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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国雄:我的父亲康心如
4/30/2010 点击数:1201

我的父亲康心如
康国雄 @ 2010-04-14 19:41

 (康心如、康心之——与抗战时期王延松、钱新之等诸公一样,是事业有成、家道殷实的实业家,银行家,慈善家,重庆大同乐会理事之一。他们为中国文化进程、国乐建设、如抗战乐剧《木兰从军》的公演,大同乐器制造工场的建立,出钱出力,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抗战时期重庆大同乐会大量活动档案,多亏康理事保存在美丰银行的机要股里,重庆档案馆近年才得以陆续起出和公布,也使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团体——大同乐会事迹得以彰现。今乐见康心如康心之兄弟的银行家生涯,由后人康国雄先生挖掘,首度公诸于众,诚为幸事,也望不断披露下去。文霞前言,2010-4-20


(《往事》编者的话:民营企业是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经济领域,民营企业本来应是主流和常态。

  众所周知,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现代文明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营企业的发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现代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化和现代文明。

  中国现代民营企业是在西方资本和现代文明侵入中国的大潮涌动下产生的,又是在和西方列强不平等的竞争下,在本国专制主义政体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发展起来的。其历史的艰难和坎坷可以想见。

而到了中共建立政权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私营工商业改造中,中国的民营企业更遭灭顶之灾。康心如参与缔造,经营二十余年,造福一方的四川美丰银行,作为民营金融资本,首当其冲,早在1950 年初,便“自动停业”了。

  本文记述的四川美丰银行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正是中国民营企业命运的缩影。

  民营企业消亡以后,便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了。在“剥夺剥夺者”的意志下,搞“一大二公” 的计划体制,否定价值规律,否定商品交换、市场效应,甚至私有财产……正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落得全面落后,普遍贫穷,民生凋敝,经济濒于崩溃。

  三十年生聚,三十年教训,终于换来了改革开放。

  所谓改革开放,所谓经济体制改革,说穿了,是在旧体制穷途末路之际,被迫实行的对“社会主义改造”之改造,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之改造,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一统的国有经济体制,同时也是为民营企业的生长和发展,重新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此基础上,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新一代民营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占据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但经济实力就意味着权力。于是出于集权主义心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倾斜,一方面开始打压乃至吞并民营经济,就仿佛是新一轮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私营工商业改造”。

 只是在这一轮“改造”中,在“加强国有经济”的旗号下,悄悄地寄生了化公为私的毒瘤。一大批掌握公权力者和资本相结合,形成权贵资本。近年来,它们更以国有企业为依托推行“国进民退”,全面垄断资源,大量搜财、敛财,又一次严重毁坏民营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引起社会日益躁动,从而也严重阻滞国家和社会现代化进程。

 中国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国人正拭目以待。 )

 

……………………

 

我的父亲康心如

康国雄

(原载《往事》第九十一期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四日刊行)

 

  我的父亲叫康心如,1890年出生,是四川美丰银行老板。从 1922年开业到1950年关门,他经营美丰二十八年。

  我爷爷原籍陕西城固,在清朝做过四川彭山知县(后来定居成都),县志上有记载,在彭山还有一个他的纪念碑,老百姓认为他是一个清官。我爷爷比较开明,当时主张维新的,所以他把四个儿子都送到日本留学。我父亲在日本念的是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他在段祺瑞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很短,是国务院侨务局的佥事。自己办过报,经营过民立图书公司,一度还是中华书局的股东。

  1921年,我们康家一个世交叫邓芝如的,到北京找外国人合伙开银行。邓芝如很有钱,在重庆开有几家字号,可银行的事一点也不懂。他在北京人地生疏,就住在我父亲家里。当时有个美国人雷文,是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刚巧也想找人合作在重庆再开一家美丰银行。他们谈了几次,商量定了。这中间,雷文见过我父亲,觉得他的新知识很多,就拉他一起干。但是按照当时美丰的规矩,做高级职员必须是股东,我父亲又没有钱,怎么办?邓芝如答应借钱给他做股本,后来借了他一万两千块。

  四川美丰银行是1922年4月10日正式开业的,地点在重庆。雷文做总经理,邓芝如和我父亲是协理。银行开业前前后后那些故事、坎坷,包括中外之间、股东之间那些纠葛,我就不谈了。

  这家中外合资的银行,后来怎么变成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了呢?

  事情的起因是1926年的“九五事件”,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死了上千人,这时四川就掀起一个排外运动。第二年2月,四川的外国人纷纷奉命撤离。当时四川美丰的经理是美国人海翼德,他也接到了美国领事馆的通知,准备撤离重庆。我父亲就问,说你们要撤出美丰银行怎么办?他说那就锁门,等事情完了以后我回来再开门。我父亲说那还了得,你把门一关这些储户怎么办啊?这可不行。那怎么办?我父亲就开始找当时的四川王刘湘,刘湘同意组织一个“新财团”,募集了大概三十几万块钱,收购了全部美国人的股本。当时仓促到什么程度?3月30日,美国兵舰在长江边升火待发,这边各方一边谈判,还要等上海雷文的电报指令,指令到了又办理交接手续,弄到深夜,刘湘专门下令准许半夜开启城门放美国人出城上船。

从1927年3月31日起,美丰完全就变成中资了,于是就由 我父亲来经营,直到共产党进重庆,1950年4月4日停业。

  我父亲接手美丰后总的方针是发展实业。当初他去重庆时,重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就是他在那儿跟大家一起筹建了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这样才把重庆的公用事业搞起来。后来我到重庆,有的老人对我说,一开电灯就想到康心如,一打开自来水就想到康心如。因为是他到重庆以后才搞起来的。

紧接着就到了抗战时期。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杨森带上文官和国民政府的大印全部撤到重庆,后来陆续又接收一百多万人,包括大批的难民、伤员,如果当初这些公用事业不搞起来,突然涌进来的一百多万人是根本没法维持的。

  1939年,蒋介石成立了重庆临时参议会,任命我父亲为议长(他连续做了两届,八年)。我父亲就以临时参议会议长名义正式给蒋介石上书,建议定重庆为陪都,蒋介石甚为高兴,据说接见了他两次,国民政府后来正式立重庆为永远陪都。整个抗战期间,参议会做了很多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专门研究这些事情。我所知道的,当时我父亲在孤儿院就认养了三四十个孤儿,因为每年他们要来家里拜年,我父亲让我去接待,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由于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转到了重庆,而我父亲当时在重庆的影响比较大,就结交了很多党政要人。我知道的,邵力子一家就长期住在我家,于右任一家(包括屈武)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经常来往的,象张群、杜月笙、关麟征、杜聿明、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范绍增、王陵基等。甚至年幼的我都和蒋介石夫妇有过一段交往,我家在重庆南岸汪山的别墅和蒋介石黄山别墅不远,每到周末,蒋介石夫妇回别墅休息,常常带着我和妹妹去山上散步、聊天。我那时候胆子也大,不怕陌生人,也不怕“大人物”,蒋介石问什么,我回答都很从容,所以他很喜欢我。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宋美龄访美回来,送我一支派克笔,还附了张名片:蒋中正。我父亲的一些同事还对他开玩笑说,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监察院长于右任和监察院的一些人也拿我打趣:汪山有两个要人,一个是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一个是康国雄;别的人到黄山官邸去见蒋委员长,侍从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侍从室不限制时间。——由于我有这段经历,后来被诬为“蒋介石的干儿子”,遭到批判。这是后话。

  美丰的黄金时期是1931年到抗战胜利,在四川投资了八九十家企业。我现在查了下资料,停业的时候还有工矿和公用事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信托、文化新闻等五类六十六家企业,比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天府煤矿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太平洋航业公司、四川旅行社、宝丰实业公司、和记地产公司、永成银行、大夏银行、四川商业银行、中国人事保险公司、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国民公报、新民报等等,所以美丰在重庆、在四川,可以说在西南都是一个很大的银行,康心如的影响都很大。

说实在话,由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来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作为一个孩子,我对父亲的情况,特别是怎么经营他的事业真不是太了解。可是这些年,我看到一些材料,又参加了美丰联谊会的一些活动,知道了不少他的故事。他的银行能办的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个“一诺千金”的行训,特别重视信誉。比如美丰的业务人员在外谈生意,曾经被人“抬轿子”,就是被几方面联手设局骗了,回来以后有的高级职员就说不行,我们被人抬轿子了,这趟生意不能认。我父亲就说我们既然承诺了,当然就得认,只能作为一次教训,已经答应的,说出的话就要承认。有的业务员在外面算错了帐,多给别人算了,我父亲也主张认账——签字就要认。

美丰银行的老人、做过广东省政府某厅长的尹登甫先生给我讲: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打独山,贵阳吃紧了,大家就要逃难,有的银行关门就跑了,美丰怎么办?当时贵阳银行的人打电话来请示老总,突然有一天机要股的股长就把我带到你父亲康老总那儿去,你父亲从头到脚把我看了一遍,“好,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什么任务呢?带三千两黄金去贵阳。他派了辆吉普车,由卫戍区警察带了一个命令,说这车有特殊任务不得拦截,连夜赶到贵阳,为了保证贵阳的储户能取到钱逃难。唉呀,真是“一诺千金”啊!这时候说实在的你把银行关了,跑了,怎么都说得过去,日本人打来了嘛,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反让我连夜带上三千两黄金赶到贵阳,说实在的这影响当时是很大的——难民逃难需要钱啊。尹老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说国民党的时候发行银圆券,来存钱的,有的是存袁大头(银元),有的是存纸币,你父亲做了一个规定,凡是存银元的都给他写做“圆”,凡是存纸币的都写“元”,将来他们来取钱时,从前存银元的一定给银元,他们就不受货币贬值影响。这些做法当时影响都是很大的。

  美丰的衰落是在国共内战时期。本来抗战胜利,我父亲是想大干一番,一方面,他在全国恢复和新设了很多分支机构,一方面,他本人专门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准备扩张美丰的事业。哪知内战一来,整个的经济就开始紧张。

  有几件事,给美丰带来重创。

  一个是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我父亲当时正在美国考察,得到消息,没考察完就回国了。到了上海,财政部次长徐柏园找我父亲谈话,要他把黄金全部交出来,兑换成金圆券。我父亲在压力下,把黄金、美钞、黄金公债、猪鬃、桐油都拿出来,总共价值九十五万三千九百多美元,全部兑换成了金圆券。没有过几天金圆券贬得一塌糊涂。

  第二个,接着国民党又搞了一个银圆券。因为我叔叔康心之当时在中央银行当顾问,给我父亲送了个消息,说这次的银元非常充足,你就大量的用吧。所以越是人家不敢收银圆券美丰银行就收,这样就大量收了银圆券,结果银圆券又贬值,又亏损了四十一万三千多银元。

  第三个是1949年6月的“设计股事件”。当时局势越来越紧张,金融一蹶不振,美丰很难维持。我父亲就想收缩规模,把各分支机构的富余人员集中到总管理处设计股,先维持,看形势发展再说。这些人就认为这是准备裁员了,他们要求“合理遣散”,并把公司内部的账搬走,威胁要曝光。我父亲没办法,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花了二十几万银元平息了这件事。

  还有“杨森退股事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有一批美丰的股票,在逃离重庆前,他叫重庆卫戍副司令夏斗枢到我家去退股。有限公司没有退股的啊,这个公司没垮怎么能退股呢?只能是卖。可那个时候兵荒马乱,解放军要打过来了,谁买啊?夏斗枢就要挟我父亲,把手枪都拿出来了:“康心如我告诉你,码头、飞机场我都安排好人了,你不要想跑。”我父亲说:“我根本没准备走。”“那你投降啊?”我父亲说:“兵临城下,不投降也要投降”。两个人就谈这么僵。最后银行协理出来解围,说他现在要跑,要钱,你拿钱把他的股买下来就算了。我父亲只得拿钱买下杨森的美丰股票。听宣铁生的儿子宣恒(做过欧美同学会的秘书长)告诉我,我父亲当时拿了二百条黄金。就由杨森这一个案,造成了一系列的退股事件,总计退股66人共90户,结果美丰又支付了十四万四千多银元。

  这几件事,把美丰的流动资金基本上给掏空了。

  那么,美丰是怎么停业的呢?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进的重庆,美丰银行是五零年四月份就停业了。停业以后,有人说康心如不跟共产党合作。台湾广播了:我们在的时候美丰银行怎么发展,共产党刚进来几个月给整垮了。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刚解放,共产党接到国民党这个烂摊子,经济上很乱,银行又大量需要钞票(尤其是解放以后要用人民币了),而美丰大量地投资实业,全是不动产,就是没有流动资金。所以我父亲就想了一系列办法。

当时家里开了个家庭会议,把我的三叔康心之、四叔康心远和孩子们,还有我们全家集中在一起,动员大家把家里的黄金、珠宝全拿出来救美丰。一共筹集了二十二个亿现金(旧币)。有人后来评价说这是“毁家救行”。

这也不够啊,银行天天就是钞票进钞票出的。于是就跟人民银行谈贷款的事。群林大楼是我父亲的私产,在解放纪念碑那个地方,重庆最好的地段一座六层的商业大楼,当时值二十个亿。我父亲提出抵押给人民银行贷十个亿来经营美丰,结果没谈成。又说拿美丰大楼做抵押,人民银行也不理。我父亲说你不给我钞票,我这银行就只能关门。那些人也不懂,还气势凌人那个劲:你关门就关门吧。我父亲这个人也是很有个性的,那你叫我关门我就关,就选择了停业。

  1950年4月4日下午被迫宣布自动停业。停业以后我父亲又给人民银行打了两次报告,我负债多少,我还有仓库、房屋等不动产,资产减去负债,还剩下多少,我还能继续经营,人家还是不理。

停业以后,我的父亲很痛苦,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因为他一生就是搞美丰银行的,而到了今天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很伤心。不是康心如不想合作,实在是没有流动资金来经营了,如果不想跟共产党合作,他干嘛毁家救行啊?大家把黄金、外汇自己拿着过活吧,干嘛要交出来救行呢?当时这可是不小的一笔数目呢。

之后就组织了清理,这一清理就是十年。到六零年清理结束(我父亲当时已经是“右派”了),美丰还有多少钱呢?一百五十万元。照当时的政策应该分给资本家,又不愿意分,压了四年,直到六四年才分给大家,另外分了些定息。刘文辉领了钱高兴得很:“我们倒是领到钱了,牺牲了一个康心如……”。解放前做过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的何北衡,在四川也是名人了,他领了一些钱,说“早知这样,多甩点钱在美丰哟”。马寅初高兴极了,到我父亲在北京的住所打听:“唉呀,美丰要分了……”跑来拿了一些钱。

六六年文革一来,公私合营赎买政策中断了,我们领定息才两年就不给了(我现在还有领定息的卡呢,一年三万多块钱)。美丰银行就这么结束了。

  为什么要清理十年?现在我清楚了,因为美丰银行停业很早,剩了一大堆财产(它都是投到企业里面的),比如房地产,各个分行都有自己的房子,甚至有仓库,这些都是不动产。这么大一个数,政府是绝对不愿意给资本家的,但是按当时的政策又不能没收,就拖着。这里有个可以参照的例子:重庆还有一家很大的银行叫聚兴诚,比美丰还老,是从票号转过来的,老板杨粲三,杨家和我们康家是交换亲,我的一个姐姐嫁到杨家,一个哥哥娶的是杨家的姑娘。到五六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它一点资产也没有了,倒欠政府的钱。最后政府给了两万块钱叫光荣股,大家分一分,象征性的拿些钱。从这个事情去推想,它和共产党合作,经营几年不仅亏完了,还倒赔;你美丰没有合作,一解放就关门,结果到六零年还剩一百五十万元,政府怎么能情愿分这个钱?

清理的过程中,有些事就说不清了。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上面说过的“杨森退股事件”。我父亲不是被逼得拿出二百根金条“买”了杨森的股份吗?因为杨森是战犯,所以这叫“转移敌伪财产”,你得赔给政府——他拿走多少你得交出多少。

  再一个,马步芳从西北逃到重庆,带了一批黄金,他在美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存放黄金,走的时候他要取走吧?储户存在银行的钱人家要取你没道理不给吧?不行,这个也算你“转移敌伪财产”——马步芳也是战犯啊,所以也得赔的。我怎么知道的呢?我有个姐夫叫杨锡琪,他在解放前搞了一个小银行(解放以后当然就完了,他跑到天津),我当时听说重庆法院有判决,说是让他赔,赔什么我不知道。只要一有运动就让他赔,就扣他工资,他那时候是科级干部,一百多块钱,只给十八块钱生活费。据说杨锡琪几辈人也赔不完这个钱。文化大革命中我问父亲:“杨锡琪什么事呀?”他说: “马步芳带着黄金到重庆来,存到美丰银行。杨锡琪也从马步芳手里拉了一点儿黄金存到他的银行(银行嘛就是要吸收更多的存款啊),结果解放后,法院就判杨锡琪赔马步芳的这笔黄金。其实大头都在美丰,他就拉了一点儿过去。”所以,美丰在清理的时候马步芳的存款也是一大笔。

  第三个例子。美丰银行在美国人手里的时候,是发行钞票的,叫美丰券。我父亲一九二七年接过来以后,还发行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统一货币以后,私人银行不能发货币了,要求你把你发行的货币换回来。美丰券当时在市面上流行的很广,信誉也好,谁都愿意用美丰券,一块一毛钱洋钱才换一块钱的美丰券。特别是边区,那个时候有鸦片生意,商人带很多钱,带洋钱当然不方便,都愿意带美丰券。但是钞票使用中总是有损耗,火烧了、水泡了、丢了等等,有三万多块钱没有收回来。这个事在国民党就不管了,给政府报告一下就完了,美丰就入了内帐了。解放后这个钱也都是要拿出来的。

  还有象我家在重庆的房子,卖了十七万。但是,很有意思,卖完了十七万没全给我们家。因为当时我父亲在北京需要买房子,才给了一万块钱,剩下十六万存入人民银行,作为美丰的股票入股。美丰银行早都停业了,还能入股啊?入股当然只能领定息,所以就不值几个钱了。而这次他买下的东四红星胡同一座十四间半房屋的独门宅院,后来在文革中被强行安排入住了“群众”,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却又说“无法腾退”,在八三年由“公家”按每间二百元合计两千九百元“收购”了——这是后话。

  当时还搞些什么名堂我就说不清楚了(即使这样,也没有把美丰的钱弄光)。

  美丰停业,对我父亲的影响太大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估计也和他对此表示不满有关,因为当时给他的五条罪名,特别是第一条,最重的,说他议论“社会主义是暴政,过去有秦始皇,现在有斯大林”,他根本没说过。我估计根子还是他对美丰停业前后发生的事情不满。

  打成右派以后,就什么收入都没有了。美丰早已停业进入清理,资产当然冻结了。解放后给了他一堆头衔,什么政协委员之类的,十一个,都是虚的,后来公私合营以后,把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流动资金集中起来搞了一个投资公司,派他做总经理,定了个国家十三级行政干部,每月有一百多块工资,当了右派,这个钱就没有了,医疗费也不报销了,他就靠变卖东西过日子。

  到六一年他病危,我叔叔就叫我回重庆去。我一看这情况我说你干脆到北京吧,这样我就把他接到北京来。后来通过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信,反映康心如的事情,说他儿女都在华北,他也没工作,没有收入,是不是把户口落在北京,让他做文史馆的馆员(章是文史馆馆长)?周恩来叫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落实,后来查到,他还剩下一个重庆市政协委员的职务,还应该有九十几块钱,从六一年起就由重庆政协付给他九十几块钱工资,在公家医院看病的医疗费也可以到政协报销了,又补发了五八年以来的工资,总共四千多块钱。到六四年美丰分钱,他又拿了一笔。

  文革一开始,不但工资又停发了,寄到重庆政协报销的医疗费单据也被退回,上面还写着:滚你妈的蛋!造你的反!接着就是抄家,抄家之彻底,就像“坚壁清野”,连我家里的锅碗瓢盆、换洗衣服、被子全部被搜光了,只留下几张空床和他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

  我父亲是六九年十一月去世的。病危时,送到协和医院,医院不收,家里求章士钊开了个证明:此人是高级民主人士,请予收治云云。人家一看“章士钊”的名字,说“这个人也不怎么样”!没办法,又找到医院军管会,他们反复讨论,最后同意了。这前后一共五六天,人就躺在急诊室,我和母亲轮流照看,住进病房才三天,到十一月十六日,他就去世了。

  基本上他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说起来,康家和共产党是很有渊源的。二零零五年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1949)》第七百六十二页上说,康心如是“共产党的朋友”。我四叔康心远的夫人王棣华和她妹妹王同华,是邓颖超天津女师的同学、好朋友,抗战时期,康家人就和周恩来以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来往很多,据说连办事处的家具都是康心远给的。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经费,都是通过中央银行划到美丰银行转的,有些就地在重庆就购买了紧缺物资了。共产党搞统战,给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开会、宣传,很多都是在康家——谁敢去八路军办事处啊?可来康家当然没问题,也只有康家敢借地方给共产党做这些事。我三叔康心之的儿子告诉我,当年董必武、吴玉章经常来他家筹钱,他父亲只要在,总会开给他们一张支票,如果不在,他们就留下一些宣传品。据给周恩来做过警卫员的王一回忆,周恩来1957年2月出访回国,到重庆休假,专门请康心远夫妇吃饭,还特别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康心远夫人又是邓大姐的同学,这次我到重庆休假,有时间当然得抽空去看望老朋友”。可就在这一年,包括我父亲在内,康家三代六个人被打成右派。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结合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很多事情我就想不通。一解放,我高中毕业,考上南开大学经济系,学的就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苏联那一套。我也慢慢的接受了,比如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而且觉得人类社会是应该从私有制走向公有制。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论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政策》,歌颂当时的“赎买政策”,是以沙千里的一本书作为指导。当然我还没有接受“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是我基本上接受“人类社会是需要从私有制转变成公有制”。在这个过程中,家里整个的变化(我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从来不去想,觉得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吧,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慢慢的开始感到:为什么大家这么穷,这么苦?物质这么短缺?我当时也没有归咎到整个制度的问题。文革结束以后,读到、看到一些东西,我的思想就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西方的东西(包括经济学)进来了,又接触到一些回国人员,逐渐就疑惑:从私有制走向公有制,是不是人类必经之路?

  因此,关于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我产生了很多想法。毛泽东提出“赎买”,从前我也觉得很了不得——资本家的钱是剥削过来的,今天共产党还拿钱给赎买过来,够伟大的。实际呢?我问过古耕虞老先生:对咱们中国资本家清理资产的时候,有多少资产?古老讲:“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才定了二十二个亿——十分之一都不够!”后来我又看到胡绳的一篇文章,他说赎买政策执行了七年,后来又进行了三年,加起来前后十年。即使按照每年百分之五的定息,这二十二个亿也只给了一半,另一半莫名其妙就不给了。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整来整去,领导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属都变成资本家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当年是真心诚意接受“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我讲课就这样讲了一辈子,结果呢?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后代倒真成了“无产阶级”,他们那些“无产阶级”的后代反而成了“资产阶级”。这些所谓的“政策”——过去要消灭私人资本,现在又鼓励私人资本——到底是过去对了还是现在对了?你要是现在对了,过去你就错了;要是过去是对的,现在你就错了。你总不能说那时候我是对的,现在我也是对的吧?我整资本家是对的,我当资本家也是对的?

   我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父亲是“剥削”,我就是吃剥削饭长大的,随时都被人家骂。我所在学校的军宣队当众就说:“你这种人啊,得剥削上千个工人才把你养这么大。”开始我也能够接受,还给人家开玩笑,说我是吃剥削饭长大的。刚刚分到学校教课的时候,一次有个同事跟我要茶叶:来,给我点儿茶叶,我也吃点剩余价值。当然我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是我又不好说什么——我是吃剩余价值长大的。

  再说我父亲,他对经济的发展是有贡献的,这是历史,为什么他就是罪人啊?我对这一点一直到现在都接受不了。      

  这段历史应该说清楚,而且应该纠正过来:不是那时候错了,就是现在错了。我相信子孙后代会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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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锋根据2006年2月、2010年3月 两次采访整理,并参照有关资料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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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 介:

  康国雄,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副教授。1929年出生,195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9年退休。著有《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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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康心如口述(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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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四川美丰银行二十八年的历史,也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为了发财致富,不恤(原文如此)联络帝国主义者创办美丰银行,继而投靠地方军阀,相互利用;当蒋介石政权势力进入四川后,遂又托庇其下,以图事业的发展,谋取更大的利润,明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了祖国的经济命脉,还想在他们的咀(原 文如此)角下分得残羹冷炙,其结果愈陷愈深,搞到不能自拔。最痛心者,重庆业已解放,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既不十分了解,也不相信,竟然置党和政府的劝告、帮助于不顾,自动宣告停业,造成严重影响,铸成不可弥补的错误,追悔莫及!我虽已铸成绝大的错误,但解放后,党和政府仍然任命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并安排我为省、市政协委员和担任市人民代表以及民建市委、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市投资公司经理;同时协助我办理美丰结束后的种种问题,还发给我在美丰的股金四十余万元,这使我衷心感激,并认识到共产党团结、教育、改造我们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十分英明,这对我过去那错误的消极态度,是极其深刻的教育,令人十分悔愧!

四川美丰银行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雏型,从它来看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也许是有一些作用的。

(摘自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198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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