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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
4/3/2007 点击数:6606

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

郑体思

(中国音乐年鉴•2003•当事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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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我是1921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自幼受到江南丝竹乐的熏陶,对笛、箫、二胡、琵琶、月琴等多种乐器均极其爱好,曾经常习奏并登台演出,业余艺术实践长达七十余年。芦沟桥事变后,我随全家逃难到汉口,在流亡学生登记处登记报名后不数日就被送到大后方的四川合川县郊濮岩寺,在国立二中高中部读书。1938至1940年曾参加由学校组织的白雪国乐队,积极投入练习和演出活动,受到校领导的表扬和听众们的热烈欢迎与好评。

   在高中,我有幸从夏荪楚老师习奏二胡,从杨大钧老师习弹琵琶,多次欣赏到刘天华、卫仲乐诸先生灌制的二胡、琵琶等国乐唱片,并开始习奏《春江花月夜》。从此我才知道在抗战前的上海有一个颇负盛名的社会民乐团体——大同乐会。

   1940年冬,我高中毕业,适逢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登报公开招考国乐练习生,我有幸被录取为第一名,并很快受到重用,成为琵琶、二胡的演奏广播人员。当时我的月工资为五十五元,比一般高中毕业生的待遇要高出80%,工作轻松胜任,心情愉快。约在1941年的春末夏初,见当时的《中央日报》新闻报导,称“‘重庆大同乐会将举办难童国乐演奏会’欢迎各界人士欣赏”,我欣然前往,留给我的印象至深,这时,我才知道重庆也有一个“大同乐会”。
抗战前后的这两个“大同乐会”,是否是互不相干的两个国乐团体?有什么联系或相同的宗旨?是否为纯粹的业余社团或半官方半业余的社团?两个大同乐会的组织机构、骨干力量和会员素质水平如何?社会影响与评价又如何?……如此众多的疑问在我脑海里已萦绕多年,后又得知上海老会员们对重庆的领导人很有意见,他们复员回到上海后,老会员们均不予理睬……这些情况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对此,有好心朋友劝我“不必介入”,但经我长期思考后,仍然认为应该把上述的种种疑团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予以化解,还历史真面目,让关心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人士和热爱民乐艺术事业的广大群众,能有一个比较公正、确切的了解。为此,我不惮其烦,毅然投入本文的写作,希望以史为鉴,并填补这个历史空白。

     大同乐会的定名

   早在1934年我在青岛市私立礼贤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时,音乐老师曾教唱了一首《天下为公》的歌曲,其歌词大意如下(后承刘志坚先生提供许如辉作曲的《大同之声》的歌谱进行核对):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首歌词是出自《礼运•大同篇》,当时我们传唱,并不太了解其含意。既长,才逐渐领会是儒家的学说,其核心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不正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吗?

   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墨宝中就有“天下为公”的亲笔题词的条幅,他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中有一位李石曾先生,曾被称为“世界大同的理想家”[1],一生信奉“人类互助,世界大同”。1906年李石曾在法国与张静江、吴稚辉等人发起组织“世界学社”(简称“世界社”),他们回国后,到了20年代在上海又恢复了“世界社”的活动,由李石曾任社长。他们的“世界大同”理念与上述“天下为公”的思想不是不谋而合吗?

   上海大同乐会的创始人郑觐文先生对“国乐乐器、国乐典藉”和“国乐理论”研究至深,被公认是“崇雅黜俗”的音乐教育家、音乐史学家、民族器乐研究家、演奏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他崇尚的“音乐大同”也是当时社会名流、文人雅士们的高雅志趣。他要把中国民族器乐推向全国及世界,因此他把原来的古琴社团“琴瑟乐社”正式改名为“大同乐会”,他以音乐大同促进社会大同,这就是他们的崇高志趣和远大目标。

   大同乐会的老会员许如辉先生(在上海入会才16岁),来重庆组建成第二个大同乐会后,曾创作了一首《孔子诞辰歌》,歌词同《天下为公》,但曲谱却是他重新创作的。后来在组织会员演出国乐时,曾请著名影星胡蝶演唱《大同之声》(即孔子诞辰歌),可见对“大同”理念的重视。

     大同乐会的宗旨

   重庆市文化局曾编《重庆文化艺术志》(2000)。此书取材的起讫年月为1840至1985,时间跨度大,搜集调查審核资料先后历时近二十年。内分十余大篇,其中第六篇为“音乐、舞蹈”,音乐方面的责任编辑及执笔人是郑荣福先生,他是抗战时期国立二中的校友,笔者和他曾是先后相差六年的同学。据他告称“采用的资料是根据历史档案、政府会议文件、主要报刊和有关方面提供的书面资料……经反复核对查实后,才能入选。”关于“重庆大同乐会”在该篇第五节“音乐学会、协会”中有以下记载:

    “20年代在上海成立大同乐会,创办人郑觐文,有会员40余人,为我国早期规模较大的国乐社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部分会员辗转来渝,组成重庆大同乐会,会址设市区曹家巷16号,留沪会员则于是年转入当地中国管弦乐队。该会以研究整理中国音乐、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以整理国乐曲谱、研究中国乐器制造、协助国家推进音乐社教工作为具体任务。经费以社会捐助、会员会费、乐器经营盈余为主,政府补助为辅……” (2000:355~356)

   从以上可以了解到,上海和重庆两个大同乐会的宗旨是一致的,具体的任务也是相同的,而其经费来源的渠道也基本一样,详细情况当在以后各标题下分别介绍。

     大同乐会的创始人

   郑觐文先生(1872—1935),江苏省江阴县人,自幼父母双亡,由老保姆抚养成人。幼年爱好音乐,擅长江南丝竹,后从师学习琵琶、古琴,技艺大有进步。在古琴名家唐敬洵先生的精心培育下,琴艺高超,讲究韻味。他弹奏的《秋鸿》《平沙落雁》《水仙操》《胡茄十八拍》《梅花三弄》等名曲,古朴典雅,苍劲有力,技艺精湛,感人至深。后率先发起组织“琴瑟乐社”,吸收不少琴家入会,互相交流,不久就在此基础上酝酿成立了大同乐会。他最初当过小学音乐教师,后又应聘任上海私立仓圣明智大学古乐教师,授古典音乐。大同乐会成立后,他担任乐务主任。当时曾招收一些青年会员,进行培养,除他本人任教外,又聘请一些专业教师任教,如琵琶大师汪昱庭、昆曲大师杨子永、胡琴大师陈道安等。早期吸收的会员有程午嘉、柳尧章、胡昕(女)、程庄(女)、王超琴(女)、郑克强等,后来陆续吸收的有金祖礼、卫仲乐、许如辉、秦鹏章、陈天乐、许光毅、龚万里、黄贻钧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国民乐界的专家。

   郑觐文古文根底厚,曾考取前清的副贡生(可以入国子监深造),他一头埋进古乐器的保管、研究、探索和试制工作中。他在江阴文庙曾协助浏阳古乐专家制造祭孔古乐器,他发现这些乐器的音律不协调、不统一,遂萌发探索改革制造古乐器的愿望,后来他聘请乐工缪金盛开始试制乐器,并探索、改进古乐器的制造方法。

   郑觐文又致力于挖掘整理编辑古典乐曲,沟通中西乐理,以十二平均律为乐器协律的基础,并逐步发展建设一支由十余人发展到三十余人的大乐队(详许光毅1984:114~115;孙克仁:1982:10~17),并将古典乐曲改编为《国民大乐》的五个乐章:大中华、神州气象、一统山河、锦绣乾坤、风云际会。具体乐曲和演奏效果详见后述。

   郑觐文又致力于中国音乐史的写作,从1927年起耗时九载才完稿。书中记载了“上自远古雅乐,下至明清九宫的主要音乐事项,书中还收录了祭祀乐、道家乐等三十八首,汇编了京调、昆曲、秦腔等传统戏曲音乐等内容”(许文霞2004c)。此书是郑觐文呕心沥血之作,“涵盖内容之广,讨论问题之深,当代音乐学专家,至今评价颇高”(同上)。

     大同乐会筹建情况

   “大同乐会的前身是1920年创建的‘琴瑟乐社’,会址在旧上海法租界一间私房中。当时一些著名的音乐家、京昆表演家,如肖友梅、黎锦辉、沈知白、汪昱庭、李子昭、王燕卿、杨树百、张子谦、吴梦非、吴钊岚、王寂都、俞鹏飞、苏少卿、陈道安等”(许光毅1984:114~115),都与“琴瑟乐社”和郑觐文常有来往,活动频繁。在这些崇尚高雅音乐的文人雅士支持下,在缪云台、章士钊、欧阳予倩、殷太和、郑立三和当地士绅们的参与赞助下于1921年在郑立三公馆内正式成立了郑觐文定名的“大同乐会”,并于1923年迁至嵩山路36号的一幢二层楼房内[2]。为了开展民族音乐事业,他邀请了社会名流蔡元培、史量才、叶恭绰、梅兰芳、周信芳等为赞助人,由他自己兼乐务主任,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如吸收会员、培训人才,挖掘整理古典乐曲,搜集已经散失的寺庙和民间的古代乐器并请工匠绘图试制乐器,积极组织演出活动等,反映甚佳。由于有史量才任总经理的上海《申报》的新闻报导与舆论宣传支持,会务开展较为顺利,会员逐渐增多,发展较快。

   同盟会老会员李石曾,是最早把国乐介绍给外国的文化使者之一,他组织的民间社团“世界社”与大同乐会会址邻近,世界社举办对外文化活动时常邀请大同乐会前往演出,他的“社会大同”的理念与郑觐文的“音乐大同”都是相似的“大同世界”,他们两人内心相通,理念一致,加之李石曾本人又爱好国乐,是大同乐会演奏国乐会的常客。就这样,不久后李石曾许诺担任大同乐会的理事长(程午嘉1984:92~98)。理事会的成员多为政府政要、社会贤达、名流士绅等。李石曾有鉴于郑觐文致力制造古乐器花费大,经费少,乃特允由世界社每月以车马费名义补助一百元;王晓籁、杜月笙两人又各补助三十元,这样,乐器制造才有资金。当时的钱很管用,一直按月补助到郑觐文去世为止。

   抗战后不久,上海大同乐会一部分会员来渝,由郑玉荪(郑觐文之长子)牵头,为继承乃父遗志,多次走访许如辉(当时许在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干事,担任演奏兼作曲),一再动员劝说许和他共同致力于重建大同乐会(同上)。当时的理事有:于右任、孔祥熙、王雪廷、朱家骅、李石曾、杜月笙、叶楚伧、包华国、展延、周皇甫、谷正纲、吴铁城、吴国桢、竺鸿涛、洪兰友、胡学文、孙科、陈英士、陈果夫、陈立夫、许静仁、黄伯度、康心如、康心之、张群、斐铁俊、叶楚伧、赵佩岚、刘航琛、郑玉荪、钱昕之、谢超梦、戴季陶、顾一樵(毓诱)、潘公展、王晓籁等37人。常务理事兼事务部主任潘公展,常务理事兼乐务主任王晓籁,事务总干事为郑玉荪,乐务总干事为许如辉” [3]。该会成立后,即派人赴蓉设厂制造乐器并于是年底在渝征求会员,开始练习。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又着手组建难童国乐训练所,一面练习国乐,一面制造乐器。作为乐务主任的王晓籁对音乐却是一窍不通的,也从未光顾过大同乐会。

     大同乐会的骨干力量

   大同乐会的主要骨干有程午嘉、卫仲乐、秦鹏章、许如辉、郑玉荪、刘志坚等[4]诸先生,特分别简介如下:

   程午嘉生于1901年,江苏奉贤县人(现属上海市)。在南桥镇读小学,对吴江雄老师能奏笛、二胡、琵琶等多种乐器甚为钦佩。吴教程演奏技法和音乐理论(初小、高小各四年)。程在校成绩优秀,保送入南京工业学校。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有两位国乐老师——沈肇洲和王宾鲁(王燕卿),程从他们学习琵琶和古琴(当时的国乐同学有徐立孙、刘天华)。程从王老师学《关山月》《长门怨》《平沙落雁》《捣衣》等曲,并将所学曲谱请杨萌浏抄写并定指法,用英、汉两种文字作了说明,共有十余首,拟出版传世,后一直保存在杨萌浏处。程随沈肇洲老师学习琵琶《瀛洲古调 》,文板武板各十二曲,后由徐立孙编印成《梅庵琴谱》和《梅庵琵琶谱》各一本。“梅庵” 是南京高师校长李瑞清的别号,他修建了一座平房取名梅庵,后来中央大学音乐系即设于此。1921年程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认识了郑觐文老师,加入了大同乐会,并参与该会的各种音乐活动,占用了大量时间,影响了程在复旦大学的学业,故他读了八年才毕业(一般为五年),这可算是程早年对大同乐会的贡献。1928年程率先改制琵琶为六相十八品,确定了琵琶的正式规格与尺寸,又试制八音孔定音笛,将旧中国鼓改为定音鼓,这都是受大同乐会的影响。抗战后他也来到重庆工作,偶尔去大同乐会参观,并未参加排练演出活动,他曾被聘为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特约演奏员和国立音乐院的琵琶教授。1947年春,程应聘为国立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的顾问,曾回访中大该社,颇受欢迎。他又曾向白雪国乐社介绍本人上述的经历,并寄希望于白雪国乐社同学们为发扬国乐艺术多做贡献。

   卫仲乐[5]1908年3月21日(农历)出生于上海一个贫穷的殷姓工人家庭,后过继给卫姓寡妇,取名卫崇福(小名卫家涛)。自幼酷爱音乐,自学笛、箫、二胡等,他认为独有音乐才能解脱苦难,赢得欢乐。十八岁时结识许光毅先生,他们经常在一块拨弄江南丝竹,并参加邮政工会国乐组的演出活动。他家住在淡水路,与大同乐会相距颇近,来往经过大同乐会时,经常听到会内传出动人的国乐,有一次他鼓足勇气,走进大同乐会,向一位老人请教,打算拜师学艺,以求深造。这位老人就是郑觐文,乃欣然免费接纳他入会学习,不久许光毅和邮务工会的其他国乐爱好者也纷纷入会。

   当时大同乐会曾聘请一些知名老师任教,卫仲乐如鱼得水,勤学苦练,向郑觐文学古琴,向汪昱庭学琵琶,向柳尧章学小提琴等等,在短短的期间就学会了这些乐器的演奏技巧。勤奋加天赋,使他很快登堂入室,并多次参加大同乐会的演出活动,卓有成效。郑老师建议他改名“仲乐”,就是致力于中华民族自己音乐的意思。郑觐文于1935年病逝后,卫仲乐就接任了大同乐会的乐务主任一职。

   他在“世界社”的演出频繁,曾一个人举办多种乐器的独奏(古琴、琵琶、二胡),让听众大开眼界,他又积极参与了钢琴协奏曲《忆王孙》(大同国乐队协奏)和二胡协奏曲《杨贵妃之死》(交响乐队协奏)的演出,开辟了中西乐协奏的新路。抗战后他去美国演出,并灌制了古琴、琵琶、二胡、箫、笛等乐器的独奏唱片四张,传播到全世界。回国后他又组织中国管弦乐队,开展活动,培养人才。新中国建国后应聘为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副主任和主任,专心致志地培养了大批民乐人才,桃李满门,实现了郑觐文的遗愿。

   1987年初夏,笔者去沪、宁一带探亲访友,曾专程去上海音乐学院拜访卫仲乐先生,拟向他当面请教,并敦请他撰写大同乐会史料,岂料他家住在校外,我扑了一个空。他在1936至1937年曾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担任独奏和整编古典乐曲等重要工作,抗战爆发,音乐组随广播电台迁重庆,他却辞职跑回上海另谋出路,这一点也是我不能理解的一大疑问。后来他自称尝够了酸甜苦涩的滋味,被迫从美国回沪,却失了业,走投无路。后由沈知白先生介绍去了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直到病逝。

   秦鹏章(1919—2002)[6] 江苏无锡人,抗战后他一直在上海学习音乐,并从事邮政和音乐工作。他在小学及市区民众教育馆学国乐,13岁起师从卫仲乐、汪昱庭学习弹琵琶、古琴,并参加大同乐会的演出活动。1935年获市儿童琵琶演出奖,并参加百代唱片公司小乐队,从洋人学单簧管。同年卫仲乐离沪,由他继任大同乐会的乐务主任。上海陷落后,他滞留租界从事邮政工作,业余时间仍从事音乐与教学工作。建国后他曾应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单簧管教授,50年代调北京任中央歌舞团民乐队指挥和琵琶独奏演员,多次参加出国访问演出。中央民族乐团建立,他任首席指挥,多次在国内外演出。他编写了多首民乐合奏曲,又发表“乐理”“编钟”“和钟”“江南丝竹”“近现代音乐史”等多种理论著述。他离休后又多次去香港、台湾演出,为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由他指挥的专场演出(同上)。他论著等身,为弘扬民族音乐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终生享受国家的专家津贴,是大同乐会老会员中一帆风顺的幸运者。

   许如辉(详程午嘉等1982:68)(1910—1987)生于浙江嵊县,家贫,念过三年私塾,后毕业于新昌尚崇公学,在余姚县当学徒。后由舅父带到上海,1925年加入上海大同乐会,师从郑觐文学会吹奏民族乐器,后在大同乐会的乐队内司鼓并吹箫、笛、排箫、埙及弹奏筝、瑟、琵琶等多种乐器。他又学习作曲,在当时的明星电影公司任基本作曲长达八年之久。全面抗战后,明星公司被炸歇业,他随亲友钱之新夫妇来到山城重庆,1939年秋考入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乐队演奏员,此时,他创作了合奏曲《寒夜闻柝》,经排练演播颇有效果,又创作二胡曲《忆别》等。

   在音乐组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许常与郑玉荪会面,老友重逢,无话不说。郑玉荪为了继承乃父郑觐文的遗志,多次劝说许如辉和他共同协力,在重庆创建大同乐会。此后两人联手努力筹备,于1941年3月经社会局批准终于正式成立了重庆大同乐会。由郑玉荪任总务干事,许如辉任乐务干事,公开招收会员,开展日常的排练与不定期的各种演出活动,进行抗战宣传。还开办乐器工厂和难童国乐教养院,许任院长,培养了一批能自制军笛等乐器的难童,并于1941年春末夏初举办了国乐演奏会,反映甚佳。此后,许又致力于戏曲、电影音乐的创作和《国家典礼乐章》等国乐曲的创作演出,抗战后期又组织大同剧社,许又创编音乐剧《木兰从军》,请名家导演,请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参与乐队指挥、配器和演出,效果极佳,反映强烈。这些活动更加丰富了大同乐会的办会宗旨和目的要求。

   郑玉荪(1894—1969)是郑觐文先生的长子,毕业于商业专科学校。1921年进入准南水利总局所属各地的“工地整理处”从事水利管理工作,后入导淮委员会任文秘工作。1935年乃父病逝,郑玉荪奔父丧,为了继承父志,下决心要把父亲的遗愿变为现实。抗战不久,他摘下“大同乐会”木牌带往重庆。他随导准委员会从江苏迁往重庆时,组织一批音乐爱好者,曾以“江苏大同乐会抗日活动宣传队”的名义沿途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到了重庆曾在青年会举办汇报演出,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7]。后来他极力动员说服许如辉与他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41年3月18日在重庆正式成立了大同乐会。在王晓籁的积极支持参与下组建了有三十七人的理事会。由王晓籁任乐务主任,潘公展任事务主任,由郑玉荪任事务总干事,许如辉任乐务总干事,两人齐心合力把重庆大同乐会办得有声有色。郑玉荪总揽一切内外事务、宣传、文秘,许如辉则全力投入培训、排练、指挥、演出等全部音乐工作。他们两人曾代表大同乐会参加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详孙继南2004:151),郑玉荪提出整理乐典的议案获通过。郑玉荪虽不会演奏乐器,但擅长制作竹笛,试制成为标准音高的五种竹笛,著有《竹笛制作法》和有关文章。抗战胜利复员回沪后,鉴于恢复上海大同乐会已无希望,乃投入乐器制造工作,自设大同乐器工场,后参加上海第一乐器合作社,1958年并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工作,1969年病故。

   刘志坚1917年生于四川巴县,至今已88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以拨弄古筝、琵琶自娱,安享晚年。他是重庆大同乐会的骨干会员,早期在川东联合师范读书,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后任私人钱庄的练习生、私营基泰建筑设计师事务所绘图员、重庆邮政局邮务员等工作。他自幼喜爱民族乐器,擅吹笛、箫,拉二胡,弹古筝、琵琶等。大同乐会征求会员时他立即参加,坚持排练与各项演出活动。他靠自学、勤奋努力和许如辉的精心指导,技艺大有进步,成为乐队的骨干会员,也是至今唯一健在的重庆老会员。他提供不少有关重庆大同乐会的资料,遂使郑体思、许文霞等人能先后撰写《重庆大同乐会》的史料文稿(详郑体思2000:71;许文霞2001:74~81),填补了近现代音乐史的这一空白。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人才荟萃,古琴家俞伯孙、琵琶家程午嘉、大擂演奏家赵玉斋等均常与刘志坚在一起排练、合乐、公演等,卓有成效。他与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刘泽隆、夏治操、杨竞明等也有交往,切磋技艺。1980年他参加郑体思发起组织的“重庆晚晴民乐社”,成为骨干,一直坚持排练演出活动长达22年,他满86岁后才完全离社安享晚年。他写的《技艺人生——贺重庆晚晴民乐社建社廿周年》(中国音协重庆分会2002:12月20日),填补了现代音乐史的空白。

     大同乐会的主要活动

   本文第三节谈到大同乐会宗旨和具体任务,他们以“研究整理中国音乐,推进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以整理国乐曲谱,研究中国乐器制造,协助国家推进音乐社教工作为具体任务”兹分别叙述于下。

   一、 研究中国乐器制造 

   郑觐文先生曾从事过文庙祭孔古代乐器的保管工作,也协助过古乐专家制造古代乐器,他发现这些古乐器音律不太协调,乃决心致力于制造一套古乐器,以求协调音律,便于与西洋乐器沟通。他曾亲自带领早期入会的年青会员到各地搜集、或购买古代乐器、民间乐器,以为蓝本,并请乐工绘图,精心制造。为了寻找合适的乐器材料,也不辞辛劳到处采购挖掘。他亲自到安徽灵壁县五磬山开山採石制造石鼓,又寻找挖掘古坟中的乌木制造古乐器。在这个阶段,程午嘉曾耽误了在复旦大学的学习,程先生因此说“这算是我对大同乐会的贡献”。经过十年的努力,至1930年已制造出古代和少数民族乐器达一百六十余种,分为金、石、土、木、丝、竹、革、匏、虺、茄、鬃、贝、苇等十三大类(其中有编钟等)。当时曾复制九套,赠送德国柏林、法国巴黎各一套,并拨一套放在世界社礼堂公开展览。这批乐器,在解放后为华东教育部接收,后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保管,以为借鉴和参考。

   重庆大同乐会建立后,也立即在巴县土桥难童国乐教养院和成都开设乐器工厂,制造乐器,并培养了乐器的制造与演奏人才,通过出售一部分乐器,填补经费之不足。还有一批军笛和其他乐器无偿赠给重庆南开中学的正声乐社,学校就把乐器陈列在大礼堂楼上进厅(乐社社址)供同学们学习。

   二、 抢救整理古乐曲谱 

   我国的古琴谱、琵琶谱、京昆曲谱等特别丰富,但流派纷呈,曲谱杂乱,习奏者较难掌握。以往都是琴家打谱、定指法,各地各派的琴谱指法不统一,琵琶谱也是各有千秋。郑觐文先生决心和早期会员们致力于挖掘整理,并编出了一套《国民大乐》,组织乐队演奏,该乐曲分为五大乐章,即:

   1、《大中华》(原名《饶歌》)
   2、《神州气象》(原琵琶曲《妆台秋思》)
   3、《一统山河》(原名《将军令》)
   4、《锦绣乾坤》(古曲《月儿高》中的一段)
   5、《风云际会》(琵琶曲《霸王卸甲》中的一段)

   《国民大乐》演奏时,乐队编制规模大,气势雄伟,气象万千,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地大物博、气壮山河的辉煌灿烂景象。这首《国民大乐》历次演出均获成功,颇为振奋人心,成为大同乐会的保留节目。

   此外又整理挖掘了《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霓裳羽衣曲》《月儿高》《塞上曲》等。 1978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春江花月夜》活页曲选,正是采用的《大同乐会》编配的十段曲谱。1953年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等大型乐队也是根据此谱略加删节和配器录制了唱片、磁带等,公开发行,效果很好,颇受国内外听众欢迎。我们重庆晚晴民乐社已有25年历史,历年演出此曲均受欢迎,成为保留节目。在某次排练此曲时,竟感动了台湾大学周广周荣誉教授,使他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类似情况在北京演出时也感动了老华侨涕泪横流(参考消息报导)。

   重庆大同乐会的许如辉先生也把《春江花月夜》《塞上曲》《月儿高》《将军令》等列为经常排练、演出的节目。他以其在上海大同乐会的学习心得和在百代唱片公司、明星电影公司从事音乐工作所积累的作曲经验与技巧,在重庆大同乐会又继续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寒夜闻柝》《原野牧歌》《大同之声》《满江红》《木兰从军》等歌曲。并花大力气创作出二十余章的《国家典礼乐章》。此乐章每章均选配有古朴典雅的诗词,可唱、可奏,奏全部乐章约需一个小时许。这是一支庞大的乐章,曾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试奏,并在重庆夫子池广场公开演奏,受到欢迎。

   三、 推进音乐社会教育,培训国乐人才

   郑觐文先生从创立大同乐会之日起,就致力于引进会员、培养人才的工作。当时的青年会员出于热爱国乐而勇于报名参加乐会,除郑本人率先教授古琴、琵琶外,又聘请古琴、琵琶等方面的专家,如汪昱庭(琵琶)、杨子永(昆曲)、陈道安(胡琴)等先生来会任教。青年们勤奋学习,刻苦锻炼,很快就收到成效。如卫仲乐、许光毅、许如辉、秦鹏章等,都成长为演奏家、指挥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等,从而又进一步扩大了音乐社教的影响。例如,许光毅先生致力于古琴的演奏和教学,他从多年的演奏中,积累下丰富的经验,为了使濒于失传的古琴逐渐推广普及,特地编写了一本《怎样弹古琴》(1996)的入门教材,让广大青年对古琴弹奏技巧有初步认识,对古琴弹奏方法有初步了解,便于自学入门。这就把大同乐会推动的音乐社教、培训国乐人才的任务,进一步扩大,影响更加深远。

   重庆大同乐会也致力于培养国乐人才。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日寇铁骑蹂躏大半个中国,战火弥漫,硝烟四起,不少同胞被烧杀,他(她)们的子女成了孤儿、难童。当时宋庆龄率先成立“战时儿童保育院”,接纳培育大批孤儿。大同乐会也承办了一所难童国乐教养院,许如辉兼任院长及国乐教师,又聘请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黄锦培先生等人任教。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就培养出一批乐器制造和演奏人才,并于1941年春末夏初在重庆公开演出。笔者曾准时前往,听了整场的节目,印象至深,可惜我当时没有及时采访,错过了与许如辉先生访谈见面的机会。他在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工作约一年多,又与我错过了共事的机会,失之交臂。抗战后期他与音乐组同仁常有往来,甚至同台演出;而我在沙坪坝中央大学读书,又未能见面,深以为憾。他后来又培训社会青年习奏国乐,据《重庆文化艺术志》称“1943至1944年间,举办古琴、琵琶、筝、二胡、扬琴等国乐传习,广泛培育国乐人才”,当时少年学生彭修文、社会青年孙培章等都曾是学习二胡、琵琶的学员。孙培章曾参加重庆大同乐会的早期活动。1942年后考入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练习生,并接受音乐组举办的国乐训练班的脱产培训。1948年底,与王沛纶、高子铭等前往台湾,后在台湾组建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由高子铭任指挥,后由孙培章接任。彭修文在四十年代还是一个初中学生,不够入会条件,但他常去旁听,以求学习提高。彭修文在1951年由张学贤介绍参加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国乐组任练习生,1952年该组全体成员六人(排名次序是:宋锡光、张学贤、杨竞明、夏治操、曾寻、彭修文)调北京,筹建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并以原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建制模式而迅速组建成功[8]。孙培章、彭修文两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早期分别成了台湾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指挥和北京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指挥。孙培章在台湾又继续培养了一些琵琶和国乐演奏人才,使国乐后继有人。但彭修文曾被宣传为“中国民族乐队的创始人”,未免有违史实。

    四、 主要演出活动

   上海大同乐会成立后不久,一批青年会员就很快地学习掌握了各种乐器演奏技艺,并不时参与演出活动。由于“世界社”主办的对外文化活动较多,经常请大同乐会前往该社演出。每次演出活动《申报》均有新闻报导,扩大了影响和知名度,不断邀请去各种集会演出的机会增多,仅就主要演出简要记述如下:

   1、 卫仲乐的独奏会 

   卫仲乐先生加入大同乐会后不久,由于他的刻苦勤奋学习和音乐天赋,很快就成了各种乐器的演奏高手(屡次在世界社独奏)。1933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行落成典礼,风华正茂的卫仲乐应邀演出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四座皆惊,名声大振。卫仲乐宛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在中国乐坛的天幕上闪闪发光。此后,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世界社”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由他一个人独奏琵琶、古琴、二胡、洞箫、古筝等多种乐器,创造了中外音乐史上的奇迹。后来他去美国巡回演奏,曾灌制四张唱片,有琵琶曲《歌舞引》《飞花点翠》、古琴曲《阳关三叠》《渔舟唱晚》、二胡曲《病中呤》《光明行》、箫曲《妆台秋思》、笛曲《鹧鸪飞》等,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

   2、 钢琴协奏音乐会(大同乐会国乐协奏)
 
   1936年,侨居上海的俄藉音乐家阿龙•阿甫莫洛夫创作了一首具中国风格的钢琴协奏曲《忆王孙》,特地邀请大同乐会协奏。当时参与协奏的会员有卫仲乐、黄贻钧、秦鹏章、许光毅、许如辉、林志音、周自新、杨光西、罗松义、陈中、代泽民、徐桂祥、陈奎祥等十三人[9]。后来,俄国犹太裔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据自创歌剧《杨贵妃暮景》中曲调,又创作了二胡协奏曲《杨贵妃之死》,请卫仲乐二胡独奏,由作曲家本人指挥,西洋交响乐队协奏,乐曲同样很感动人。这是大同乐会的一大贡献。

   3、《国民大乐》的演出 

   上海大同乐会挖掘整理古典名曲,编成一部《国民大乐》,内容已如前述。此曲的公开演出,阵容强大,乐队编制为三十三人,即:

   吹管乐器10人:笛子1、排箫1、笙2、直笛2、埙1、篪1、倍思管2;
弹拨乐器14人:琵琶4、小忽雷2、大忽雷2、双清2、中阮2、箜篌1(72弦)、大瑟1(50弦);
   拉弦乐器7人:二胡4、弓胡2、幢琴1;
   打击乐器2人:有大鼓、小鼓、海锣、小编钟、方响、薄钹、卜鱼、缶琴、巴打拉(详许光毅1984:114~115)。

   从乐队的配器上来看,已注意到高、中、低音的协调配合。此曲于30年代初为欢迎法国音乐家拉鹿埃访问上海,在世界社礼堂公演,中外人士到会踊跃,反映强烈。在20世纪30年代,由一个业余的大同乐会组成这支庞大的乐队是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创举。

   重庆大同乐会的演出活动同样也是较频繁的,效果也不错,简要叙述如下:

   1、 许如辉的独奏 

   他在恩师郑觐文的指导下,由于自己的刻苦勤奋学习和特有的音乐天赋,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了多种古乐器的演奏方法,技艺不凡,对埙、篪、排箫、筝、瑟、琵琶等多种乐器均精通。早年曾以埙独奏打动了王晓籁的心,后来王才建议潘公展同意许如辉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挂名领了九个多月的工资,以弥补大同乐会的经费之不足。他在多种场合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听众掌声雷动,赞不绝口。

   1945年秋,国共两党和谈结束,为欢送中共代表团,曾由军委会组织告别晚会,许如辉应邀参加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和筝独奏《春江花月夜》,大受欢迎。蒋介石起立鼓掌,毛泽东则与许如辉亲切握手。这些殊荣令他激动不已。

   2、 难童国乐演奏会的演出 

   大同乐会于1940年2月开始筹备,在1941年春末夏初,我有幸听了难童的国乐演奏会,印象至深,如前述。此后这支乐队又曾去了沙坪坝南开中学正声乐社演出。据载,“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又曾组建难童国乐训练所,一面学习国乐,一面制造乐器”(重庆市文化局2000:356)。此之前的难童国乐演奏是筹建阶段的活动,是许如辉在职(广播电台音乐组)时就已积极参与大同乐会的筹建工作,1941年3月乐会被批准并正式成立,公开征求会员,并把这支乐队阵容扩大,在各种场合的演出也较频繁。在1943年至1945年间,曾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四周年纪念音乐会和庆祝音乐节、音乐月等活动。1944年5月在沧白纪念堂内,为大音乐家王光祈先生逝世而举办的纪念音乐会“儿童国乐演奏专场”,当时四川省银行总经理刘泄贡(航琛)特拨专款,以表彰他们为弘扬民族音乐所做的贡献。他们经常演出的节目有:《霓裳曲》《将军令》《妆台秋思》《月儿高》《塞上曲》等,这些乐曲也正是上海大同乐会编创《国民大乐》五个章节的主要曲目。此外,他们还常演奏许如辉作曲的《寒夜闻柝》《大同之声》《孔子诞辰歌》《满江红》《木兰从军》等,起到了缅怀先贤,激励抗战,弘扬民乐艺术的宣传鼓舞作用。

   3、 创编演奏《国家典礼乐章》

   抗战中期国家礼乐馆在报上刊登广告,公开征集国家典礼乐章。许如辉当时就率先创作了一部《国家典礼乐章》,其内容有二十二章,每章自成一曲,各曲均有曲名、曲谱和可以吟唱的歌词。典礼乐章的主要篇章有《开国纪念》《国庆》《国父诞辰》《孔子纪念日》《纪念周开始》《接元首》《接总统》《接使节》《欢宴》《升旗》《降旗》《凯旋》《欢迎》《送别》《冠礼》《喜庆》《丧葬》《奠祭》等乐曲各一章,除《欢送》《欢宴》《凯歌》等章曲调较为轻快活泼外,其余几乎都是庄重、肃穆、景仰的缓慢曲调。各章均配有古朴典雅的歌词可以随曲吟唱,可以选奏其中某章或数章,也可演奏全部乐章。重庆大同乐会曾于“1942年8月28日在夫子池广场演奏《孔子诞辰乐章》《大同乐章》和《国家典礼乐章》(选奏其中有关乐章)共二十余曲,听众八百余人”(重庆市文化局2000:356)。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大同乐会会员一律着中山装前往灵堂奏《国家典礼乐章》中的《奠祭》,一连数日未辍,让前往悼念的官员、各界代表等更加沉痛地哀悼这位国家元首。

   4、 组建大同乐会附属大同剧社,创编演出音乐剧《木兰从军》

   在抗日战争前许如辉就是上海大同乐会的早期会员之一,师从郑觐文老师学习各种古典器乐的演奏。当时他的工作单位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明星电影公司等单位。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和音乐天赋与影剧天才,很快就学会了作曲、编创歌剧等技巧,成为我国早期流行歌曲、影剧歌曲的作曲家和戏剧作家。抗战末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为了鼓舞士气,宣传抗战到底,曾组织大同剧社全体演职员演出抗战歌剧《木兰从军》,以激励士气鼓舞人心。

   当时的陪都重庆是抗战的大本营、大后方,全国著名的音乐家、戏剧家、文艺家、著名演员、导演、舞美设计等各类人才云集山城。当时抗战的戏剧活动风起云涌。在这种大气候下的1941年3月18日,大同乐会正式成立的同时又组建了大同乐会附属的大同剧社。1944年又由王庚松、朱学范、康心如、顾一樵(毓琇)、王冠美等十二人组成演出委员会,由大同剧社排练许如辉编剧作曲的五幕音乐剧《木兰从军》。1945年5月1日在抗建堂首演,由苏怡导演,大同乐会国乐团伴奏,音乐顾问陈济略,指挥甘涛,配器黄锦培,舞台设计张珏、章超群,技术顾问裘逸常,演员杨薇、林森、韩兴佚、王珏、罗杨、方平、房勉、刘琦、鲁梅、黎善庆、张培荣、赵芹、李建子、李立、王洪、易寻、孔萍、李影、王敏等(同上:320),阵容强大。当月27日又迁往“银社”上演,演出很受欢迎,剧团深受鼓舞,一连演出共三十三场, 创当时的演出记录。从这次演出活动全部过程来看,许如辉的组织领导能力之强,组织演职员阵容之庞大,均属空前创举。后来他又积极着手创作五场歌剧《塞上曲》,并拟组织排练,后因抗战胜利,演职员纷纷复员返回故乡未能实现这一计划。

     两个大同乐会的承袭与误解

   上海、重庆两个大同乐会的会名、宗旨和主要任务、目标是一致的,两个大同乐会的主要骨干也都是来自上海,均为郑觐文先生的亲传弟子,都是积极跟随郑觐文先生多年的国乐信徒,并为了弘扬我国民族音乐文化而坚持业余爱好多年未辍。为了把郑觐文先生开拓的音乐事业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他们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郑觐文为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事业及音乐大同与社会大同这一美好崇高的志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自己的榜样为后继人树立了楷模。

   郑玉荪作为郑觐文先生的长子,为了继承父业,把大同乐会继续办下去,许如辉为了报答恩师的栽培,辞掉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美差,与郑玉荪携手,继承了上海大同乐会未竟事业。

   在陪都,他们已经把郑觐文先生开拓的民乐艺术事业发扬光大,并为抗战宣传,为动员群众、鼓舞士气、坚定必胜信念、夺取最后胜利,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而难童国乐教养院的创立,不仅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弘扬民乐艺术事业的需要。这让郑觐文先生的理念、志趣和崇高目标终于后继有人,世代相传。

   重庆大同乐会不仅与上海大同乐会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还发扬光大,开创了新的道路。许如辉以他早年从事作曲创作的经验和从事影剧艺术的经历,在重庆继续创作了《孔子诞辰歌》《大同之声》《满江红》《木兰从军》等歌曲,并由著名影星蝴蝶在有关集会上多次演唱,(难童国乐队伴奏),受到欢迎。而且还创作了民乐曲《寒夜闻柝》《原野牧歌》等,演出效果好,反映甚佳。他又创作了《国家典礼乐章》。在抗战后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创作音乐剧《木兰从军》,由大同国乐队与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通力合作伴奏,以民族乐队伴奏的艺术魅力和极为动人的场面烘托剧情,观众反映强烈,连演三十三场,盛况空前,令人难忘。

   遗憾的是,当郑玉荪、许如辉复员返回上海时,原上海大同乐会的老会员们却不愿理睬他们。这是为什么?正如笔者在《重庆大同乐会》(2000)一文的末段所述“上海大同乐会在‘8、13’上海抗战不久,就公开登报宣告结束,并摘下了会牌,留在上海的老会员们,无法继续活动,对此颇有意见。”在北京的许光毅先生也说,“1937年日寇侵华,上海沦陷,局势动荡不安,大同乐会无法开展活动,濒于解散。当时郑玉荪把大同乐会的牌子摘下携往大后方重庆,从此大同乐会便宣告结束”(1984:114~115)。而郑玉荪乃及时组成一支“江苏大同乐会抗日活动宣传队”(重庆大同乐会1938:4版),边撤退边宣传抗日,1938年2月来到山城重庆后又及时组织汇报演出,获得好评。

   我暗自揣想摘牌这件事一定与重庆大同乐会的申请登记有关。后来了解,果然是在申请社团登记时,经管部门提出,“为避免上海大同乐会为敌寇所利用,应即办理结束”。这样,国民政府社会部才批准正式成立了重庆大同乐会。作为上海的老会员们来说,他们对大同乐会有深厚的感情,有继续坚持活动下去的愿望,然而国民政府岂能容忍该会资敌、为敌所用,更不能把沪渝两地大同乐会看成是总、分会的关系,只能是另行筹建而一脉相承发扬光大。这一点,老会员们是没有料到的,情有可原,但抗战胜利后应该了解“个中原因”,应予以谅解。

   更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复员后,郑玉荪回到上海,留沪老会员们的冷淡,使郑玉荪打算在上海恢复大同乐会的想法成了泡影。郑乃以制造乐器售卖为业。许如辉加入上海戏剧家协会从事戏曲与戏剧的创作,他们没有再以郑觐文先生“弘扬民族音乐艺术”为永生奋斗目标,他们被迫彻底割断了“大同乐会”的传承脉络,这令人惋惜之至!

     大同乐会的历史贡献

   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南方的广东音乐社团、北方的鼓吹乐队以及长江下游的江南丝竹乐会等业余的音乐社团比较普及,仅上海一隅就有多所,但却多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而大同乐会(1920—1937)算是比较长久的,社员的素质较高,文化底蕴较厚;重庆的大同乐会会员们分布在市区的广大基层单位,都是业余国乐爱好者,从1940到1946年也坚持活动了七年。这两个大同乐会的连续会龄长达二十四年,是其他业余社团所不及的,他们的宗旨、任务和开创的业绩是比较明显的,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一、 致力于古代乐器的搜集制造

   大同乐会致力于古代乐器的搜集和制造,并做到协律可以多种乐器合奏,中西乐器协奏并按十二平均律要求可以转调演奏,这是一个创举。多年来,上海大同乐会试制的各种古乐器和部分少数民族乐器多达一百六十五种,十三大类。重庆大同乐会在成都设厂制造并以乐器收入弥补活动经费之不足,也让难童学会制造乐器并演奏。抗战胜利后,一部分乐器赠送南开中学,一部分处理给留渝会员。至今刘志坚先生仍保存有大同乐会自制的二胡、琵琶、古筝等乐器就是明证。

   二、 挖掘整理古典乐曲,配套成龙、改编成篇

   前述的《国民大乐》,就是把古典乐曲的《将军令》《月儿高》《饶歌》《霸王卸甲》《妆台秋思》等乐曲整理配套成龙,而《春江花月夜》就是改编成篇。此曲共分十段,每段均配有与乐曲内容相适应的小标题,颇为脍炙人口,至今已传遍祖国大地和海峡两岸,也受到全世界华裔们的青睐和喜爱。许如辉也同样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他的一些创作歌曲、戏曲音乐、民族器乐和《国家典礼乐章》等,又何尝不是汲取古典乐曲的营养而创作成功的呢?

   三、 推进社会音乐教育,培养国乐人才

   郑觐文创建大同乐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接纳弟子,并聘请专家担任民乐教师。早期的会员几乎都是他的亲传弟子,后来入会的也是一传再传。例如卫仲乐又再传给秦鹏章和其他弟子。许如辉在重庆大同乐会又再传给第二代第三代弟子,并开办难童国乐教养院,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人又再传第三代……其中孙培章、彭修文两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已如上述。1953年彭修文被指定担任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指挥,以代替资历较早的前任指挥曾寻。他们又分别培养了不少二胡、琵琶的演奏人才。卫仲乐后来就任于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成为知名的音乐教育家。秦鹏章任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并曾任多所大、中学的民乐团(队)顾问,间接培养的民乐人才更多。许光毅从事古琴教学多年,并编写出版了《怎样弹古琴》,在普及古琴这一古老美妙的艺术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 创编新型业余民族管弦乐队

   上海大同乐会为了演奏《国民大乐》,把古代乐器和近现代乐器,吹、拉、弹、打编成一支有高、中、低音配套的,由三十三人组成的东方大乐队,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此后“该会的注意力逐渐转至丝竹乐方面,并开始应用简单的和声配曲,通过实践竟相沿袭,刺激了民间传统的民间乐队结构发生变化。至三四十年代,上海、南京、苏州、无锡以及后来的福州、永安、重庆等城市陆续崛起一批脱颖于丝竹乐队的新式国乐队编制”(孙克仁等1982:10~17)。如沪江大学国乐社、中国管弦乐团、福建永安的福建音专国乐团、苏州平湖国乐社以及抗战后迁重庆的中央大学的白雪国乐社等。这些乐队编制超过三十人,都是业余的乐队,并未形成某种规范,只有迁重庆后的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国乐队,才真正构成专业乐队的编制规范。就这一点来说,大同乐会的乐队也是业余性质的,人员流动性大,当然也不可能形成规范。这也是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

   五、 为抗战宣传服务 

   重庆大同乐会从抗战初期的“抗日活动宣传队”到中后期创作《满江红》《木兰从军》等,都是以民族音乐和音乐剧为武器,为抗战到底进行宣传,起到了激励士气,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宣传鼓舞作用。这与抗战初期山东省京剧院王泊生先生创编的抗金京戏《陆文龙》《岳飞》、歌剧学校赵光鑫先生创编的《苏武》等,均有异曲同工之妙,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就这一点来说重庆大同乐会是胜过上海大同乐会一筹的。

     结论

   大同乐会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大同乐会所创造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把长期支持上海大同乐会的“世界社”看成是“特务组织”。而重庆大同乐会直接由当时民政府拨给经费,且会址也设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同一幢楼房内。在当时,文化运动委员会(潘公展领导)与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领导)是两个政治上对立的中央文化领导机构,难怪大同乐会受到歧视。

   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是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郑体思1998:47~51),他们的业绩同样是长期受到漠视,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提到它(孙克仁等1982:10~17)。随后程午嘉等呼吁,把这支乐队建设发展的历史经验写出来公诸于众,以为借鉴。为此,笔者陆续发表了文章,才逐步引起重视。基于同样原因我也写了《重庆大同乐会》,可惜没有被《重庆文化史料》编辑们重视和采用。有鉴于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曾当面向秦鹏章先生提出建议,请他尽快把大同乐会的经历、业绩写出来,后来我又多次去信提醒他,回称:“打算由许光毅、秦鹏章等四人联合写稿”,仍然是不见下文。后来这四人中有两人已谢世,最后连秦鹏章本人也离世,我的建议终成泡影。为此,我才毅然自告奋勇,排除万难,花大力气写出了这篇史料。

   两个大同乐会的宗旨、任务和取得的具体成绩是颇为显著的,在挖掘搜集试制古代乐器和少数民族乐器、挖掘整理古典乐曲和培训社会音乐人才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对社会的影响较大。虽然我对大同乐会的初步了解是在抗战以后的1941年,但难童们的国乐演奏会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试想只有小学程度的一批难童孤儿,经过一两年的短期培养,不但学会了演奏,还学会制造军笛或其他古典乐器,如各种胡琴、琵琶、中阮、大阮、古筝、排箫、埙、篪等,这并不是件很简单的事。尽管这些乐器外观不够精美,但其音质、音色、音量都还不错。而在上海制造的好些乐器多达一百六十余种,在世界社陈列展览,并赠送外国友人,让世界各国对我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有深切的了解,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贡献是巨大的。利用这批乐器和挖掘整理的古典乐曲编成“国民大乐”,组成了一支三十三人的大乐队,公开演奏成功获得好评,体现了泱泱大国之风,海内外景仰,其社会影响更大、更深远。

   对社会音乐人才的培养,成就也很大。郑觐文先生培养的第一代,再传至第二代、第三代……其中一些人成了民乐界颇有名望的各类专家、教授,如卫仲乐、秦鹏章、许如辉、许光毅、黄贻钧、孙培章、彭修文等,他们又为新中国培养了更多的人才,这个影响是深远的。

   在乐队建设、乐器制造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在中西乐器、乐队的协调配合演出等方面也开创了新局面。在创作新曲、古乐翻新和对抗日宣传、鼓舞士气、坚持抗战到底的必胜信念等方面,重庆大同乐会做得更为出色和显著。今天,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建设蒸蒸日上,吹、拉、弹、打各类乐器均已高、中、低音配套成龙,并且将西洋乐器、古代乐器、出土乐器同台,成效显著,这些成就难道不是也有大同乐会的一份历史贡献吗?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做到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由音乐大同促进社会大同,正是大同乐会的崇高志趣与愿望。

   大同乐会虽已不复存在,但他们创建的业绩、建立的历史功绩,是我们爱好民族音乐的后辈们学习的榜样。正因为如此,我们重庆“晚晴民乐社”才克服万难、自力更生、齐心协力一直坚持活动长达二十五年之久(1980至2005年),并坚持历年的公开义务宣传演出,赢得听众们的好评!正如重庆音协荣誉主席叶语先生的祝贺词:“希望你们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我深信我们一定能够这样坚持下去,把大同乐会弘扬民族音乐的精神发扬光大!

   谨向大同乐会的前辈们学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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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按:以上材料及歌谱,出自许文霞《李石曾与大同乐会》,刊于美国出版发行的中文《世界日报》的《上下古今》栏目,于2004年5月15至19日分5次刊载。详见“许如辉先生纪念网”。
[2]以上材料见程午嘉口述(1984:92~98),及1947年他对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社员们的口述经历。按:1947年程午嘉先生应聘为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顾问,不久他来中大回访,由部分社员接待,相谈甚欢。程午嘉对同学们讲述他从事国乐活动的简要经历,内容与《艺苑》上的口述记录基本一致。
[3]《音乐舞蹈篇》中,有多处“大同乐会”、“大同剧社”的史料条目(详重庆市文化局2002:355~356;319~320)

   [4] 详许文霞(2004a;2004b)

   [5] 1985年11月1日至3日,由上海市音协、上海音乐学院等6单位联合主办“卫仲乐教授音乐艺术生涯六十周年庆祝会”,开3场音乐会及学术报告会等,卫教授亲自登台独奏古琴《阳关三叠》《醉渔唱晚》等,掌声雷动,盛况空前。

   [6] 客席指挥秦鹏章简介,台湾台北市立国乐团主办的“指挥专场”,刊于演奏会节目单上。郑按:我的复印资料上只有演出的节目曲目和秦鹏章的简介,没有注明演出的年月日,大约是80年代后期。

   [7] 《大同乐会征求队员》全文如下:“江苏大同乐会的抗日活动宣传队,在市青年会公演以来颇得各界人士之欢迎,决定征求男女队员数人,以高中程度,能操国语,擅长音乐、戏剧者为合格。”(重庆大同乐会1938:4版;新华日报1938、2、20第4版)

   [8] 详1988年龙年音乐月节目册中对中广民族乐团的简介。

   [9] 据秦鹏章寄赠的“上海前工部局交响乐团钢琴协奏曲(大同乐会民乐队协奏)《忆王孙》之英文节目单”。

   参考文献

   程午嘉、瞿安华:

     1982:《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历史回忆》,《中国音乐》第4期。

   程午嘉口述、赵后起整理:

     1984:《二十年代民族器乐活动情况的回忆》,《艺苑》(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第4期。

   重庆大同乐会:

     1938:2月20日《大同乐会征求队员》,重庆《新华日报》。

   重庆市文化局主编:

     2000:《重庆文化艺术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继南:

     2004:《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孙克仁、林友仁、应有勤、夏飞云:

     1982:《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结构体制的形成和沿革》,《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

   许光毅: 1

     984:《大同乐会》,《音乐研究》第4期

   1996:《怎样弹古琴》,人民音乐出版社。

   许文霞:

     2001:《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音乐探索》第4期

     2004a:12月9日《作曲家许如辉传略》,《许如辉先生纪念网》。
     2004b:12月9日《中国民族音乐家郑玉荪》,同上。
     2004c:《李石曾与大同乐会》,同上。

   郑体思:

     1998:《我国第一支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诞生与发展》,抗战时期重庆国乐活动资料之一,《黄钟》第2期。
     2000:《重庆大同乐会》,《沙坪坝文史资料》,第16辑。

   中国音协重庆分会主编:

     2002:12月20日《技艺人生——贺重庆晚晴民乐社廿周年》,《重庆音讯》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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