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百年（2005年为《上海星期三》写）

    黑马1949的BLOG, 新浪网, 2010-1-10

    100多年前，上海滩上就出现了像卖“老刀牌”香烟、“三北盐炒豆”一样挎着个留声机的外国小贩，你付点钱，他就给你放上一段“洋人大笑”的唱片。这是在中国土地上首次出现的唱片。不过只是洋人录来给中国人听听的洋唱盘，与中国唱片无关。

    1904年美商胜利唱片公司在华录制了绰号“老乡亲”的京剧大师孙菊仙《举鼎观画》、《捉放曹》等唱段的唱片，写下中国唱片的第一页。1907年法国商人在上海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为京剧大师谭鑫培灌制了《洪洋洞》、《卖马》，正式拉开了中国唱片工业的序幕。这个时候离唱片问世不过十年。当时中国唱片与世界唱片几乎同步。

    过了十多年，法商把股份卖给了英商。在现在衡山路811号的60亩土地上造了小红楼和唱片生产车间（即靠近肇家浜路的2层红砖厂房），最终成为现今世界唱片巨头EMI百代公司。几年前改造成绿地时，EMI百代怕小红楼要拆，曾经向上海唱片公司要求给他们留三级木楼梯做纪念。

    上海作为大都市的“三有(人才、氛围、市场)”成为中国唱片工业的摇篮

    上世纪初，上海作为与巴黎、伦敦、纽约、罗马齐名的五大国际都市，作为中国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工业中心所特有的人才、氛围、市场，成为中国唱片业的摇篮。

    本来上海就是上世纪初五大国际都市之一，是亚洲的中心城市，作为“冒险家的乐园”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多的各国侨民。除了赚钱做生意之外，他们还需要酒吧、舞厅、俱乐部等夜生活。像现在上海各宾馆的酒吧、歌厅一样，大量受过美式流行音乐训练的菲律宾乐手到上海谋生；1918年以后又有白俄逃亡贵族涌入上海；二战开始了，上海又接收了避难的犹太人。其中好多人有很高的艺术素养，而且必须把音乐当成自己在上海谋生的手段！这样就造成了上海娱乐业的高水准繁荣，造成了流行音乐发展的良好的氛围，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流行音乐人才的生成。人民音乐家洗星海、聂耳、贺绿汀以及中国流行音乐的鼻祖黎锦晖（注：还有许如辉、任光、严工上、李厚襄、姚敏等流行歌曲作曲家。中唱上海公司保留有他们作曲的，百代、丽歌、胜利等老公司灌制的不少母版唱片）、黎锦光、陈歌辛、严华都是这个时期活跃在上海滩的。

    同时，作为商业中心，当时的上海出现了二三十个私人的商业电台，从早到晚就播放商业广告和文艺节目，文艺节目中除了地方戏曲之外就是流行歌曲了。当时的电台不是放唱片，而是由众多的歌咏社和乐队唱现场。歌星周璇、白光、姚莉、张露（香港歌星杜德伟之母）、吴音莺、龚秋霞都是在歌舞团、电台、舞厅唱红了，进了录音棚再走红而成了大歌星的。

    其实旅居中国的侨民主要是上酒吧、舞厅、俱乐部听听而已，不大会购买中国唱片。但寓居上海的有钱人的少爷、小姐和洋行里的“老克勒”对时髦的留声机、唱片情有独钟。作为时尚之都的上海人的时髦玩意儿------跳舞、听留声机，必定影响想学洋派的其他城市的有钱人家的年轻人，就这样，唱片打开了颇大的中国市场，上海就成中国唱片工业产生的催生婆和发展的摇篮。

    鼎盛时期，除了以鸡为商标的美商胜利和以狗为商标的英商百代的鸡狗之争外，还有高亭、大中华等等二三十家民营公司和皮包公司，无一例外的全部设立在上海。由于唱片公司多，各想各招，内容丰富多彩。

    八十年代初我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唱片公司之初，社会上有一位收藏唱片的老先生，生怕一生珍藏的唱片死后失散。决定捐献给唱片公司，我陪伴老前辈吴震去接收，就看到颇多珍贵唱片。有四大名旦一人一句联袂演唱的《四五花洞》，有用古朴的苏州码子记数的老唱片。虽然是外商和民营，也不乏有识之士。其中还有为前交大校长唐文治录制的《中国古文吟诵》的八张粗纹唱片，以保留国粹。我对吴老说：“我们应该趁早把这份遗产保存下来？”吴老很激动的说：“我们如果没有想到也罢，不懂也罢。我们在这个位子上是明白的也想到了。如果不做，就是对民族文化的犯罪！”

    后来吴老向总公司汇报了，总公司也批准了。我们的科长也通知我着手去联系。我上复旦大学找中文系领导。复旦大学也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麻烦老先生们的要紧事，叫章培衡先生去和他的老师蒋天枢老先生打招呼，让朱东润老先生的研究生对朱老讲，我上泰安路周谷城老先生家，找还没有就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周谷老，周谷老也很有兴致。还对我讲了他与毛主席的许多故事。

    一切就绪了，也是我多嘴，跟一个就要调动岗位的领导说了。结果本来不管报批计划的他说话了：“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没有调走，就不通过我了？”后来，唱片公司领导通知我暂停，而中文系的领导催我：“最好夏天之前录制，老先生们能不能活过这个夏天也成问题。”我那个朱老研究生的同学也催我：“老先生现在天天早上起来还吊嗓子！赶紧录好了，也了了他们的心愿。”结果一语成谶，这么一件要紧事让人无聊地给搅了。搅事的莫知莫觉，我一直内疚于心。

    中国唱片工业的后两次大发展

    中国唱片的前五十年虽然公司够多的，但是大多是草根性公司、皮包公司。许多东西不规范、很粗糙。好多明明是票友唱的，却标上“老乡亲”孙菊仙什么的。所有这些公司加起来，不及百代公司的一个零头。

    解放战争时，搜寻战利品不止是武器弹药，人民解放军更想为自己的广播电台缴获一台钢丝录音机。打下济南，光有录音机不能用，攻占北平是才找到几张美国进口的录音腊片。录下了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天安门城楼上著名的宣言！后来出版了珍贵的文献唱片。上海解放的第三天，军管会接管了大中华唱片厂，改名为人民唱片厂，划归中央广播事业局管。后来又陆续兼并其他唱片厂和唱针厂，成为中国唯一的一家唱片生产厂家。1955年更名为中国唱片厂。以后又成立了中国唱片社、中国唱片发行公司。最后改成一个总公司和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分公司。把北京扑克牌厂收编为北京唱片厂，并在成都、宁波、南通设立了唱片厂。不过只有上海的中国唱片厂生产胶木的大密纹，其他都产生塑料薄膜唱片。

    塑料薄膜唱片的问世是后五十多年中第一次大发展。五十年代初唱片是每分钟78转的粗纹唱片，一面只能放3~5分钟的一首歌。局限性太大，后来唱机变成78~33又1/3转两种速度，唱片有了中密纹，一面能放14分钟了，能够容纳大一点的作品了。但是当时的唱片好几元一张，一个学徒工一个月津贴不吃不喝买不到两三张。唱片还是有钱人的奢侈品，至多大的国营企业的广播站可以购买。而薄膜唱片三五角，少抽一、两包烟，就可以买来，想让它什么时候唱就什么时候唱！

    所以七十年代下半期，上海时兴带唱机的组合喇叭箱，唱片正式走进寻常人家。上海的中国唱片厂的中华牌唱机供不应求，要凭结婚证领票才能供应。唱机热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富裕起来的苏北地区还有这样的风俗：外甥盖房子结婚，娘舅要送电唱机！

    电唱机时兴时它的克星盒式录音机已然冒头，1978年末一种被称为砖头录音机的日产“小三洋”，开始在刚刚落实了政策的有钱人阶层风行。当时独霸天下的中国唱片公司有了竞争对手----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绕过没有自己的唱片厂的局限，直接出版了盒式录音带。并凭借南风窗，靠近流行音乐发达的香港，学会了最简单的包装方法，推出了郑绪兰、沈小岑等歌星。出版的录音带比中国唱片公司的5.50元要贵1.30元，买了录音机的年轻人还是争相购买。风头压过了一本正经的中国唱片公司。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三中全会后，经济发展，奖金提高，唱片购买力大幅度增长，中国唱片公司用张行的《迟到》的百万销量打了翻身仗。而过了不久，太平洋老总轻率地把一个香港骗子介绍成自己太平洋股东，让人家用8万元一船的菲律宾垃圾烟草骗走了广州烟厂260多万美圆，吃了挂落，从此风光不再。虽然如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唱片公司更多的对手成长起来。加上盗版猖獗、港台版水货横行！薄膜唱片和唱机的热头过去了，不仅中唱，整个中国唱片产业在八十年代末都陷入低谷。

    1991年底。唱片《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横空出世，四万成本的制作费，正版发行近600万盒，净赚了上千万。许多家庭是因为买了《红太阳》去添置了录音机！所谓《红太阳》走进千家万户。许多音像公司跟风也小赚一笔，有的省份的音像公司用TDK的磁带做盗版就卖了200万！《红太阳》一时救了整个唱片业！而后就是四大天王的引进版大卖和1993年大陆原创音乐崛起。其实大陆原创音乐崛起有一个难以说出口的原因：当时的盗版商看不起大陆原创音乐，眼睛盯住的是引进版，最初的李春波们《小芳》逃过一劫。等到他的《一封家书》出台。因为大陆原创音乐崛起而喜气洋洋的中国唱片业又陷入低潮。

    近年来电脑的大普及的环境，对中国唱片业而言，是喜忧参半，一方面电脑自带的CD机使载体从录音带升级为CD。加之CD已经调整为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现在盗版减少，销量上升。另一方面，MDj机代替了随身听，网上下载，又让他们的利润流失。

    但是面包会有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唱片工业百年的安然运行，是他们又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