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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影人何非光
4/30/2010 点击数:1319

传奇影人何非光
来源:上海采风,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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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开拍后发生一个又一个“事件”的《东亚之光》,无疑产生了极为轰动的效应,是抗战期间任何其它电影所无法比拟的,令充满好奇的观众观影兴趣大增,所以票房遥遥领先。而何非光创造的独特纪实效果,当时在世界上还史无前例,堪与五年后问世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巨作《罗马,不设防城市》媲美,但《东亚之光》走得更远,它连一系列主要人物都是真人真名。其中有一个表现俘虏宿舍内景的长镜头很有特色,摄影机先横移再转为纵向推进,把设有一排排整洁床位的宽敞宿舍以及生活其中的战俘身影都真实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视觉效果非常好,尽显摄影大师(罗及之)风范。加上作曲家许如辉创作的电影音乐为《东亚之光》增色添彩,这部抗战巨片完全够得上国际水准。

   这出由范哈哈编剧、曾为《东亚之光》配乐的许如辉作曲、文彬彬主演的滑稽戏(《三毛学生意》),1957年在上海公演后好评如潮,成为上海大众滑稽剧团的保留剧目。后选送北京,周恩来总理连看两场,表示赞赏,指示拍成电影。剧团回到上海后,文化局的领导安排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把它搬上银幕,却不同意由何非光担任导演,而是另派黄佐临先生执导。作曲许如辉也被换了下来

   提起“何非光”这个名字,很多人不知道,包括电影圈内人。但是,这个中国电影史上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是绝对不应被湮没和遗忘的。

  何非光的人生经历与艺术生涯丰富多彩,跨越两岸三地和日本,涉及影剧两界,能编能导且能演。他是活跃于战前上海、战中太原与重庆、战后香港与上海,以及解放后仍留在大陆的少数台湾影剧前辈之一。他经历了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中国电影的辉煌时期和大转变时期,又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制度下生活、工作过。这使他的一生极为曲折离奇和耐人寻味,颇具戏剧性。

  他的电影之路是从上海开始的,《人道》、《续故都春梦》、《除夕》、《母性之光》、《体育皇后》、《暴雨梨花》、《人生》、《再会吧,上海》、《热血忠魂》、《保卫我们的土地》、《日本间谍》……从一名跑龙套逐步成长为极具特色的著名反派演员,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表演表达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多才多艺的他并不满足于当演员,他从尝试编剧开始,渐渐跻身导演行列,创作出许多佳作,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抗战电影,如《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和《血溅樱花》,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为当时之最,其中尤以《东亚之光》的成就最大,产生了极为轰动的效应。

  解放后,因为他来自台湾,因为他早年曾游学日本,更因为种种荒谬的罪名,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和支援内地的罕见的电影人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直到离开人世,他想叶落归根回台湾老家的愿望都没有达成……

  这里攫取的只是他传奇经历的沧海一粟。

  一个电影演员的诞生

  他原名“何德旺”,出生于遭日本奴役的台湾。闯荡上海他是违背了长辈的意愿,但又打算遵从父亲的意愿学医,以便将来能回家乡为乡亲救死扶伤。然而,他天生“不安分”,深入骨髓地喜欢冒险,对一切新鲜的事物感兴趣。在“简连春医师诊所”当学徒的某一天,一名穿着西装样子很潇洒的患者来求诊,登记表上填写的姓名是“蒋君超”(后来成为白杨的丈夫),职业是“联华影片公司演员”。何德旺特别喜欢看电影,觉得电影演员很有亲切感和神秘感,不由得兴奋起来,对他特别关注。患有慢性病的蒋君超需要长期治疗,到诊所来的次数就多了起来,何德旺便和他越来越熟,而且颇为投缘,逐渐有了交往。

  有一天,何德旺跟着蒋君超去联华片场,欲一饱眼福,正遇卜万苍导演在拍无声片《人道》中的一个跳舞场面,何德旺就稀里糊涂当了一回跳交际舞的群众演员,被“摆弄”了一个晚上,觉得拍电影很是新奇。

  后来简医师诊所隔壁的林世昌医师新雇了一名叫阿达的广东籍青年,何德旺便又多了一个同龄好友。春节到了,诊所里的大部分人回家过年,何德旺和同样无家可归的阿达便结伴乘火车去了苏州,游玩名胜古迹后,发现在一片开阔的草坪处有马匹出租,花几角钱就可以在草坪上跑几圈。何德旺曾经学过骑马,有运动和卖弄的机会当然不愿放弃,不假思索便租了一匹,在草坪上奔驰起来……

  这时草坪上还有两个骑马人,其中一个便是当时的影帝金焰,另一个是后来成为赫赫有名大导演的“联华”美工师吴永刚。他俩随“联华”新片《续故都春梦》摄制组来苏州拍外景,那天没有工作安排,便抽空出来骑马。见他们骑术不佳,何德旺更欲表现一下自己的水准,驾驭着骏马在草坪上跑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

  第二天,他和阿达意犹未尽,又来到这里,想再过把瘾。想不到金焰和吴永刚也都在,原来他们的剧组正在这里拍摄一场戏:陈燕燕饰演的农村姑娘手提小篮走在归家途中,突然被身后追上来的一个军阀骑兵掳上马背,挣扎无果,不知会被带到何处……扮演骑兵的演员骑术太差,力气又不足,再三尝试都失败了。导演又是卜万苍,他显得有点焦虑起来……

  此时,吴永刚在围观的人群中发现了何德旺,他对何德旺的骑术已留下深刻印象,便建议卜导演让何德旺做一次替身。

  何德旺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但是他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况且是有人“请”他,便更有了几分得意,跃跃欲试。阿达也为此奇遇而兴奋莫名,在一旁竭力怂恿。何德旺见许多人都在注视他,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便很干脆地答应试镜头,但又觉得要一把将那女孩抱起来难度太大,建议像看过的外国电影里那样分成几个镜头拍。

  卜导演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先拍了一个远景。何德旺很有悟性,熟练地骑上马,飞驰到小姑娘陈燕燕身旁时,一借力就把她掳上了马背。

  “好漂亮的动作”——卜导演心中暗喜,他一激动就决定,干脆近景和特写也由何德旺来吧!随即换演员,指示工作人员给何德旺化妆、穿服装……于是又拍了四个镜头,异常顺利。

  后来《续故都春梦》上映时,字幕里没有何德旺的名字,但是,他在那几个镜头里身手敏捷,表现非常突出,引起影界人士的注意。

  过了一个月,蒋君超和“联华”的一名剧务一起来到简医师诊所,给何德旺送来20元拍摄跃马抢人镜头的报酬,还夸奖他很有表演天分。何德旺拿着这20元钱直发愣,他当学徒每月只有6元钱,没想到,拍几个镜头,就那么两下子能得到这么多钱!他又想到镜头拍摄完毕导演和其他人对他投来的赞许目光,不由得有些飘飘然,他喜欢这种感觉。事实上,他已不知不觉迈出了踏入影坛的第一步,不知不觉对拍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何德旺经常光顾离诊所不远的内山完造书店,有意识地研读有关电影知识的书籍。

  可是不知为什么,何德旺成了扮演反派的专业户。

  1933年的一天,蒋君超又来到诊所,告诉何德旺,“联华”又将摄制一部新片《除夕》,也是他和陈燕燕主演。片中有一个舞厅经理的反派角色,有较重的戏份,原定由著名反派影星袁丛美扮演,但是袁另有片约,抽不开身。导演姜起凤想起何德旺在《续故都春梦》里的表现,觉得他很适合扮演这个反角,便派蒋君超来与他商议此事。

  何德旺当然很是兴奋,简医师等人也大为支持,得到鼓励的何德旺便满怀信心地去联华第一制片厂向经理黎民伟报到,参加《除夕》一片的拍摄工作。从此,“何非光”诞生了,这是何德旺给自己起的艺名,他觉得能加入大陆电影界“非常光荣”!

  导演姜起凤和“联华”的领导层很赏识何非光的表演才能,《除夕》尚在拍摄之中,就将他作为“基本演员”签约三年——第一年月薪30元,第二年月薪40元,第三年月薪50元;每拍一片,酬金另计。

  接下来他就一部接一部电影地上了,卜万苍导演的《母性之光》、孙瑜导演的《体育皇后》、马徐维邦导演的《暴雨梨花》……最有意思的是和大明星阮玲玉的近距离接触。

  参演孙瑜导演的《小玩意》时,何非光就和阮玲玉在同一个剧组了,虽然只是演了一个戏份不多的富家子弟,真正属于“小玩意”。在《人生》中,他饰演阮玲玉的继子,“级别”上去了,但还是差了很多,一个是影坛新人,一个是大明星,按一般世俗的想法,他们怎么也谈不到一块。阮玲玉却没一点明星架子,与何非光很投缘。拍《再会吧,上海》时,何非光终于担当了一个重要的反角——医生刘光辉,名字排在阮玲玉后面,张翼之前。

  阮玲玉扮演一个从边远小镇来上海谋职的老师,前来投奔富有的姑妈,却被视为乡下人常遭歧视。何非光扮演的刘医生常到她姑妈家走动,诱骗她失身,怀了他的孩子,分娩后又被遗弃。无奈之下她当了舞女,倍受凌辱,最后伤心地离开上海,回到边远小镇……

  因为在这部电影中何非光和阮玲玉有不少对手戏,所以他俩就有了更多的接触。何非光是台湾人,阮玲玉是广东人,两人的国语发音都有点奇怪。阮玲玉就对何非光说:“默片时代快过去,以后拍有声片就不能只对嘴型了……”阮玲玉这时已经在认真学国语,想跟上电影技术发展的步伐。

  阮玲玉这时正陷入婚姻纠葛,但她竭力掩饰,想用拼命拍戏的方式忘记内心的痛苦。拍片之余,为了排遣苦闷、寂寞和孤独,她常找郑云波导演还有何非光一起聊天,他们一起去吃夜宵、跳舞……于是就有了一些闲言碎语。有人对何非光说:“阿何,阮小姐是大明星,你不是要吃天鹅肉吧?”

  阮玲玉知道后很生气。有一次趁拍戏间隙,她指着一辆用作道具的黄包车对何非光说:“阿何,你上车坐好!”何非光不知何意,只是顺从。等他在车上坐好,阮玲玉突然拉起车把,并对站在一旁的摄影师叫道:“来啊,来啊,给我们拍一张照!”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坦然表现出对何非光的维护,也是对所谓的“人言可畏”勇敢地予以还击。

  由于何非光将那个道貌岸然的医生演得入木三分,看过此片的观众无不恨透这个衣冠禽兽。但该片上映后,因为其中有医师用迷药奸污女病人等情节,上海医师工会向“联华”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该片停映。“联华”不接受,医师工会便提出诉讼,并要求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重新审查该片,制止再映,但被“电检会”驳回:“该片已经检查通过,所请未被照准。”医师工会最后只得撤诉,这场风波反而为《再会吧,上海》起到宣传作用,市场反馈更为热烈,也让23岁的何非光登上一个台阶,跻身明星行列,成为一个和袁丛美各有千秋的西装革履的反派小生。

  一个电影编导的问世

  如果说上海是何非光的电影摇篮,那么重庆就是他的电影大厦。

  那是三十年代末,何非光先到武汉再到重庆,成为“行营电影股”的基本演员,和史东山、孙瑜、袁丛美、高占非、唐渝、马彦祥等七八个人一起,住在“电影股演职员宿舍”。

  从此,他从影生涯中最为灿烂的一页翻开了——参演和执导抗战电影。

  这一年,何非光一连拍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等好几部抗战电影,而且都演日本人:浪人、间谍、军官、士兵……他那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频频发挥作用,希望观众通过他的表演加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有一天,何非光在翻译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画册时,看到那一幅幅真实纪录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的图片,难抑满腔怒火。他又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占领东北的日军把中国的年轻人都抓去打针致哑,把妇女都抓去当“慰安妇”,这使他想到了台湾,当年日寇侵占台湾之初也是这么残酷,烧杀、活埋华人的情形屡见不鲜。

  于是,何非光尝试编写了一个剧本《保家乡》,讲述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施暴,我军民与日军拼死搏斗的故事。可是,居然没有一个导演愿意接手这部电影。

  何非光急了,自告奋勇要求当导演!他自忖,整部电影的几百个镜头都已画成草图,对表演、灯光、声音等等的要求也都写下,还怕什么呢?在郭沫若的关心下,郑用之厂长终于同意让他执导。于是,何非光第一次坐上了导演椅,这对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何非光第一次单独导戏便尝试很多新鲜的手法,调度大场面,用纪实的方法拍摄日军屠杀百姓、火烧村庄、虐杀婴儿、集体侮辱中国农村妇女、用火刑折磨反抗者等等触目惊心的镜头。而在画面构图、光影运用、动作处理方面又有些表现主义的意味。他一向热衷的让非职业演员参与演出,从这部电影就开始了,自己也客串一二个镜头,这也是他的一种习惯。

  拍摄这部电影的艰难无法想象。为了控制耗片,每个镜头基本上做到一条过。拍摄外景时发生了意外,当时用的都是从“军需处”借来的真枪,装进去的是“空包弹”,想不到也有实弹漏了进去,不幸走火,一名士兵被打死了。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一连轰炸了两天,8000多人被炸死炸伤,“中制”的新厂房也被炸坏,给拍摄工作造成莫大的困难,《保家乡》剧组的全体演职员却更加同仇敌忾,并将这种情绪转化成不可战胜的斗志,加快拍摄进度,终于封镜。

  有的权威人士认为,何非光的这部编导处女作过分宣扬了战争的恐怖和敌人的威力,但是“编导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这“不失为一部有益的抗战影片”。

  《保家乡》正式公映引起轰动,被“中苏文化协会”选为对外宣传片,拿到英、法、美、比、瑞诸国放映。驻苏大使邵力子负责直接把拷贝带到苏联公映,在莫斯科等大城市连映数十天,天天满座,再运到其他各市镇,也万人空巷。估计苏联购买了350部拷贝,典藏于莫斯科影艺学院,而观看该片的苏联观众达1000万人,这在当年可谓盛况空前。

  英、法两国征得我国大使同意后,特将正在内地开映的两个拷贝借运到前线,专在军民集会时公映。所以这部《保家乡》实际上成了英、法军民战时的精神食粮。

  1940年春节,“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组织觉悟的日军俘虏作反战宣传演出,并到“中制”参观,参加茶话会,由何非光担任翻译。这些日军战俘的经历非常吸引人,“中制”的演员刘黎说,“倘若将那群俘虏的故事编成一部电影,同时请他们扮演自己,现身说法,对抗日战争定有贡献。”何非光意识到这是个绝好的点子,立刻产生创作冲动,来到离城数里外的一个乡间,那里有一排整齐的平房,里面墙壁上、树干上贴着许多红红绿绿的日文标语,这就是有着历史意义的第二战俘收容所——博爱村。他与战俘生活在一起40多天,近距离接触他们,收集到了更多鲜活动人的素材。

  这些战俘原先有的是缝纫工,有的是皮鞋匠,有的是船员,有的还是在校学生。一名叫足本二郎的日军士兵伤势很重,虽经中国医务人员竭尽全力的救护,仍因流血过度而医治无效。临死前,他要求原日军山本队长转告他母亲:“给孩儿带在身上的‘千人针’护身符未能见效,但,我将把它带到阴间去保护灵魂……”

  何非光根据掌握的素材构思了一个剧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高桥三郎、中村等新兵应征入伍,调入佐佐木部队。山本大尉对他们训话,称中国军队没有抵抗能力,并告诉他们绝不能当中国军队的俘虏,否则性命难保。不久,新兵们在山本大尉的带领下乘火轮由汉口赴九江战场,途中遭游击队袭击全部被俘,最后被送到我后方俘虏收容所“博爱村”。早已在这里接受改造的山本之弟次郎惊喜地认出了哥哥,但哥哥认为兄弟俩在这里见面是军人的耻辱。经过学习和改造,大多数战俘为中国的宽大政策所感动,并认识到谁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敌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东亚之光”,只有山本思想转变不大,情绪消沉。在一次由妇女工作队征募寒衣的公演中,战俘们演出了自己编的活报剧《东亚之光》。演出前,山本收到家中的来信,深受触动。演出开始了,当演到一名日本士兵与慰安妇纠缠时,山本眼前突然出现妻子和女儿在日本孤苦生活的幻觉,他忘记了身在舞台,对那位角色扮演者挥拳痛打。山本的“假戏真做”赢得了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不久,在良知和正义感的驱使下,山本和战友们毅然踏上对日反战宣传的征途……

  何非光别出心裁构思的这场由日俘演出的戏中戏《东亚之光》,也就用作这部电影的片名。

  “中制”领导层对何非光写的剧本很感兴趣,他们觉得,作为一个编导新手,前作《保家乡》虽有不足,却显示了他编导方面的才能。因此,他们作出一个重大决定:撤下原计划拍摄的另一部作品,将《东亚之光》列为“中制”1940年第一部投拍的影片。

  何非光决定仍采用他最欣赏、也最符合这部电影实际情况的纪实风格拍摄,他想借调同属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管辖的第二俘虏收容所中的日本战俘,让他们出演自己的亲身经历,甚至用他们本人的姓名,对白就用日语,配以中文字幕;而且就在日军战俘收容所实地取景,日本军服是从前线缴获来的,道具也无须多加工……如此既省钱又真实,他为自己的创意而兴奋莫名,但有些人认为给这些战俘配备武器进行表演,无异于给予自由,危险性很大。但何非光决定“冒一次险”,因为只有让俘虏们来扮演俘虏,才能使影片产生最大限度的真实感和说服力。

  在收容所体验、考察38天后,何非光从战俘中挑选了山本熏、植进、高桥三郎、高桥信雄等品行较端正、思想较可靠、符合剧中角色需要的十余人,告诉他们:拍摄电影《东亚之光》,是为了宣传中日两国人民必须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打倒战争罪犯,从而迎来真正的东亚之光的理念。并且声明,拍摄此片完全取决于自愿,绝不勉强。

  被选中的日本战俘心情矛盾,经过一星期的思想斗争,他们陆续表示愿意参加拍摄。文坛巨子、收容所副所长沈起予也被选中扮演电影中的收容所所长,在他的带领下,日本战俘演员们住进了“中制”的宿舍。

  值此,《东亚之光》摄制组正式成立了,除了战俘演员,中国演员则有王珏、郑君里、戴浩、杨薇、朱铭仙、朱嘉蒂、张瑞芳等;还调来中国陆军士兵数千人、飞机若干架,参加摄制。何非光又过了一下演员瘾,饰演一名胆小怕事的日本新兵,被大伙戏称“以假乱真”。

  按照计划,《东亚之光》的全部战俘演员,以剧中人物的样子化好妆,在春节劳军日那天上街游行,宣传抗日、为前线募捐。当他们穿戴好所熟悉的军服、军帽、皮鞋,拿着步枪、军刀等武器时,表情非常复杂。何非光的衬衫被冷汗浸透,因为他们携带的步枪虽然没有装上子弹,但枪上有刺刀,还有军刀,极怕出现意外。直到游行结束,一切平安,把他们的武装解除之后,何非光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深深吐出一口气,然后暗自高兴——这次游行等于为他的拍摄试了一遍戏,证明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东亚之光》的拍摄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去现场参观者络绎不绝,却激怒了日本侵略者,那些军国主义分子将被俘视为违背“不成功便成仁”的武士道精神,更遑论那些战俘竟参加抗战影片的拍摄,而且以自己的经历宣传反对侵略战争。日方一方面大造舆论:“日军没有被俘人员”、“影片中被俘士兵的扮演者均系中国留日学生”……同时百般阻挠影片的摄制,派出了12架轰炸机,拍摄《东亚之光》的摄影棚及摄影器材被炸毁,两名布景工人被炸死。那位饰演主角山本大尉的战俘山本熏则突然暴死,喉管呈急性条状溃烂,状如中毒。大家猜测此系日本特务所为。加上预算超支、胶片不足等等原因,《东亚之光》的拍摄几近夭折,日俘也只好暂时送回收容所。

  后来在俘虏收容所所长邹任之协助下,何非光物色了一名外貌与暴死的山本熏相似的战俘,让他来顶替山本熏。《东亚之光》才得以再次开机,但是,两名战俘带着私藏的干粮趁人不备在外景地逃跑了。在离重庆不远的万县,他们重被抓获,押回收容所。何非光便又挑选了两名战俘,替换逃跑者。

  1941年元旦前夕,历经8个月拍成的《东亚之光》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隆重首映,规模空前,军乐队演奏的雄壮乐曲响彻山城,也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在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军战俘代表植进说:“我们莫名其妙地卷进战争的漩涡,我们不知为什么到中国来……”而另一位日本反战代表说:“我们被征入伍来到中国,可我们的家人还在国内伴随着饥饿和死亡,欣喜我们得到新生,看到了真正的东亚之光。”

  第二天,重庆《新华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并发表短评《伟大的爱》,将《东亚之光》喻为“一柄正义之剑”。

  自开拍后发生一个又一个“事件”的《东亚之光》,无疑产生了极为轰动的效应,是抗战期间任何其它电影所无法比拟的,令充满好奇的观众观影兴趣大增,所以票房遥遥领先。而何非光创造的独特纪实效果,当时在世界上还史无前例,堪与五年后问世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巨作《罗马,不设防城市》媲美,但《东亚之光》走得更远,它连一系列主要人物都是真人真名。其中有一个表现俘虏宿舍内景的长镜头很有特色,摄影机先横移再转为纵向推进,把设有一排排整洁床位的宽敞宿舍以及生活其中的战俘身影都真实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视觉效果非常好,尽显摄影大师(罗及之)风范。加上作曲家许如辉创作的电影音乐为《东亚之光》增色添彩,这部抗战巨片完全够得上国际水准。

  日本军国主义者恼羞成怒,对这样一部作品百般诋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占香港的日军首脑迫不及待地从正在放映《东亚之光》的“利舞台”借去电影拷贝,观摩后气得暴跳如雷,有的日军军官甚至跳到台上,拔出军刀将银幕劈成碎片。

  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官员布瑞格原来也对日军战俘参加反战影片的演出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日军崇尚武士道精神,以他们“不成功便成仁”的偏执和狭隘,即便做了俘虏也不会为敌对方作宣传。但是当他观看《东亚之光》并确认那些“演员”的战俘身份后,连称这是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

  一个电影天才的消逝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影坛巨子,1949年以后却遭到一系列的不公正待遇。

  也许因为他来自台湾,来自“国统区”,并且早年曾游学日本,“历史复杂”,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他居然被关在“影剧协会”大门之外,也就意味着不能进“上影”工作。而且,还要到公安局去“交代问题”。

  为了从冤屈和苦闷的心情中走出,何非光选择了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0军58师当戏剧教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成为唯一一个加入正规部队上前线的中国电影人。他为部队打前站、找宿营地、当卫生员、看管俘虏……部队休整时,上级指示他去协助北京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战地纪录片:志愿军夺取美国陆战一师司令部飞机场。在这次冒着枪林弹雨危险的拍摄中,摄影师杨序忠不幸身亡。

  1951年4月,志愿军第20军政治部为何非光开具了一张给北京中央电影局的介绍信,让他回国参加电影工作。何非光以为,经过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之后,扣在他头上的“台湾特务”、“日本间谍”、“反动军官”等等帽子都会不翼而飞。可是他错了,他收到的依然是一纸拒绝:“没有你合适的工作。”

  就在何非光为脚下的路越走越窄而痛苦万分之时,西北军区后勤部文工团把他当宝觅了去,依然让他当戏剧教员。在那个满目黄土的地方,他虽然没机会当电影导演,但和家人们一起虽苦犹乐。可好景不长,三年后即被“清除”出部队,遣返回沪。他再一次品味到被放逐的感觉。

  何非光百感交集。他十六七岁时第一次来到上海时的美好憧憬、雄心勃勃犹在眼前;可这一次回到上海,经历一次又一次挫败,他只觉得步履维艰。求助无门的他无缘站到摄影机后面,只能当舞台剧导演,先后执导了沪剧《堪布尔草原》、《秋谨》;越剧《家》、《木兰从军》;滑稽戏《板板六十四》、《知县官》、《台湾之夜》、《三毛学生意》等等,颇受瞩目。当时,只要哪出戏用霓红灯亮出“导演何非光”几个字,这出戏准卖座。

  他编导的《三毛学生意》,用生动幽默的形式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穷孩子三毛因父母双亡,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便到上海来找远房亲戚谋生。不料远房亲戚是个流氓老大,他教三毛学扒手,以偷窃为业。善良的三毛不愿坑害别人,被赶出家门,流浪街头。后来他当剃头师傅的学徒,可是物价飞涨,师娘心情不好,经常拿他出气。三毛学艺不成,又被转送给算命的吴瞎子,他和一个有着同样遭遇的小姑娘小英日夜伺候瞎子,但瞎子心狠手辣,常常虐待他们。三毛不愿忍气吞声,设法报仇,最后瞎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毛和小英双双逃走,去寻找新的生活道路……这出由范哈哈编剧、曾为《东亚之光》配乐的许如辉作曲、文彬彬主演的滑稽戏,1957年在上海公演后好评如潮,成为上海大众滑稽剧团的保留剧目。后选送北京,周恩来总理连看两场,表示赞赏,指示拍成电影。剧团回到上海后,文化局的领导安排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把它搬上银幕,却不同意由何非光担任导演,而是另派黄佐临先生执导。作曲许如辉也被换了下来

  何非光拿到了100元,作为“撤换”他的补偿。摄影棚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这对热爱电影事业、导演过多部影片的何非光,心灵上的伤害无法形容。

  如此黯然但至少相对平稳的日子过了不久,更大的灾难“文革”来临了,何非光又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从精神到肉体经受了一次炼狱般的折磨……

  半夜里他突然被来抄家的闯入者惊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种种珍藏被搬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努力争取而终究未能实现的想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愿望,这时候竟由“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造反派”帮他实现了——他被带到上影接受批判和审查。

  他先和谢晋等关在一起,两个月后,又被单独关在设于摄影棚内一个约三尺宽、七尺长的“牛棚”里六个月。之后才被放回家,继续接受里弄干部和群众的监督改造。

  在这种岁月里,何非光养成了搬弄家具的习惯,过一段日子,他就把床、柜子、桌子等等换一种摆法。他失去了在银幕上施展编导才能的机会,这个狭小的家便成了他发挥想象力的舞台。家具位置的不断变化,造成“场景”的不断变换,反映出他内心不同的情绪,也给家人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新鲜感。

  1976年,“文革”结束,阳光终于照到何非光身上,他得到了平反昭雪,补发了工资,获得迟来的“文艺六级”职称,靠“军饷”安度晚年。而海峡两岸的开放政策使“台湾人”变得越来越吃香,何非光有了倦鸟知归的感觉,一颗心已飞到了家乡……

  尤其是1995年以后,何非光的出镜率、上报率、被访率多了起来,但他还是只关心一件事:回家!他只想踏上祖先开垦的那片土地,在祖先的灵牌前跪拜,道一声:“我回来了!”

  1996年11月初,何非光去广州参加“三地电影导演研讨会”,台湾资深影评家黄仁先生在会上提到“大陆的台湾籍导演何非光”,并说他“已经去世”。当何非光“奇迹般”走到他身旁,纠正道:“黄先生,我就是何非光”时,黄先生大吃一惊。可见此前何非光销声匿迹多年导致了多大的误会!出乎意料的邂逅,使得何非光和黄仁相恨见晚,畅谈甚欢。此后,黄仁便和台湾著名导演李行以及三四十年代曾与何非光共事并仍健在的袁丛美、王珏等影界元老等一起,为何非光返台之事四处奔波、百般努力。李行提出,由他所主持的财团法人“极忠文教基金会”出面,邀请何非光参加1997年12月上旬举行的台湾金马电影节,并举办一个何非光的电影回顾展及研讨会。

  1997年8月14日,何非光养育了10年的君子兰突然开花了,好漂亮的花!

  这一天,何非光迎来了他的84岁寿辰,也是他和妻子朱嘉卫的金婚纪念日。他们全家准备在这一天好好庆祝一下。

  但就在这一天,何非光病倒了,进了医院。医生说:“这一次他出不去了……他得的是重感冒引起的突发性老年白血病!”

  也就在这一天,他家的信箱里静静地躺着一封寄自台湾的邮件,正式邀请何非光赴台。

  何非光躺在病床上,一副超然的神态。对他来说,一生的荣辱这时候仿佛已被放进碎纸机绞成粉末,一切他都不在乎,一切都不重要了,却关照“遗体捐献、丧事从简”……

  在医院住了十余天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开始吐血。亲戚们从香港、江西等地赶来,围在他身旁,他的侄孙何聪乐也恰好从台湾来到上海。何聪乐是他与故乡隔绝30年后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见到的老家亲人……

  9月6日上午,何非光去世了,他的面容很安详,只在眼角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为了何非光赴台一事而作出最大努力的李行、黄仁等人无不感到痛惜和遗憾。

  于是,何非光的儿子何大伟去了台湾,代表他父亲领取台湾导演家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那个奖座非常别致:一把金黄色的导演椅屹立在椭圆型的金黄色球体上。李行导演终于以他对一个电影艺术家的尊重和热忱,将何非光扶回了这把交椅。

  (部分照片由祖忠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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