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成露茜女士

许文霞，2010-3-19

（成露茜）

   惊悉台湾成露茜女士逝世，准确地说，已是上月末（2010年2月27日）的事了。那天下午四时，我在网上漫游，不知怎的突然跳出“成露茜女士追思会”字样！消息是刚上网的，也是四时，直面于我，仿佛专门来通知我：“露茜走了”。我一时不知所措，竟呆了好半天回不了神！后来才想起从Google输入“成露茜”三字搜索，发觉露茜女士早于一个月前的同一天 (2010年1月27日)，英年谢世，实痛惜不已！成露茜病逝，已成台湾一件大事，悼念文章络绎不绝！我没能赶在她的追思会——[再见Lucie] ——之前，送上我的哀思，致为抱憾，也要归结前段时期跑到上海，为老父（许如辉）打官司去了，没有机会跟踪台湾消息。说实话，我所居住的城市多伦多，真是个信息港！也是一座极为舒适宜居的漂亮、平和、包容的大都市。说她像是个联合国，绝非言过其实。您若有闲跑到纽约数数联合国总部大厦前悬挂了多少面国旗，这里就能撞见所属国那么多子民。来自不同族裔、肤色、宗教、信仰、国别（地区）的移民，和睦相处，彼此还能即时分享各自引进的生动活泼的异域消息。以华语日报而言，就有四大家，两岸三地，信息应有尽有。无论民生、演艺、选举，时政……。香港动态？可看《明报》、《星岛日报》和《现代日报》。今日台湾？最快的通道就是《世界日报》。

   说实话，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成露茜，没领略过她的音容笑貌，更不清楚她的语音声线，究竟细软还是洪亮？对她卓越人生的奋斗轨迹亦不甚了然，然而我还是要来“忆”露茜。因为确确实实，在近八年时间里，我注意到了这位杰出女性，并在心目中构勒过一副正直不阿的她的肖像。尽管我们相隔何止“八千里路云和月”，但我与她生前多少也有过一次文字交往，心灵沟通。这弥作珍贵的文史往来，使我本想藉文章积累而与她深交的念头，终因露茜的突然谢世而彻底中断。

   忆成露茜，不得不提本地能与《世界日报》媲美的台湾《传记文学》（我曾在一些文章里作过介绍）。两者有何区别？前者日报，后者月刊；“世界”新闻，“传记”学术。我断断续续读“传记兼文学”，已有十几年历史了，而最近的八年，正是成露茜任社长的八年。

   在我所居地的公共图书馆，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收藏《传记文学》，所以它是潜伏着。是金子，总有闪光的一天。第一次阅读，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轮休的某冬日的早上。那时全球气温尚未变暖，本城毗邻北极，零下十几度、大雪过膝，是家常便饭。时日正遇到个鬼天气而心情并不舒畅，而这让我牢牢地记住了当年情景，天空灰暗，狂风猛呼，雪花劲舞。顶风行路，终算踏进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即迎如春温煦，卸下的大衣加干粮加笔记本等，负荷极重。坐电梯直登八楼，朝着东亚图书馆（现在改名“郑裕彤东亚图书馆”。郑先生是香港人士，对该馆藏书建设捐赠巨大）奔去，按惯例，将泡上一整天（待将来有闲时，可能会写一篇我眼中的《多大东亚图书馆藏品》）。挑了一堆书，这次行到图书馆最尾部明亮宽畅的期刊阅览区，看将起来。双眼看得疲倦了，于是跑到期刊丛中穿梭溜达。无心插柳、意外发现架子上有整年一叠的《传记文学》卧在那里，每期封面页，载有一位历史人物，大都不陌生，读后有如“茅塞顿开”，原来民国史是可以这么写的。我出国时，上海老《申报》还没有恢复阅览，而之前也从来没有读过。数年后，总算有机会读读创始于清季（1872）的“老申”了，两相比较，油然得出，《传记文学》沿袭了《申报》风格也！此是后话了。至此以后，我对“传记”便另眼相看，欲罢不能。

   之后的夏季，我又在多伦多市中心皇后街“肯德鸡”快餐店的后面，发觉一家小楼，底层是台北某办事处的图书馆（现已搬迁），心想定有“传记”，于是小心搜索，果真！这里阅读更为灵活，可以外借，交通于我也很便捷，于是后来常提了大包，每次借十来本，沉甸甸地带回家细读，三周后再去换一批，来来回回，基本上把该馆书架上的《传记文学》和另一本《中外杂志》，翻了个遍 。“传记”呀“传记”，您实为研究民国必读之刊也！1962年创刊时，“传记”大多数文章即由民国当事人亲自撰写，抢救了不少重要史实。尽管是一家民间出版物，但编辑极为严格，署名一律“实名制”，叙述必须“无一字无出典故”，举凡党、政、军、医、币、文、史、哲、舞、美、音，以及社会习俗、三教九流，多有涉及。该刊著名写手中，最令我回味无穷的，是史家唐德刚。我从他回忆抗战重庆求学时为每天宵夜一碗“猪肝面”而奋力勤工俭学，而至“胡适口述”的来龙去脉，读来甚感凌厉痛快，喜笑辱骂皆成文章，把“传记、文史、杂论、幽默、风趣”，发挥到极致！季羡林长者的《牛棚杂忆》，也是先在该刊看到片段，令我十分苦笑鼻酸不已，而后才借书来看的。我比较留意的音乐家传记不多，但也陆续读到绍介刘雪庵、贺绿汀等别具一格的文章（大陆致今未见引进）。我还记得千禧年某日，仍是那家“肯德烧鸡”后面的小楼，入口处摆放着《传记文学》当月新刊——百岁老人顾毓琇仙逝专辑，不由睹刊生情！因前不久，为一段历史考证，我刚与顾老通过电话。顾毓琇去世，好象陈立夫写过悼念文章，没几年，又从报章读到陈立夫潜然去世；近几年，唐德刚也走了，世态变迁实过于太快。《传记文学》扑面而来的活龙活现的尊者，各领风骚几十年，一下就成了历史人物，怎不欷嘘！……。从读文继而想了解谁在办刊？于是“刘绍唐”进入了我的视野！他是该刊创始人、民国北京大学胡博士适之的学生。刘先生因办刊成功，被尊为“一人敌一国”奇人，民国“野史馆馆长”！“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2000年，执掌“传记”38年的刘社长，以八十高龄谢世，读《传记文学》的华人圈子，又一次震惊，亦不免担忧，刊物将走向何处？后继无人或风格变化？我也是担忧者之一。刚开始，是刘绍唐的夫人（王爱生）在独撑。不久，刊物上就赫见“社长成露茜”，“名誉发行人王爱生”。我一度猜测，成露茜是刘绍唐后人？或刘家聘来的执行社长？小女子一个？熟悉民国吗？出于对《传记文学》爱之深，惜之切，真希望新上任的“小女子”成露茜，保持“直排、繁体、传统、文化、风趣带点刻板”的旧有风格，后来发觉这个“小女子”办刊还真没怎么走样。

   成露茜！这位由爹妈取了个美丽名字的成露茜，我一直认为她的芳龄也就三十来岁吧。成露茜，我想她一定是位朝气蓬勃的优雅知性女士，事业如日中天！谁知，熟悉她仅几年光景，就离我（们）而去，更想不到她已七十一岁了！我到现在方始明白，心目中的“小女子”成露茜，大报人成舍我的爱女，她不是《传记文学》的“打工仔”，而是该刊真正的主人！成露茜，更让我吃惊的是，她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传记文学》，她的主业，是一位长期关注弱势人群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小女子”成露茜，这才让我十分的景仰起来！可敬可佩的成露茜，将有多少事情等着您去做啊，叹您仅七十一岁的人生，实在也不算长啊！

（《传记文学》，大众文化的双峰——包天笑与许如辉，2006,12期）

   从看《传记文学》，进而给该刊投稿，是2006年8月下旬。我把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在上海某国际会议宣读的论文《许如辉与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循“传记”所设邮箱发去了。不久就有了回音，负责与我联系的编辑，是简金生先生。他的来信，简洁、客气、礼貌、传统，我想他一定是刘绍堂时期即在任的留守资深编辑，不料又猜错了，现在才知道他是毕业不久的硕士生。简先生告诉我，文章采用了，将传电子编辑稿让我校对。几个回合，我发现《传记文学》不是一般的严谨，而是一丝不苟！后来到了校订篇末参考文献时，“卷期年页”，极为严格，已超出我在中加两国所受自以为够专业、够水准、够苛刻的“怎么引文”之魔鬼式训练。非常遗憾，文中有多处所引三十年代电影杂志，如《影戏杂志》，《银光》，《银幕周报》，只有卷，没有年，糟糕透了。简编辑开初不予放行，希翼能有妙法解套，但无。只怪当年在上海图书馆只顾查找和复印，没顾考证“卷为何年”了。出版在即，而我一时三刻也回不了上海，最后编辑部只好带瑕疵地放过了。想简先生一定至今“耿耿于怀”，我在破《传记文学》“无一字无出典故”之规矩啊！到了11月，简先生又来邮，索要我父亲的标准照，言及尺寸越大越好，便于处理，可能要置封面页。遗憾的是我手中只有一寸左右的“户籍照”，也就“聊胜于无”地发了去。约八，九天光阴，到了12月头上，“2006，Dec, 总535期”《传记文学》问世了，“许如辉与民国小说家包天笑”的头像，果然刊于封面。我又意外地发现，社长成露茜女士，足足一整页的篇幅，在首页撰写了一篇《编辑部手记》，引领读者本期主题——“大众文化的双峰”，及著名翻译家胡品清。社长亲自出面介绍封面人物，这于投稿无数的我，是从来没有过的人生体验，诚然是很了不得之举，很感激不已。成露茜为每期撰写《编辑部手记》的习惯，亦在简金生先生近期《憶<傳記文學>社長成露茜》中，见到披露：

   “她能分給《傳記文學》的時間並不多。編輯們先負責審稿、選稿、退稿、文字加工，在月中組稿階段，眾案併陳，向她報告如何用稿而最終定案，或小會議後由她敲定。有時她也會直接分派她邀來的稿子或者是直接向她自我推薦後要採用的稿子。然後，再由她作最後整期的過目，並寫好編輯室手記。”

   读追思文字愈多，愈大彻大悟。从《传记文学》的事必躬亲来看，成露茜是超负荷地在工作着！再则，成露茜社长接棒的《传记文学》，延续了一贯的“抢救民国史”刊办方针，为历史寻真相，替人物找归属，批露该披露的，挖掘未挖掘者，“使过去了的事，永远也不会过去”，兼“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从“许如辉与包天笑”，到每期撰写的“编辑部手记”，可以看出成露茜是一位对历史极度负责的正义在心之士，这与她所从事的几十年如一日、对当代负责的人道主义活动，也是一脉相承、殊途同归的！下为成露茜女士《编辑部手记》有关许如辉部分的文字，特敬载在此：

   “许如辉所处的年代，上海当时正由留声机、默片时代，到有声电影，他躬逢其盛，为电影写下了不少的电影音乐和插曲，他的音乐，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如今许如辉竟被世人遗忘，近年来，在一些资料性的书刊上，虽有人提及许如辉的名字，但总的来说，他的名字与他在中国电影史、音乐史上的贡献与成就是不相称的。或许出于历史问题，学术界文化界长时间以来往往只把目光集中在左翼电影的发展上，而常常把左翼以外的很多东西给忘记了；正如他的女儿许文霞所说的：“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我国电影史研究可说长期陷于一个预设的‘左翼运动’框架之中，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未能幸免。很大一部分电影艺术家和电影史料，在官修的电影‘正史’中消失，致使岁月更迭，而历史原貌依然被荒草蔓枝所覆盖”。“文革”期间，许如辉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历程与磨难，他被迫写下了大量的“交代材料”。本文系根据这些“交代”整理写就的，她要让这个几为世人所遗忘的名字重新再记忆起来。许如辉作为一位颇有成就的音乐家，他的成就并没有消失，他仍然在影响著一批人。”

   我自认秉性如父，不是那种见风使舵、溜须拍马之人，于是一直把对成露茜的感恩之情，留在心底，没给她亲笔写过一个字的谢谢，总想后会有期，谁知无期！次年（2007），又因投入保护父亲戏曲音乐著作权而与上海司法结下梁子，“坚贞不屈”（父亲沪剧作品《白鹭》最后一场的定名），艰苦抗争，几近八年，感谢信更不了了之，这很让我追悔莫名！我其实也很有负于二十余年在民主加国所受栽培和教养。在这儿，“Thank you”（谢谢）之声不绝于耳，无论给老人开门，或给妇孺让座，又如帮人除草、扛物、拖车、借书、还书，乘车、代收信件，申请护照、甚至参加一场求职面试……，您或他（她），都会说（听到）一声“谢谢”，或会发（收到）一封“致谢信”，这种受到帮助应声感谢的习俗，是否很有一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中国孔子儒学精髓？然而，加国“Thank you”不离口的习俗，带到孔子的真正国度中国，譬如上海，未必受用。不说旁人，就说我的亲人，听后就很不习惯，更时常不理解地问起：“你怎么老在谢谢啊”？仿佛与“虚伪”同义！殊不知，这种感恩的习惯，已成一座文明城市整体的生活哲学了，数代相传，根深蒂固。不管如何，我对此亦宠辱不惊，被同化了，永以“Thank you ”不离口为乐事。成露茜女士百忙中绍介我的父亲，耗费心思写就推荐阅读，我这个”Thank you ”派，怎么就糊涂到连“致谢信”也不给她发一封呢？是成露茜该做，我该大言不惭地接受？

   直到成露茜女士故世，我才真正说得上开始了她的为人和处世的了解。她曾执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系三十余年，其间对在美华人妇女群体做过大型专题研究，为此率队遍访后人，甚至坟地，最终写出颇具份量的文献。成露茜，一位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白领女性，衣食无忧，完全可以“只顾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但偏偏餐风露宿，奔走呼唤，一生关注弱势人群与底层人物，还一度被台湾视为“左派”而边缘化。成露茜的关爱范围和境界，从美国、台湾、大陆，延至东南亚柬埔寨诸国，为此还专门办了一家报纸，名《四方报》。所以，成露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国际人道主义社会活动家。要问成露茜何以成为令人尊敬的成露茜？今已可盖棺定论：成露茜，性本善，她的血液里，流淌的是汩汩大慈和大爱！

   后因家族企业的呼唤，露茜返折台湾，旋即投入更为繁忙的公共事务，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任教，一直带着研究生。她的足迹，又据简金生先生回忆：“當工作環境混熟了之後，我才知道自己的老闆非常忙，那時她是世新大學的董事、傳播學院院長、新聞系主任、社會發展所所長，又兼《立報》、《破報》及《傳記文學》社長，所以，她能分給《傳記文學》的時間並不多”。

   成露茜的去世，是台湾的损失，也牵动了中国大陆的哀思，她的大哥成思危，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露茜的逝世，当然还影响到美国，今年四月，她任教的加大洛杉矶分校，将为她下半旗致哀。我愿这篇拙文，今日起随风飘逸，待到人间四月天，正好飘到那西海岸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加大校园——“向成露茜致敬”！

   美丽优雅的成露茜女士走了，留下的，是她的自勉、励志和奉献信条：“有學有術 實踐基層 回歸理論 再造社會”。随着成露茜的絢烂生涯舒展不绝，越来越绽放出她那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她已是我的偶像，也将是我记忆中永远也抹不走的一道霞光和彩虹！

   （2010年2月28日初稿，断断续续至3月19日完稿，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