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傳記文學》社長成露茜
文╱簡金生

   一月二十七日，如往常慣例，都會去參觀每年台灣出版業最大的盛事，台北國際書展。只是說在下午四點多左右，接到同事打來電話，傳來消息，社長過世了。還真的是很突然又驚愕。上週二的十九號中午，還曾接到她從醫院打來的電話，交代《傳記文學》二月號的編務。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雖然不是元氣十足，但也並非即將享壽之人的聲音。可是我們無法揣測上帝的權能，也無能改變既定的事實。那時心緒如潮，雖然照著原來的規劃，走向信義威秀戲院等著看《阿凡達》。可是卻能感知到，身體跟意識有些失去控制，喪氣而無目的地漫步街頭，在回想過去種種的同時，又交錯著對未來的想法。

   往昔，身為《傳記文學》編輯，每個月都要設想每一期的封面人物跟主題。而《傳記文學》從老社長劉紹唐以來，免不了會即時遇到重要的人物過世而把他們送上《傳記文學》。但這一次，卻是送自己的社長上封面，這在事前是怎樣也無法預料到的，因為本來就認為自己「應該」不會遇上。無論如何是有些心酸而語塞的。

   在念碩士班的時候，開始接觸到《立報》這份報紙，因為它的社論中有些是左派立場出發的論述，這是我首次知道《立報》與成露茜這個名字。八年前，那時剛退伍，正在找工作，因緣際會，通過《四方報》主編張正而有了面試的機會，然後就被錄用了。此後，自己也沒料到會在《傳記文學》工作了這麼久。那時公司是在木柵路一段，現今的世新管理學院院址，三個月後（二○○二年九月）因原址拆遷而搬到對面；再兩年（二○○四年九月），基於成本支出與管理的方便，就搬到《立報》所在處的正中大樓的十樓；隔年（二○○五年七月），又搬下來跟《立報》、《破報》當鄰居。這或許可以視為《傳記文學》的長征之路吧。當工作環境混熟了之後，我才知道自己的老闆非常忙，那時她是世新大學的董事、傳播學院院長、新聞系主任、社會發展所所長，又兼《立報》、《破報》及《傳記文學》社長，所以，她能分給《傳記文學》的時間並不多。從一開始接辦的親力親為，漸漸地社務的工作模式變成由我們編輯們先負責審稿、選稿、退稿、文字加工，在月中組稿階段的前後，眾案併陳，向她報告當期如何用稿而最終定案，或者有時是臨時來個小會議後再由她敲定。當然有時她也會有想法，並直接分派她邀來的稿子或者是直接向她自我推薦後要採用的稿子。然後，再由她作最後整期的過目，並寫好編輯室手記。而身為編輯最痛苦的，就是被自己的老闆拖稿。經常得寫Email、電話催稿，請《立報》的秘書或司機代轉呈文，甚至去她的辦公室直接當面請示。話說回來，將心比心，如果自己換成是她的身分，有那麼多公務要處理，又要指導研究生，外加個人私務，可能根本無法在意出版社的情況。

   說來正是如此。在工作後沒多久就發現，自己的公司真的人力上很寒傖。除了正規的編輯與庶務發行的員工外，舉凡打字、電腦排版、美術設計，全部都委外給《立報》。在有限的資源下，這樣的作法也不失效率與精簡。因此，能每個月出版每一期的《傳記文學》這份雜誌也是勉強。自然而然，與劉紹唐時代相比，出書量也就少了許多。相比之下，同業中只要是稍微有規模的出版社，人力與資源相對豐沛，能維持一定的出版量。也因此，在工作與交際上，常會遇到一種雙重誤會的窘境。如果友人不認識《傳記文學》這份雜誌的底細，我就很難跟對方說明，甚至很容易望名生義而被聯想成帶有八股文氣質的《古文觀止》。如果對方知道、甚至是《傳記文學》的老讀者，那就會以《傳記文學》過去劉紹唐時代的規模與名聲來衡量，這又是另一種誤會。實際上剛工作時，就三不五時有讀者反應，現在的《傳記文學》無法提供劉紹唐時代的服務，出版量與品質下降，是出版業的一大退步，抱怨用稿水準的倒退更是常見。而據同事說，在社長剛接手的時候，這樣的電話多到數不清。也因此，當時多多少少會認為自己的老闆在這方面實在稍微有些不專業，無法全力投入而造成這種日漸衰微的景象。進一步來說，在主觀方面，社長接手後就希望《傳記文學》在內容上能夠漸漸轉型，從以前專講國民黨黨政軍經特這些上層人物的故事，換成比較多元（也就是不那麼國民黨）、關懷下層（多一些常民的歷史）的方向，這個方向自然與《傳記文學》長期以來形成的讀者傾向相衝突。但後來，我才更意識到，《傳記文學》的命運其實還跟台灣社會環境有關。一方面，當時正好是台灣政治社會民主化過程的尾聲，社會資訊多元開放，對資訊的需求不再如過去那般單面向，出版事業豐富而暴增，而且中國的出版品已經能夠進到台灣，過去劉紹唐時代大量轉用來自中國大陸已經出版的文字之來源就中斷了；另方面，《傳記文學》的讀者以有一定年紀的外省族群為主，當讀者因眼力與健康等因素日漸凋零流失，而年輕的一代並不如其父祖輩親身經歷的大時代轉變而對中國現代歷史擁有那麼深刻的記憶與共鳴，對稍微有些嚴肅的歷史故事興趣沒那麼高，再加上台灣社會藍綠對立的氛圍中，《傳記文學》多半是被定位成前近代封建黨國主義的一邊。這些因素種種，自然要維持過去的經營規模，其實說來困難度不會比較低。創業固維艱，守成更不易。

   身為歷史學的學徒，以嚴格眼光來說，社長是以比較偏向新聞學的眼光來看待《傳記文學》。也就是說，流通性與可讀性。作一個有點滑稽的比喻，就是把《傳記文學》當成是專講過去的人的八卦的《壹週刊》。這一點在劉紹唐時代也很鮮明，不過劉紹唐還會投入工具書、史料的編纂等等，這是真正具有歷史學眼光的人才會願意作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而我自己，則希望能在可讀性之餘，還希望《傳記文學》能讓讀者在閱讀之後，獲得更多關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各種想法，從歷史之中獲得對自己有意義的共鳴，以及能在正統國民黨國民革命史觀之外接觸到有差異性的歷史論述。至少這是我在專業與業餘之間所能想到的橋樑。極端地說，在專業的學報與歷史小說之間，她選擇的是論述的故事化，或者套用語彙來說，叫大敘事的回歸。故事動人，才有叫人攤開來看的可能，否則即便說得再如何高深，打不進讀者心中，都是枉然。我想，如果《傳記文學》的作者個個都是黃仁宇、唐德剛或者史景遷的話，那身為編輯可真的是爽到躺著編了。可是常常會遇到寫得活靈活現，但不是錯誤造假，就是吵冷飯。這時頂多能接受的，就是能把冷飯炒成黯然銷魂麵地步的類型。但這意思也不是說社長講求的是媚俗，她不斷重複《傳記文學》的三個原則，那就是新材料、新觀點與新方法。這不論是歷史學還是社長專業領域的社會學，基本上都是共通的。實際上如果說現代史學有所謂的進步，也都是得益於新材料、新觀點與新方法。另外，有兩次印象很深，那是關於封面人物的選擇。那時送上去的提案中，有一次是戴笠，另一次王昇，不論就賣點還是知名度，以及美編構圖上，都算得是上選，連自己都會偷笑了。可是都被她打回票，她沒直說原因，但我知道，她不認為《傳記文學》得用這兩位特工領袖作宣傳才能賣書。

   話雖如此，市場還是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兩年多來，《傳記文學》開始面臨赤字，社長的決定是咬牙撐下去，雖然我也不知道能撐多久，不過至少熬到現在。當然篇幅也從原本的152頁縮成144頁。即便如此，她還決定另外多印幾本新書試試水溫。好在新書目前總計看起來不是賠錢貨，沒多增加她的困擾。為什麼在這樣不利的情況下，她會願意繼續經營下去？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但其中的一個可能是，《傳記文學》目前至少提供了一個園地來談論關於現代中國的故事。前陣子《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很紅，而《傳記文學》的功用，也就是在空間斷裂的國族認同上，提供一個心理治療的能量，連接並越過一九四九年這個分水嶺，遙祭那逐漸沉入歷史的歷史，為現在的自我認知提供身分的證明。所以每當我聽到有師友問《傳記文學》的情況時，當我回答有些困難，得到的回答通常有些是：這「工作」一定要有人作下去，不可以停住。對我來說，所謂的那「工作」，應該就是如此了。不過這也不表示編輯就是天經地義的正確，即使編輯是握有權力、控制如何提供歷史知識給大眾的群體之一，但讀者花錢抱怨才更天經地義。這方面也得感謝社長。除了由她挺住作者與讀者的壓力之外，她願意放手讓我們編輯不斷地實驗風格，嘗試刊物方向，不會任意干涉或抽掉我們的用稿，也鼓勵我們去榨出新的想法，這在我來說，算得上是非常有度量而好相處的老闆，甚至還體諒我能分心在自己的課業上，這工作起來無疑就比較起勁有爽度，當然了，也多少會覺得愧對讀者。

   雖然在她手下工作這麼多年，但是對於她，還有很多疑問。比如為什麼一個UCLA終身教授會願意回台灣辦賠錢的刊物，如《立報》、《破報》、《傳記文學》。為什麼她的人脈會這麼豐沛，常常這個作者，或者是那個上了封面的人她都會認識可以聯絡。當然我也不知道在她三年前開始與病魔搏鬥時，她又是如何面對生命與死亡？對在世的人而言，死亡留下的是記憶，展開另一場沒有逝者在場但又伴隨左右的記憶之旅。親近及熟知逝者的人，以自己所知道的片段留下關於神采、氣質、言談及事功的記憶，不認識的陌生人則依據這些片段拼出關於逝者的形象。而她希望別人記住她的什麼呢？我現在僅記得跟隨她工作了八年的這些瑣事，至於這些瑣事會不會在日後的生命中發酵，就留待日後評說。不過現在我最記得的是，她永遠是最美麗的《傳記文學》出版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