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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民族音乐剧概念已经进了我们的视野
12/26/2009 点击数:1122

民族音乐剧概念已经进了我们的视野

  闻《09上音音乐剧论坛举办》有感

(无名)

   《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制作人论坛》的举办,民族音乐剧的概念也随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音乐剧制作人论坛开幕,左一文硕)

   上世纪中叶,百老汇音乐剧成为好莱坞电影一大支撑点,西方的音乐剧创作和市场,此起彼伏,从末见冷寂消沉。从脍炙人口的《真、善、美》、《奥列弗》、《悲惨世界》、《雨中曲》直至近期的《红磨坊》、《芝加哥》、《猫》、《歌舞青春》……仍似方兴末艾,屡试不爽。至於中国的音乐剧市场,“除《猫》多少有赚以外,无论是欧美音乐剧还是原创华语音乐剧,无不难逃一劫,市面上遍体鳞伤,看上去哀鸿遍野,歌舞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真是一片惨状!但我感到这全都归咎於音乐剧这种艺术形式“脆弱性”,似有不妥。对於“音乐剧”如何界定,文硕先生的许多独具匠心的观点,本人均颇为欣赏和赞同。对於音乐剧如何定位,这个问题,说小了,是没事找事;说大了,是足以创立一座丰碑,掀起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在这点上,我倒认为可以探讨探讨,或许能找到一柄可以给人以启迪的钥匙。

   “音乐剧”的名称,来自百老汇的帕来品。从形式上看,载歌载舞,有的有故事情节,有的则是某个演唱会式的延伸。这个定义如何界定,我认为曹禺先生一语中的,说出了音乐剧真正的涵义:“音乐剧不是话剧,不是歌剧,不是芭蕾舞剧。它综合了音乐、舞蹈、道白、戏剧文学、人物扮演、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因素。我以为可以称之为美国戏曲。”一点不错,从广义上讲,音乐剧包涵了音乐、舞蹈、道白、表演等诸般戏曲元素,这些构成元素,从中国金、元的院本、杂剧时代早已明确存在!我们不妨从《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这两部的“古化石复原”的演出中,尽可找到合理的印证和答案!如果从这个切入点来看待所谓“民族音乐剧”的发展和前景,那真是一条无与伦比的康庄大道!它的根须可抵达触及的深度和广度,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所无法相比拟的!我们有浩如烟海的戏剧文学宝库,元杂剧、明传奇、昆腔徽调、青阳弋阳、花鼓采茶、梆子滩簧……如此多的剧目脚本,曲牌声腔,程式特技,足够供我们开拓一个星球的文明!“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音乐剧复兴运动”有何难哉!我们还不到陈子昂发浩叹的危亡时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尽管眼下传统文化,遭遇时代和人为的挤兑,陷入低谷困境,惨不忍睹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剧。兴好“申遗”这个伪命题,等待上层审批下来,手续繁复,尚有一段类似虚拟的过程,传统文化濒临绝境,但还没断气,有志者犹存星火,认同文硕先生观点的也不在少数。问题在于行动!一次失败,则是成功之母!虽说没啥了不起。但非官方的民营“细胞”势寡力薄,经不起挫折和失败也颇为现实。再说文硕先生还没有大师封号,没那么多行政资源可供挥霍戏耍。我佩服文硕先生,是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孜孜不倦为理想甘愿担当普罗米修斯角色的精神。须知拍电影是个风险性极大的产业,它可以创造成亿上万的票房奇迹,也可能血本无归。他自筹资金,不惧风险,卖房拍片,敢啖螃蟹,终於完成音乐剧电影《爱我就给我跳支舞》创作。虽说聊可欣慰,但主流媒体均未见置评,终究难成气候。就从有这点精神,捣翻一个百老汇何足奇哉!试看一个花木兰,一只小熊猫,就让迪斯尼日进斗金!文硕先生并不狂,这叫志向、志气!为什么《光明日报》《文汇报》不能借他些许东风?我不免叹息:我们时代,缺少的就是别林斯基、莱辛……看来我的奢望离现实世界太过遥远,太不切合实际!当今中国,美女封面杂志随处可见,要找一本《汉堡剧评》、《祖国纪事》式的刊物比银河系找颗芝麻行星还难!“为艺术而艺术”的傻冒早已是凤毛麟角,没有孔方兄,谁还会瞎气劲?所以,对待文硕先生一般人物,理应给於多多支持和理解!

   中华文化的遗产是座什么样的矿山!你不妨也吆喝一声“芝麻开花”试试!光一个“三言两拍”就有两百个好故事,再加山《聊斋》式的笔记小说、《二十四史》、《山海经》、弹词宝卷、演义小说、元明戏剧……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个花木兰小故事,就能翻江倒海,更何况我们蕴藏了大铀矿!如果引发裂变,地球也会摇三摇!但我们少的是找矿的伯乐,多的是吹竽的南郭!处处遭遇“身在宝山不识宝,只认外国和尚好”的人物尸位素餐,也只有徒呼奈何了!

   举个例子吧!好莱坞上世纪中叶拍摄的电影《奥列弗》,是一部典型的百老汇风格的音乐剧。载歌载舞,热闹非凡。央视音乐频道也曾播放过,影片将百老汇大起大落的舞蹈特色与故事的叙述,天衣无缝地柔合成一出成功的音乐剧,可以说完美无缺一气呵成!情节的展开与歌舞的设计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因此捧回了好几尊奥斯卡小金人!它原始的故事,取材於英国文学大家迪更斯小说《奥列弗尔》。多次被搬上银幕。即被中国人翻译成《雾都孤儿》的便是。

   最近中国新排的音乐剧《花木兰》赴日演出获得成功,因无缘一睹,不便妄议。但这个题材早在七十余年前许如辉前辈就以“乐剧”的名称编排过,为中国民族音乐剧着了先鞭。当年,轰动巴渝蜀城,为抗战救亡助威扬纛,也曾风光一时!这也是民族音乐剧史不容抹去的一页华章!只可惜残稿虽存,无人重续辉煌。只能眼睁睁看着迪斯尼抢了中国人风头。但大洋彼岸那位花木兰,仿佛祗与阿拉丁沾亲带故,已非“唧唧复唧唧”的当户理杼的小妮子了!

   以上两例,将音乐剧植根於民族文化沃土肥野的关系,已表明得十分清楚了。有如此深厚的传统民族文化为后盾,还愁奇葩异卉不争相怒放,濒临枯绝?

   但音乐剧作为一种艺术品类,毕竟不能与歌剧、戏曲划等号。它有着自身所特有的符号和基因。中国新歌剧《红霞》、《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虽说是话剧加唱,有别於西洋歌剧,但终究不能划归音乐剧范畴。要成为音乐剧,还须作非常艰难的二度创作。尤其在舞蹈的方面,更要有超凡脱俗的突破。否则难以蜕变。戏曲亦然。我想再举一例。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由郭晓男导演的茅(威涛)版《梁祝》,尽管我也曾撰文对他的某些处理甚为不满,至今仍坚持我自己的观点。但在导演处理这个角度看,郭导的某些处理仍有可圈可点之处。以“回十八”这场戏而言,从文学角度而言,对他的“离经背道”彻底颠复的“改编”恕难苟同,但他却用了“音乐剧”表现手法,让一批莘莘学子,随梁山伯“梨花落”式“报花名”的唱词中翩翩起舞,还是有点新意。在“山伯临终”也用了相呼应的手法。只是这些颇具趣味的创意用得不是恰到好处。如果索性将《梁祝》改编成越语音乐剧,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它还是越剧!既是越剧,那只能说它是败笔!但败笔中显露出点滴灵气,也可佐证这种借鉴和蜕变,是完全有可能的!

   文硕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制作人论坛上表示:“我们应以民族音乐剧的名义反对全面西化,扼制纯粹的民族主义,把娱乐还给舞台,把欢乐还给生命,把戏剧歌舞还给艺术,把艺术尊严交给文明,让民族文化重返中华民族的音乐剧世界,从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音乐剧复兴运动!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音乐剧才能再次焕发生机,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说得并非没有道理。音乐剧这个外来艺术形态,要想移植成功,提出民族音乐剧这个概念,确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它可以与我国的新歌剧、传统戏曲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形成鼎足之势!但有一条,音乐剧仍是音乐剧,不过是有别於百老汇式的中国民族音乐剧。这是一个聪明的提法,也可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剧的美学理论的依托点,让其为我们民族音乐剧的成长与发展鸣锣开道,走向繁荣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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