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从许如辉现象,看上海海派文化
(许如辉诞辰95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2005年6月25日)
刚才我在跟毛时安说,现在伟大的艺术家应该有一个伟大的女儿。许多工作其实是应该由政府部门做的,但现在好像好多事都要靠艺术家的子女来辛辛苦苦收集资料,来研究、做宣传,这种精神实在可嘉。我觉着许文霞女士所做的工作也绝不仅仅是为他父亲的事情,也是对整个上海、整个音乐研究都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应该由单位、由社会来参与。
我对今天的这个会是非常支持的,我觉得虹口图书馆、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对上海的文化建设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我非常同意刚才(顾)晓鸣教授的说法,现在上海经济发展了,大家都在谈要发展海派文化,这个问题似乎很热闹,但在这个热闹的过程中,我觉得相当单调。现在人一讲海派,好像就是一个新天地,一个外滩,总是喜欢用标志,似乎一、两个标志就能代替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状态。
我是在想,为什么像许如辉先生这样一位比较杰出的音乐家,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大家会感到很陌生。当然在座的杨华生先生不会感到陌生。实际上,许如辉先生的成就并没有消失,他的《为奴隶的母亲》,杨飞飞唱的,一直在播送,一直在我们耳边回响。还有《孔子纪念歌》,在台湾人人都会唱。我认识的几位台湾朋友,他们出口就能唱,但就是不知道这个歌是许如辉先生写的。实际上,许如辉先生的艺术生命并没有消失,我们这几代人都一直在传唱他的作品。只是我们在传唱他的作品的时候,记住的往往是作品的演唱者,像《为奴隶的母亲》,我们就知道是杨飞飞,然后想知道的是他的编剧是谁?导演是谁?而作曲家往往是比较吃亏的。这就需要我们去宣传,去做大量的工作让他们的名字如同他们广泛传播的作品一样被人知道。
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觉得现在上海,或者说海派文化也好,对它的界定太多。在我们这样一个喜欢划成份的国家里,喜欢把什么东西都划一个档次。譬如音乐,喜欢分类,什么高雅音乐,什么高雅戏曲,高雅歌剧,一般人们认为这就是艺术,表演者就是艺术家。这在一般人脑子是好像就是一个高的档次。反过来,流行音乐就不应该被我们研究的。刚才王盘声先生贺辞里说:“许如辉先生能委曲到我们沪剧界里……,”好像沪剧比流行歌曲还要低人一等似的。大家脑子里无形之中就有一个划成分似的,高低成份,什么东西高,什么东西低,这样一个东西其实非常有害。特别是对我们海派文化,因为上海海派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上海某种情况下说是中西合璧的区域。这里面有被我们认为高雅的东西,如半殖民地文化环境下西方过来的歌剧、西方文化,这些世界性,我们就认为是高雅的。反过来,对我们自己民族的、地方性的东西,很自然就认为这是低人一等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我认为是非常不对的,但又非常有影响。
我非常赞同顾晓鸣多年说的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上海比如像教育界,人们一说大学,北大、清华就是好的,但实际上,上海早期的大学,就是像黄炎培先生搞的中华职教社,都是搞职业培训的,这恰恰是上海教育的一大特色。同样,音乐也一样,音乐我们不光要盯住纯粹的左翼,左翼当然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但左翼之外,还有大量的流行音乐,大量的地方戏,包括还有绘画,晓鸣不知道你是否现在还记得?你说,我们不仅要有国画、油画、还要有像画月份牌这样的画家。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的学者很少有像顾晓鸣先生那样眼光的。上海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聚集地,而他的文化是跟上海市民文化广泛紧密相联的,能进入千家万户,同老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这样一种文化艺术,而这种文化艺术逐渐、逐渐地被人淡忘了。
一个流行歌曲可以千百人传唱,进入千家万户,影响一个时代的人。但过了这一代,可能又有新的流行歌曲出来,把前面的东西忘了。但这种文化积累本身,我觉得是有价值的。这对我们研究海派文化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话题,必须要打开一种思路,打开一种空间,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仅是许如辉先生,上海还有许多像许如辉先生一样的人,对我们上海的文化是有很大贡献的,都成为宝贵财富。我母亲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电影音乐,前二年去世之前,在病床上已经起不来了,听说有陈歌辛的牒片买,还叫我去买,并把陈歌辛的书也买来。我想,如果我们把许如辉先生的歌做成牒片,还是有像我母亲这样一代的老人,非常喜欢,非常欣喜的。而且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老一代人的事情,还同我们有关,这是一个文化承传的问题。所以讲我们虹口图书馆、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俞宽宏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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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闻柝]注:
陈思和:著名学者、教授,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曾任《上海文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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