日流行口袋书时，殊不知，这可追溯到五十年前这两套小丛书。它们所具有的多样性、通俗性和权威性，是当今某些时尚读物无法比拟的。

　　吴晗本人就是撰写通俗史学的高手，他的《廷杖》、《论贪污》、《谈三字经》、《海瑞骂皇帝》、《古人的坐、跪、拜》、《历史上对君权的限制》等等，以及结集出版的《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等历史随笔，都以明晰流畅的笔法，睿智深刻的思想，准确无误的历史知识，引人入胜，非常畅销。明史专家王天有教授评价说，吴晗的历史随笔是他最闪光的亮点，每篇文章举重若轻，都是值得深人研究的命题。

　　在吴晗和小丛书的推动下，一本本深入浅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联翩而出。出版社纷纷推出通俗读物，最受欢迎的是语言学家林汉达撰写的春秋战国故事新编系列，它的篇幅虽不算庞大，但难度不同寻常，要知道先秦的《春秋》乃是编年体，事无大小，逐年、逐月、逐日加以记载，其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就达2500多人，战国时期人物更多，因此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故事可能分布在各个年代，而春秋时期就有300 年之久，这对史学研究来说是实录，对阅读者来说，可就零乱不堪，要将这样高度分散的人物、事件连贯起来，加以综合描述，那可不是朝夕之功。这部故事新编出自语言学家之手，文字清新，故事凝炼，情节跌宕，可谓通俗史学的范本，所以一版再版，至今有关春秋战国的一些影视作品多以这部系列为参照。假如在传媒时代，林汉达一定拥有众多的粉丝，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明星! 前传媒时代没有给他们眩目的称号，然而正是他们以开路先锋的魄力和胆识，在现代史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