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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宏宇《音乐研究》关注许如辉
1/25/2010 点击数:1514

宫宏宇《音乐研究》撰文关注许如辉

 

近二十年来海外有关中国音乐研究之发展与动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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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宏宇 新西兰国立理工大学

(《音乐研究》 2008年第04期)

  ( 现在英国舍菲尔德(Sheffield)大学音乐系任教施祥生是近年来在国外民族音乐学届研究比较活跃的一位,也是在上海做“田野工作”较早也比较多的外国学者。他1989—1990年度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过,做博士后时又数度来上海做实地考察研究。他的《阿炳的生平与意义》一书1996年出版后曾颇受好评。奇怪的是,他的新作着重的是作为“现代上海传统戏曲的沪剧”,他本人以前的研究也曾涉及到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音乐,但对许如辉却没有提及。以创作流行“时代曲”闻名的许如辉在50年代初期为沪剧的改革做了很多事,他参加音乐设计的剧目就有《罗汉钱》、《为奴隶的母亲》、《少奶奶的扇子》、《妓女泪》、《陈化成》等多部。其中《妓女泪》还是施祥生重点分析的案例之一。对这样一位中心人物的疏漏,不能不给人以海外学者对原始资料掌握不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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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阶层对弹词这一起自长江下游的民间娱乐形式的利用,也完全是因为它的工具性。弹词和一般的通俗读物不同,它可以演唱,又特别受到妇女的青睐,统治阶层可以通过借用这一听众容易理解且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达到道德和知识性的功能。本森在其博士论文第三章中,通过比较国民党为防止社会商业化所播放的开篇和上海商家为推销商品所播放的开篇,来阐述统治阶层是怎样利用弹词来达到它的统治目的。这一切入点和以往的研究颇为不同,因为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对民间形式加以利用的,对国民党所采取的类似策略缺乏关注。其实,如本森的论文所示,国民党对民间音乐形式同样予以利用。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为配合其所发起的新生活运动,通过南京的电台利用弹词对当时的商业化倾向进行抨击。国民党所要推崇的生活理念与上海商家所要标榜的商业社会大相径庭。国民党所提倡的是一种斯巴达式的俭朴生活,而商家所要营造的是商业化的重消费的社会。两者都企求通过对弹词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听众对官方和商家的这种功利性做法是如何反应的呢?他们对弹词又是怎么要求的呢?在第四章里,本森通过对30年代初、中期听众点播节目的分析清晰地表明,一些对政府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表示同情的听众通过弹词一方面表达了他们对商业化倾向的厌恶和伤感,另一方面重申了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拥戴。虽然如鲁迅所说,海派姓“商”不姓“官”(鲁迅《“京派”与“海派”》,载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但是赤裸裸的商业化举动也同样会引起听众的反感,从而导致消费者对商家货物的抵制。商家不得不改变策略,通过改动弹词的内容,把消费者变成令人景仰的英雄。在最后一章中,本森通过对张恨水《啼笑姻缘》弹词本的个案分析,进一步说明上海文人在弹词艺术发展中的重要性。而文人对弹词艺术的介入也是与上海的商业环境有关的,因为电台和收音机的盛行使得编写弹词唱本有利可图。

  对于中国说唱艺术的研究,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专著和论文出现,如曹本冶的英文专著《苏州弹词音乐》和他发表在《亚洲音乐》上的有关中国说唱艺术中的音乐结构的论文。和以上提到的展艾伦、韦慈朋等人的研究相似,曹本冶注重的也是对弹词音乐本身的研究。但在行文上却不如前者那么流畅可读,在总体的历史阐述和音乐分析上也不如前者那么条理清晰,所以在国外的影响相对来说小一些。进入到90年代后,关于说唱艺术的研究在国外,特别是在北美和欧洲,更呈现出上升之势。但是,研究的重点已不再只是说唱艺术本身,而是多以说唱艺人的生平为经,以中国白话小说为纬,以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为背景来达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传承流变的目的。如现任教于哥本哈根大学亚洲学系的挪威汉学家易德波(Vibeke Bφrdahl),在90年代初期就扬州的说书传统撰写的一些论文,关注的就是中国说书艺术中口头与书面传统的互动问题。1996年她出版了英文专著《扬州说唱的口头传统》,1999年她还把北欧亚洲研究所于1996年8月举办的“现代中国说唱文学国际工作坊”的论文编辑出版,书名为《永远的说书人:现代中国的说唱文学》。书中除了论文外,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了来自中国扬州的五位说唱艺人——王筱堂、李信堂、费正良、惠兆龙、戴步章——的演出。

  和弹词一样,沪剧也是上海开埠以后随着上海都市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剧种。它的全盛期和大上海的剧场、游乐场、电台、唱片的高潮期一样,都是在20世纪的30、40年代。正因为沪剧的兴起是与海派文化紧密相连的,所以有关沪剧的研究近期在海外也颇受青睐。如施祥生的《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一书就是一例。除了对此剧种的历史渊源及在上海的兴起、不同时期的代表剧作、具体的音乐特征、沪剧名家及其表演技艺等有简单扼要的介绍外,施祥生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阐述女性角色和女演员的兴起、沪剧与海派都市文化的关系、沪剧与1949年后的政治等理论问题。在笔者看来,施氏的新作虽然在研究的切入点、所叙述主题的筛选以及总体的叙述上不乏可荐之处,但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阐述女性角色和女演员的兴起时对国外同类研究的借鉴和诠释。  

      现在英国舍菲尔德(Sheffield)大学音乐系任教施祥生是近年来在国外民族音乐学届研究比较活跃的一位,也是在上海做“田野工作”较早也比较多的外国学者。他1989—1990年度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过,做博士后时又数度来上海做实地考察研究。他的《阿炳的生平与意义》一书1996年出版后曾颇受好评。奇怪的是,他的新作着重的是作为“现代上海传统戏曲的沪剧”,他本人以前的研究也曾涉及到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音乐,但对许如辉却没有提及。以创作流行“时代曲”闻名的许如辉在50年代初期为沪剧的改革做了很多事,他参加音乐设计的剧目就有《罗汉钱》、《为奴隶的母亲》、《少奶奶的扇子》、《妓女泪》、《陈化成》等多部。其中《妓女泪》还是施祥生重点分析的案例之一。对这样一位中心人物的疏漏,不能不给人以海外学者对原始资料掌握不够的印象。另外,虽然施祥生的反思质疑精神值得钦佩,但他在最后一章中对钟思第所谓东方主义研究方式的指责却给人以强词夺理之感。他所指出的民族音乐学现行理论缺乏对城市音乐研究的观照的观点,以及他创构城市音乐研究模式的企图,的确是值得学者注意的问题,但也并不是没有人述及。如早在1978年内特尔就编辑了《八个都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一书,其中收有对伊朗、印度、加纳、墨西哥、美国等国的都市音乐生活的研究论文九篇。内氏1985年出版的《西方音乐对世界音乐的影响——变更、调适与生存》也多是讨论城市音乐的。关于施氏的新作,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荣休教授艾伦·凯根(Alan L.Ka-gala)在其发表在2006年第1期的《亚洲音乐》中有较长的书评,其中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意见,值得参见。凯根是美国学界较早对中国音乐进行研究的学人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曾就“音乐与中国50年代的双百运动”在美国的权威刊物《音乐季刊》(TneMusical Quarterly)发表论文。凯根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戏曲研究,他1978年提交给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系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广东木偶戏为题的。 

  宫宏宇:   新西兰国立理工大学学者

(《音乐研究》200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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