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雷海宗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历史上，以考第一名”，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

　　笔者以为，中国知识分子顺着权力说话的本领，那才真正是“在全世界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的呢。

　　中国知识分子大抵有三类：一类是认准真理，不低头，当讲的话就是要讲。马寅初是个代表。新中国诞生，他深感人口问题严重，以《新人口论》为题，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一届会议。对于一个人大代表来说，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却触怒了“一言堂”主，受到团团围攻。但他依旧腰直着说话：“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他更公开宣言：“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实在让人敬佩不已。令人叹息的是，古往今来，这样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至少在我们这块国土上是这样。

　　第二类是“一言不发”型。这一类又可分两小类：一是怕惹是非，明哲保身，遇事“十缄其口”，属第二大类中的多数;二是胸怀一颗正直之心，不趋炎附势。沉默以应对世事。钱钟书与杨绛夫妇堪以为范。他们杜门避嚣，读书治学。任何会议，一概不参加。任何学会，一律不挂名。不同不三不四的人见面，不说不痛不痒的话。

　　第三类是看权力者脸色说话，是权力培养出来、人们见得最多的知识分子。1957年，一旦宣布某人为“右派”，除了“分子”本人，几乎是整体性地向“右派”开火，对“右派”则几乎是清一色鄙视、仇视的“阶级感情”。倘是底层弱势知识分子群体的这付德性倒也罢了，高层官员(他们是当了官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开始时的发言，大多表示同意和支持。刘少奇同志也认为，“彭总信中所说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实的”。可老人家不高兴了，而且有些感到孤立无援：“如果大家跟着彭德怀，我就上山打游击。”“神”发怒了，一下子就从纠“左”转向反右，形势陡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也就一条声顺着“神”的旨意，指着彭帅的鼻子骂个痛快，甚至有人要动手武斗。封建社会的谏官还有“文死谏”的品格，现代的“人民公仆”怎么就一下子在权力面前全都患上软骨病呢?不敢“犯颜直谏”倒也罢了，怎么连沉默不语也不能呢?

　　陈云说过：“党和政府如果只喜欢听好话、颂扬话，不喜欢听坏话、老实话，政权就靠不住。”这其中的“好话”、“颂扬话”，当然就是顺着权力的话。“坏话、老实话”对于权力者当然就是逆耳之话了。陈云更把说“坏话、老实话”提到政权靠得住还是靠不住的高度来认识，照理这应该是一记响亮的警钟。然而，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而且还不时有人在讲台上以高昂的语调倡导说真话、实话，可无论是广大的公仆们，还是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什么依旧是顺着权力说空话、大话、假话，依旧随处可闻此类废话?

　　这就由不得要提到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政治体制改革。权大于法，在法制尚不能真正保护直言者的时候，在言者无罪还只是“嘴上谈兵”的状态下，在权力还牢牢掌握并决定着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生存的态势下，权力就自然会把发出逆耳之声的言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要知识分子不顺着权力说话，不是太天真了吗?顺着权力说话的本领，在全世界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不拿第一，谁又能分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