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钟书 

   假如排除各种各样的学术规范和历史语境，仅就自由主义的本义而言，二十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景观，分别体现在两类人物身上。一类即是上述新月派诸子的人文风貌，其自由思想来自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思潮；还有一类自由主义景观，虽然多少也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但其骨子里的文化渊源，却是承继了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传统。该传统作为一种人文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神话的精神渊源，可以追溯到伯夷叔齐式的独立人格；其后又经由老子的《道德经》，最后在庄子散文中作初始的定型。中国文化中的这种自由主义传统，与西方自由主义的重大区别在于，通常不是诉诸文字，而是经由生命本身体现。因此，这样的自由主义虽然也表述为思想，比如陈寅恪盛赞的陶渊明，但并不止于思想；虽然也诉诸文字，比如施蛰存推崇的庄子文选，却又不止于文字；虽然也可区分出清晰的学术脉络，但又不限于哪家哪派。比如汉末党锢一案中，从政治理念上说，是以儒治国的悲剧；但从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角度来看，又很难辨别出，究竟是儒生所为，还是道家之举。后人最多只能分出一个朝野的泾渭，但也并不如何的分明。比如陈寅恪显然不是无意的疏忽，在论及魏晋时代和汉末党锢时，略过了陈蕃，仅将李膺和范滂作为代表人物。因为陈蕃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朝臣。但问题是，李膺和范滂，多少也有过从政的经历；只是以他们两个的自由自在脾性，不适合驰骋于官场罢了。倘若以现在的概念界定来说，当时百分之一百的民间知识分子，惟徐孺子而已。

   历史上的士林，通常奉孔儒为正统，这正统之外的各种自由思潮和逍遥人物，通常被史家忽略。司马迁可能是看在孔丘发过话的份上，为伯夷叔齐作传。孔丘没有谈论过箕子，于是商周之交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便被司马迁错过了。同样的偏见，也会发生在论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里。学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都集中在诸如熊十力、梁漱冥那样的人物身上，并且把他们视作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而不会把施蛰存和钱钟书置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视野，仅将他们放入文学史的范畴。事实上，施蛰存和钱钟书的文化涵义，绝不下于他们在文学上的意味。至少，他们是熊十力和梁漱冥的鲜明对照。

   比起熊十力妄自尊大的颠狂和梁漱冥要死要活的糊涂，施蛰存和钱钟书有着过人的清醒。他们既不会把自己夸张到可笑的地步，也不会一心想着要拯救天下而四处奔波。他们因为世事洞明而情绪稳定，他们因为人情练达而不打诳语。他们在专制高压底下的处世方式，是尽可能的听其自然，决不会自作多情地给皇上写信，也不会为了表明心迹而恨不得在上朝时当众开膛剖白。他们非常清楚士子和皇帝之间的界线在哪里，因此，以不卑不亢的方式，尽力恪守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至于究竟恪守得如何，施蛰存和钱钟书倒是各交一份答卷。

   所谓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钟书，并非缘自他们的籍贯，而是意指他们在四九年以后的生存定位：一个留居上海执教华东师大，在教学中拒绝援引马列文论，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后埋头古碑，文革后复出执教，淡然处世，百岁而终。一个北上进京，先是执教清华，后调文学研究所，被钦定为《毛选》英译定稿人，其后又为毛诗词的英译一尽绵薄，成为一名红朝御译；文革过后，终受重用，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代御译，于谢世之际，元首唁电，举朝哀悼，备极荣哀。

   很难说此二子的人品有高低，可以肯定的只是，境界有异。同样的倾心老庄，不以孔儒学说为然，施蛰存从中得了嵇康阮籍式的风骨，所以难免跻身右派行列；钱钟书由此学成了世故的明哲保身和圆滑的求生图存，于冰刀霜剑之下，毫发无伤。当年推崇庄子文选的施蛰存，确实修成了庄子式的淡泊；而在《管锥编》里只论老子不说孔子的钱钟书，一不小心被红色朝廷宠幸有加，赏赐御译一职，似如当年老聃曾为周室史官。老子写完《道德经》，可以骑着青牛逍遥自在地随风而逝；而钱钟书译完圣著圣词，便有荣䘵累赘；自此有了官家身份，入了冠盖之列。当初不算求仕，只是被人抓差；尔后却是习惯成自然，有如旧式妇女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部绵绵不断的《管锥编》，其聪明尽在其中，其苦涩也尽在其中；其学问尽在其中，其局促也尽在其中。相比之下，无论是人生还是其学术成就，施蛰存是天然无饰，钱钟书是锦绣如织。钱钟书的聪明既在于圣差降至之际的顺水推舟，又在于面对加官晋爵之时尽可能的荣辱不惊。皇恩浩荡之下的进退失据，只可能发生在刻意扮演儒生的士子身上，不可能成为钱钟书留给世人的笑柄。这或许算是一个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士子，能够恪守的人格底线。

   所谓文如其人。此二子四九年后的人生，其实早就写在他们四九年前的文字里，比如说，他们那时发表的小说里。当然，一提及他们的小说，人们马上会想到钱钟书的《围城》，而不会想到施蛰存的诸多篇什。这与其说是施蛰存的小说太不有名，不如说是后人尤其是文学史家们的惊人无知。即便是以推举张爱玲小说闻名的现代小说史家夏志清，也同样茫然于如何论说施蛰存的小说。施蛰存小说在艺术上的超前，不仅同时代的小说家无以比肩，也让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茫然失措。

   后人曾以“心理小说”、“新感觉派”、“意识流小说”等等说法，概括施蛰存在三0年代的小说创作。对于这些强作标记的说法，施蛰存一概不予认同。这并非是施蛰存故弄玄虚，而是其小说确实很难一以概之。相信就算是施蛰存本人，都不知道如何概括自己当年的小说创作。因为他的小说，包含着太过丰富的叙事元素，不啻是心理小说，新感觉，意识流，这些与当时欧洲现代派小说完全同步的写作手法，还含有即便是在欧美现代派作家笔下、也要等到二战以后才风行的现代审美意识，诸如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乃至所谓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假如可以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勉强归入意识流或者心理小说，那么施蛰存诸如《将军的头》、《鸠摩罗什》之类的小说，几乎具备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全部特征。施蛰存的现代小说写作，可以说是继鲁迅小说之后的又一划时代标记，从而与李金发的现代诗歌一起，分别在小说和诗歌上标画出一个历史性的界碑。毫不夸张地说，施蛰存乃是中国代派小说的奠基作家。

   施蛰存的小说，曾经有过一位知音，即是《心理小说家施蛰存》的作者，苏雪林。这位才女当年写下的那篇评论，至今依然是有关施蛰存小说的最权威阐释。诸如二重人格冲突，变态性欲描写，缘自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梦学应用，结构的严谨，刻划的细腻等等，所有这些概括和分析，全都让以后的评家望而却步，尤其让一些不伦不类地追随后现代的汉学家或准汉学家们极为尴尬，他们只要一说施蛰存小说，冥冥之中的苏雪林就会发笑。

   苏雪林的才学并不在于将施蛰存小说归入什么流派，而在于其独到的洞幽烛微。比如，说到施蛰存小说的写梦之精彩，苏雪林慧眼独具地指出：《狮子座流星》那个梦写得最有趣味。“卓佩珊夫人想生儿子的欲望，正在脑筋里闹得不开交，听了狮子座流星出现的新闻和巡警戏言，同旧日所闻的日月入怀主生贵子的传说和射在眼皮上的朝阳，丈夫牙梳的落地声，连结一片，成此一梦。”这样的审美眼光，担当得起陈寅恪所说的与所论说者处于同一境界的褒奖。胡乱编派作家作品属于什么流派什么主义，乃是文学评论当中最肤浅也是最劣等的学究方式；惟有品味作品细节、穿透作品内涵的识见和妙悟，方才见出论家的目光和功力。当苏雪林从施蛰存的小说论及李商隐的诗歌时，让人不由眼睛一亮，这才真正叫做，心有灵犀：

   施氏擅长旧文艺，他华丽的辞藻大都由旧文学得来。据他作品所述，我们知道他很爱李商隐的诗，而且自己所做的旧诗也是这一路。玉溪诗素有“绮密瑰妍”之评，施氏创作小说，文藻的富丽与色泽的腴润，亦可当得起这四个字，则他的艺术一定大有得于李诗。

   施氏作品色泽的腴润，可于《将军的头》一书见之。《鸠摩罗什》中描写沙漠景色的一段，高僧回忆受龟兹公主诱惑的一段，美丽得简直像诗。阿褴公主的故事本来极其瑰奇，作者的描写，更使它诗化了。

   施蛰存写鸠摩罗什天人交战之苦，都从正面落笔，细腻曲折，刻划入微。用了十二分魄力，十二分功夫，一步逼入一步，一层透进一层，把这个极不易写的题目写得鞭辟入里，毫发无遗憾而后止。

   读过苏雪林之于施蛰存小说评论，能够补充的只是，倘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位类似卡夫卡那样的作家，那么非施蛰存莫属。这可能是苏雪林难以洞见的，这也是施蛰存其人其小说与钱钟书其人其小说的根本区别所在。从施蛰存的小说里，可以读出卡夫卡式的谦卑和悲悯，一如读钱钟书小说只能读出乔伊斯式的自负及其对芸芸众生的轻蔑。非常有趣的是，施蛰存晚年谈及钱钟书的《围城》，仅用一句话：洋才子说刻薄话。此评看似尖锐，其实相当淳厚。因为钱钟书的《围城》，岂止只是刻薄话而已。

   钱钟书小说里的方鸿渐，怎么看都感觉是有作者的影子在其中。方鸿渐的玩世不恭里，含有一种世家子弟的轻浮；方鸿渐的聪明过人里，又有文化玩票的油滑。乔伊斯在《都柏林人》里写出的，像是一个上海人看江北人那样的不屑一顾；同样，倘若将方鸿渐假设为上海人，那么在方鸿渐眼里的同事，几乎全都是既可怜又可笑的江北人。乔伊斯凭借《都柏林人》、《尤里西斯》、《芬尼根之觉醒》，一吐对世人的不屑一顾，钱钟书籍方鸿渐将世上读书人尽情嘲弄。假如《围城》里去掉方鸿渐其人，那么有如又一部《儒林外史》。但因为有了方鸿渐其人，《围城》的格局反而变得狭窄局促，不过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才子一览众山小的尖酸刻薄。如果说，婚姻是围城，学府是围城，知识是围城，那么方鸿渐的自负，钱钟书的聪明，其实也是围城。方鸿渐在他所不屑的人群中混日子，钱钟书则在他的聪明里打转。走出聪明，需要慈悲。而这恰好是钱钟书其人其小说的死穴所在：缺乏悲悯。钱钟书也罢，方鸿渐也罢，总是在睥睨浊世的同时，顾影自怜。借用一句上海俚语形容，这样的人物倒是有点像“小刁模子”。所谓“小刁模子”，意指擅长自我保护，不喜赴汤蹈火；见强者装蒜，见弱者嘲弄；总有一技之长，却又极其爱惜羽毛。在这类人物的心目中，所谓自由，其涵义无非在于：与众不同；或者干脆就是：出类拔萃。不过，要指望这样的人物随波逐流，是不可能的；要指望这样的人物动不动就像郭沫若那样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也是不可能的。

   施蛰存其人其小说，有着钱氏所缺乏的雍容大度：自由被诉诸悲悯情怀，诉诸对芸芸众生的关切。所以会有施蛰存的如此自白：“在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 施蛰存早年加入过共青团，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又与左翼文人阿英共事，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早期共产党人，不乏理想主义者。因此会有三十岁之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良心一说。但施蛰存的左翼活动，并不意味着像其他左翼文人一样，把自己完全卖给那个主义。声称“文艺上自由主义”，相当于陈寅恪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别一种表达。也正是这样的自由秉性，使施蛰存小说独具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其他作家所不曾具备的审美境界。

   就写作技巧而言，意识流手法不仅见诸施蛰存小说，也同样见诸施蛰存的诗歌，比如那首著名的《银鱼》：“横陈在菜市里的银鱼，土耳其风的女浴场。银鱼，堆成了柔白的床巾，魅人的小眼睛从四面八方投过来。银鱼，初恋的少女，连心都要袒露出来了。”从银鱼联想到安格尔画里的土耳其浴场，再联想到柔白的床巾，最后联想到少女初恋的心。读过这首短诗就能够明白，施蛰存是怎样写作诸如《将军的头》、《鸠摩罗什》那样的现代小说的。意像的转换，全然是下意识的听其自然。其中，欲念总是像《浮士德》里的梅菲斯特，不断地诱引诸如将军（《将军的头》）、高僧（《鸠摩罗什》）、莽汉（《石秀》）、贤妇（《狮子座流星》）之类各色人等，走火入魔。施氏小说对欲望的这种旁观，与其说是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不如说是基于卡夫卡式的悲悯。而抵达如此悲悯境界的前提，则是作者本人的超然物外。这与其说是文化根底如何深湛，不如说是生命底气着实充沛。

   施蛰存早年的成名作《上元灯》，将一段青梅竹马式的恋情，写得意趣盎然，却又轻淡，隽永。仅一盏花灯，便道尽款款深情。青春期的萌动，有如湖面上的涟漪，微波荡漾，全无翻江倒海般的不可遏止。爱得倾心，心地坦荡；妒意乍起之际，旋即又体贴入微。结尾处毫无“三军过后尽开颜”式的粗俗，充满“却话巴山夜雨时” 的温馨。施蛰存晚年曾经如此总结自己的婚姻：淡如水，甜如蜜。这六个字，又恰好是小说《上元灯》最为贴切的注解。或者说，《上元灯》里的清淡，贯穿了施蛰存的一生。这与卡夫卡在婚姻面前的进退维谷，倒是对照鲜明。

   很难说是因为个性太柔弱，还是世事太洞明，卡夫卡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父性专制的阴影底下。这使卡氏小说在透彻之余，难免遍布绝望之雾。相反，有庄子式修为的施蛰存，在观照世人为欲望所苦之际，总会留出一丝宽厚的微笑。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土地测量员，更不用那个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利，基本上都是得不到拯救的，有如一道道无解的难题。但施蛰存小说里的将军也罢，高僧也罢，一旦经由欲望的纠缠而还原为芸芸众生，全都有着朴素的归宿：将军死在爱恋里，高僧留下了舍利子。至于《阿褴公主》中的男主人公，没有像罗密欧那样全然死于殉情，而是终被仇家所害；并非是故事不够浪漫，而是小说无意间折射了中国式的仇恨。施蛰存小说唯一的一次失手，是在《李师师》里错写了那个宋朝的艺术家皇帝。既然将军、莽夫、高僧都在怜悯之列，那个可怜的艺术家皇帝，为何不能是个被同情的对象？可见，文艺的自由主义，虽然大致上独立于政治的左翼，但有时一不小心，也会被左翼咬上一口的。

   除了那个艺术家皇帝得不到宽恕，施蛰存小说世界里的其他所有人物，皆是众生平等。而且不啻是平等在死亡面前，也同样平等在欲望底下。正如卡夫卡小说中的众生被世界的荒诞所吞噬，施蛰存小说里的人物被难以克制的欲望所折磨。恻隐之心，由此而生；谦卑之意，因此而起。读钱钟书的《围城》，会时不时地听见作者的窃笑。但读施蛰存的小说，即便讽刺也轻淡如云，作者没有任何优越感。比如《鸠摩罗什》中这段细节：

   得知那个放浪的女人是个妓女之后，罗什的两眼闭上了。他有着一个要见一见这个妓女的企望，很热心的企望。但不知为了哪一种动机，他沉思了一会：“那是个苦难的女人呢。”“不，是个欢乐的，幸福的女人。”那年轻的禁卫军说。“但灵魂是苦难着的。”“她没有灵魂，况且名为灵魂的那件东西，她是不必要有的。”“她要老了呢，那时候灵魂将使她感受到苦难。虽然现在是青春，是欢乐，是幸福。”“不，国师，在她是没有老，只有死。她永远是青春，永远是欢乐的，你没有看见她常是对着人笑吗？”“官儿，你罪过了。”

   尤其是这样的结尾：

   所以在他寂灭之后，弘治王替他依照外国方法举行火葬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和凡人一样地枯烂了，只留着那个舌头没有焦朽，替代了舍利子留给他的信仰者。

   那个舌头之所以变成了舍利子，不是因为讲经，而是由于与女人的亲吻。这样的讽刺，不能说不深刻；但这样的幽默，又不能说不宽厚。人欲固然丑陋，但又是合理的，合乎人性的。施蛰存小说既不把欲望歌颂成天堂，也不把欲望一脚踹入地狱，而是把欲望像一盘红烧蹄胖似的，轻轻地端上桌子，让读者细细观赏。大凡读过施蛰存的小说，人们既得不出有必要禁欲的结论，也找不到理由，可以纵欲。这就好比出恭，抑制出恭会导致失常，但整天想要出恭却成了病患。从施蛰存小说里可以读出的是，该出恭时就出恭，不想出恭时就不必强求。凡事都得顺其自然。而顺其自然，恰好就是老庄哲学的要义，也是施氏小说不同于卡夫卡小说的品质所在。

   沿着卡夫卡的深邃，会走向绝望意义上的悲观。这种悲观的一个反衬性前提，乃是作者认为世界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这就好比苏格拉底会喋喋不休地告诉雅典同胞，你们理当更加优雅更加高贵。但问题是，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雅典人本来就是没有苏格拉底所希望的那么优雅那么高贵。这与其说是人类的人无完人，不如说是卡夫卡和苏格拉底本身由于追求完美所致的悲剧。卡夫卡害怕婚姻，是担心婚姻不够完美，从而承担不起不完美的责任。假如卡夫卡能够认清婚姻本来就不尽完美的真相，那么就会减少许多承担责任的恐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上更无完满婚姻，只消退一步，就可以海阔天空。施蛰存懂得这样的道理，所以有了“淡如水”之说。这可能也是东方哲人与西方哲人的区别，从来不把世界设想得十全十美，所以不作乌托邦之论。而乌托邦正好是卡夫卡悲观的逻辑前提。就像苏格拉底死后，弟子柏拉图以理想国来悼念先师。这与其说是情感原因，不如说是逻辑结果。中国的圣哲如老子庄子，从来不设这样的逻辑前提，所以有了顺其自然。施蛰存的小说，在精神空间上具有卡夫卡那样的深邃，但在其文化承继上，却得了老庄哲学的真传。在小说《鸠摩罗什》那种悲悯一代高僧的目光里，处处闪烁着庄子式的智慧。由此联想到那个可怜的熊十力，只消稍许有点这样的智慧，就不致于颠狂得不成样子。据说，熊十力晚年因为被红卫兵拉上台与妓女同台批斗，引为奇耻大辱，从而羞愧难当。倘若熊十力能够认真读一读施蛰存的《鸠摩罗什》，或许会把与烟花女子同台批斗，看作一件趣事，一笑了之。须知，一本正经地给草莽皇帝写信，才是真正的奇耻大辱。

   以 “北山四窗”著称于世的施蛰存，在其东窗（古典文学）、南窗（现代文学）、西窗（外国文学）、北窗（金石碑版）诸窗上的治学和译作，广博其次，才情居首，其境界一如在小说里的悲悯和谦卑。读施蛰存的《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之类的书稿，与读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施氏学术让人感觉亲切，颇有将拳拳之心、诉诸谆谆之间的平易风度；而钱氏学问却拒人千里，读者有如面对一位知识巨富，一不小心就会遭受无声的耻笑：笑你知识贫乏。施蛰存解读唐诗宋词之际，心里想的是读者，字里行间充满着与众分享的快乐；钱钟书挥霍知识财富之时，满是富家子弟的趾高气扬，念念不忘自己如何的聪明过人；就连过目不忘的记性，都会成为一种荣耀。钱氏小说里的自恋，一旦溃疡到学术著作里，情不自禁地变成了自恃和自傲。诸多细节，不管必要不必要，纷纷沓沓的拉扯进来。乍一看，还真不知道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但细细一想，恍然大悟：钱氏操练学问，有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在西方人文史上，也有一位博学如钱钟书的学者。这里指的是，《英文字典》的作者，英国学者塞缪尔.约翰逊，其字典又称《约翰逊字典》。但这位博学者留给世人最深的印象，与其说是浩瀚的学识，不如说是出俗的人文气度。塞缪尔.约翰逊之所以获得后世敬重，也不是因为知识的如何渊博，而是其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出类拔萃。一位学者的大气与否，不在于读过多少书，记住多少字，而在于精神上的不可摧折。相比之下，钱钟书的学问，再浩瀚也难免间杂着精神底蕴上的楚楚可怜。这并非是可以归咎生存环境过于严酷，而能够替钱钟书开脱的。

   要说生存环境，钱钟书有幸生于清室逊位前一年，更幸长于百家争鸣的民国时代。钱钟书的不幸在于，后半生被钦点为红朝御译。御译有如侍妾，再怎么个风光，再怎么个籍此获得庇护、从而赢得一方小小的清静之地，个中滋味也并不让人受用。由此可见，钱钟书的埋头撰写《管锥编》，既犹如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中的布恩地亚上校没完没了地做小金鱼，又好比《白毛女》里的喜儿被奸污过后，一声不吭地使劲扎鞋底。其中的满腹郁闷和一腔无奈，钱钟书心知肚明。不管怎么说，钱钟书毕竟是个热爱自由之人。虽说《围城》里的方鸿渐过于自恃，但绝不是个自我压抑到畸形地步的孔已己。即便是有关学问，钱氏也有着不凡的彻悟，有道是： “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氏如是凝聚在《管锥编》里的辛酸苦辣，孤独的心境，曲高和寡的心气，难以为肤浅的后学们所体味。不少将钱氏视作学术偶像的学人，鲜有领略个中三昧者。他们仰望着钱氏的学问高山，羡慕着钱氏的功成名就，却从来不曾想过，这可是钱氏以低声下气做御译的代价，换来的心血结晶。钱氏籍此告诉世人，《管锥编》里的钱钟书，才是真正的钱钟书；一如喜儿告诉大春：身子遭污，灵魂犹在。中国文人和中国妇女，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至今不变的现实中，都属于被污辱被损害的同类。

   至于《管锥编》和《谈艺录》的人文价值，足以与李渔的《闲情偶寄》相提并论。钱氏学问留给后世一座厚重的学问高山，李氏偶寄告诉世人，中国文化的精粹并不见诸皓首穷经，而是见诸日常生活的如何讲究。两相对照，中国文化的林林总总，长长短短，诸如感官上的，记忆中的，也就尽在其中了。面对既琐碎又精致的钱氏学问，被毛时代剥夺过知识习得权利的一代学子，自然会惊叹其学识的渊博；但让以知识爆炸为特征的电子时代的年轻人看在眼里，却又会为有前辈如此沉缅于浩瀚的书海，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会怀疑，这样的人生，真的很有乐趣么？当然，对于附庸风雅的文化票友来说，钱氏著作乃是他们的永恒经典；一如《易经》之于算命观相看风水之徒。这应该是施蛰存的学问所难以企及的。因为施氏的诗话词学，不过是与读者分享的一道道美味佳肴，不求永恒，但求愉悦；分享过后，烟消云散。按理说，这其实也该是钱钟书撰写《管锥编》的初衷：在那漫长而又无可奈何的日子里，自娱自乐一番，并不曾想到要成为文化票友的经典。人生有如白马过隙，这是施、钱二位共有的彻悟。稍微不同的只是，钱氏绝对不会推却朝廷恩赐的荣耀，但施蛰存面对官家褒奖，却会从容不迫地告诉对方：你们颁奖，颁错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