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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写梅兰芳,我和陈凯歌是两个方向的
5/3/2010 点击数:1207

章诒和:写梅兰芳 我和陈凯歌是两个方向

2008年12月10日12:19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孙冉   

    (电影《梅兰芳》开头,邱如白对着梅兰芳说,“你的时代到了”,那年他27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兰芳重新粉墨登台,而他的时代却不再了)

  电影《梅兰芳》开头,邱如白对着梅兰芳说,“你的时代到了。”

  背景后面,那是一个世事纷乱的年代,黄马褂被嵌入了镜框,大总统走马灯地换。前朝遗老们冲北一报拳,算是向既往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诀别。

  这时代,留欧归来的邱三爷要破京戏的规矩,办金融的“六爷”财大气粗,成了梨园界的组织者。吃戏剧饭的伶人们多少感觉到了彷徨。革命阻断了伶人入升平署,吃俸禄供养的生活方式,衣食父母成了大众。五四之后,新青年往戏院里涌,戏单子开始往大学校园里发,观众们的审美也在变,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已经没人看了。

  那个时代差不多是民国十年,梅兰芳27岁。

  不止是他,众人的时代都到了。

  新文化运动打开了社会的眼界,全社会的审美心理在潜移默化。戏园子里,方桌已经撤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长椅。没人注意这个微妙的变迁,而事实上,观众已经从听戏变成看戏了。唱得好不好已经是次要的了,扮相美不美才是主要的。

  抓住那个时代的人,此后都成了大爷。

  不久,日本人来了。艺人们谁都不愿意“隔江犹唱后庭花”。

  梅蓄须明志,那是在大是非中不含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兰芳在人们的期待中,重新粉墨登台。

  当舞台的帷幕缓缓拉开,电影《梅兰芳》戛然而止。就差台下的邱如白再补一句,梅的时代已经行将结束了。

  又四年,新中国成立,连毛泽东都不无艳羡地说,我的名声没有你的大。

  一句话,让梅这个艺人又跌入了身份迷失的彷徨之中。

  梅兰芳的时代

  梅兰芳的时代也是梅党的时代,也是那个世事纷乱、主义不断的年代。

  当时围绕梅兰芳这个名角儿周围的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一群留学日本的精英,甚至是同盟会的成员,与早期革命者很熟,也就是民国时期的掌权者。

  代表人物就是冯耿光,民国时期在中国银行任董事。梅兰芳的收入都存在中国银行,冯是梅的“理财官员”。

  电影里的邱如白并无其人,事实上只是梅党的一个化身,如果非要对号入座,那么邱更像极了“梅党”里的齐如山。

  齐如山是后期才加入梅党的,他本是个面粉商人,却因梅兰芳的关系痴爱上了京剧。坚持几年给梅写信讲戏,梅在经过梅党的同意后,才将此人吸纳进组织。

  他是梅党中最为梅竭尽全力的一个人,毕生心血用于为梅写剧本,改良戏,推介海外演出。

  虽然这些梅党都不是职业文化人,但却有着不浅的文化修养,而且是新社会的受益者。而其他党中多属于旧文人,在身份姿态上就输了。

  梅党与梅兰芳的共生是一种因缘,而这恰恰是梅兰芳自己选择的一种和戏剧渐近渐远的生活方式。

  他与梅党的交往,早已突破了戏剧的界限,梅党将其塑造成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的窗口,以及聚集社会名流的沙龙。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一度向世界敞开。爬长城,逛颐和园,去梅兰芳家,这是当时老外来中国最向往的3大传统项目。印度泰格尔、荷兰国王古斯塔夫、美国电影明星范朋克,都去过梅家。

  而民国时梅兰芳与很多军阀关系已经很密切,张学良正是看梅的《霸王别姬》时,接到电话说日本人把父亲在皇姑屯炸死了。

  梅党中不乏汪伪政府中的官员,在与上流社会的交往中,梅兰芳将个人修养和社会经验历练得更加丰富,最后游刃有余到以方寸舞台浓缩了社会舞台。

  梅党把梅推向更广阔的世界,在信息闭塞的民国社会,有三样东西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同仁堂,孙中山,梅兰芳。民国选大总统,推荐梅兰芳当选的呼声也不低。

  梅党带给梅兰芳的,仅智慧就已够梅受用一生。

  据史料记载,梅党对梅一度曾达到艺术、生活、经济等多方面的控制,包括梅的三段婚姻,也是梅党撮合的。

  但这并不说明梅兰芳是个软弱无主见之人。梅兰芳在上海孤岛时期,一直蓄须明志。他没有离开,一直等待解放。那时很多中国人都看不清楚之后的光明。

  到了1949年,时代又变了。梅兰芳北上成了新社会的同志,而与他亦师亦友的梅党们,齐如山在新社会里成了敌人,冯庚光则成了团结改造的对象。

  在新社会第一瓢冷水中清醒

  1949年5月,梅兰芳北上。这离他1931年南迁上海避祸,已经有18个年头了。

  当年的老宅无量大人胡同的缀玉轩已是几度易手,有了新的主人。戏曲界,局面日益更新,尚小云已经很少唱戏,荀慧生还在演,程砚秋已后来居上,听他的多是有知识的人。老生行当里马连良去了香港,因为当初犯了错误。

  北京的梨园生意也大不如前,市面上人心浮动,戏园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兰芳是被陈毅请去北京参加文代会的,对于新政权,梅的认识不多。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和周恩来曾在上海见过一次。当时,周跟梅说,将来你不要跟着国民党走,我们欢迎你。

  1948年,齐如山和梅也在上海见了一面。自从梅兰芳访美归来,梅和齐渐行渐远了。当时,齐要去台湾,梅不置可否,只是赠了一件皮草。梅兰芳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949年,梅兰芳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梅党”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冯耿光设家宴为梅兰芳送行。

  此后,梅兰芳的声誉日隆,地位崇高,而冯耿光则因为历史问题成了“团结改造”的对象。

  他一辈子不懂政治,不搞政治,每次与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都有身边的梅党出谋划策,如今,这些人已自顾不暇了。

  一路上,梅兰芳唯一的感觉是,新社会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旧社会的艺人们也成同志了。

  在前门火车站,梅兰芳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解放军进北平,他是戏迷心中的领袖,难怪连毛泽东都说,你的名气比我大。

  这肯定不是好事,危机随即出现。

  10月底,梅兰芳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议,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进步日报》记者的专访。报纸的前身是《大公报》,建国后刚刚改名,一辈子中正平和的他当着记者的面,却说出了与大潮流不符的话。

  他说,京剧改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思想上的改造与技术的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最好慎重些。

  报道发表后,风波骤起,党内刚刚为全国戏剧改革制定了一个完备的方针,改革派们怎么能受得了这股逆风。

  他们打算展开批判,敲打敲打这位不谙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终,这一消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传递给梅兰芳,面对这始料未及的强烈风波,梅兰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反省、思考。

  惹事记者张颂甲和梅的秘书许姬传都分别表示愿把这个责任扛下来,但都被梅兰芳拒绝了。此时梅兰芳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研究院院长,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剧协专门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以变相检讨的方式修正了意见:“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

  这一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是一个谜。那一年,梅兰芳55岁,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位男旦所能达到的社会地位,都被梅兰芳获得了,他尚沉浸在当家做主人的喜悦中,就被泼了冷水。

  此后,他明白,以后任何讲话,还得找个党员先看看。

  梅算是明白最早的人。

  当戏改运动在日后的十几年依然轰轰烈烈,梅却再也没有说过话了,除了那些必要的“发言”。

  戏改以后的梅兰芳

  天津事件后,梅兰芳得以过了一个平静的晚年。似乎当年的妥协,使他获得了以后的豁免权。甚至让他保留了梅剧团。

  晚年的梅兰芳常露面的两件事是:应形势发言和到各地巡演。每次都读写好的稿子,演戏也只能演“梅八出”,但场面依然轰动。

  梅兰芳去到许多小地方巡演,每到一处,农民都热情地挥舞头上的白毛巾。当年,他到上海跑场子,给他搭线是资本家。

  梅兰芳的风光不减,可整个戏剧界却萎靡不振。

  戏改的核心,是遵循毛泽东延安的讲话精神,这使得解放前约90%的戏都没法演了。因为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二妻就不能演了;主张科学,神鬼戏不能演了;主张劳动人民翻身做主,那些仆役戏也不能演了。

  同时,大量压缩剧团,只留下有名角儿的那么几家。可市场遭到了破坏,还是无法阻止剧团的进一步凋敝。

  之后对于戏改的政策反复过好几次,每次争论的核心都与是否演传统戏有关。政策一宽松,传统戏放开了,戏剧界就热闹一阵;政策收紧了,一切又恢复死气沉沉。

  自解放后,梅兰芳就到处号召京剧界演现代戏,而他自己却到去世都没有演。

  1959年,梅兰芳入了党,适逢建国十周年,梅必须要排新戏献礼。摆在他面前的有两部戏,一部爱情戏《龙女牧羊》,另一部是改编难度较大的豫剧《穆桂英挂帅》。

  梅兰芳选了后者,这个角色及其“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豪气似乎就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不服 ”。

  《穆桂英挂帅》首演即获得了观众的肯定。这部戏成为梅晚年唯一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徐城北在1959年曾经在北京看过梅兰芳出演此戏,他清楚地记得,先生谢了3回幕,第一次是和梅剧团全体,第二次是和主要演员,第三次是他自己。“梅先生的神情还是那么平静,完全看不出岁月带给他的痕迹。”

  两年后,梅兰芳在北京去世。

  “梅一生很胆小,但他非常有主见,不是随便被人掌控的。特别是他在艺术上,很有见地,‘我上台就得漂亮’,这不管他走到哪,只要上了台,就得美。梅就求的这个。

  戏曲就是高度形式美,远远脱离生活。(艺术)不是作用于生活,而是纯审美的东西,思想性基本没有,带有一点点故事,在知人论事上起点作用,大不了生出一些感悟来,所承载的内容很少。(思想)让位于表演。”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在你的《伶人往事》里,从来没有试着写梅兰芳?

  章诒和:梅(兰芳)是个有故事、无往事的人。怎么讲呢,由于梅的个性和位置,1949年以后,事实上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他那之后的那些事,都是例行的故事,都是大家知道的,而不具备个人回忆的往事意味了。

  如今陈凯歌说梅,他不是要抬高梅,而是用梅来拯救他自己,他想打梅这张牌,但梅不需要他打,梅自己就是张立起来的牌。

  我和陈凯歌是两个方向的,他写虚,我写实,他追求美,我追求真。

  很多人都问我,写不写梅,我说我要看到档案,我知道这些(事),只是因为私人关系。但我觉得远远不够。

  写梅兰芳最主要要对梅先生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情。

  艺人是非常神秘的一群人,他们和所有的群体都不一样。他们只给你看台上和场合中的一面,私下里的这一面,他是不给你看的。他不仅不给别人看,他也不说。除非像我已经扎到他们圈子里了,而且和他们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父辈的这种关系,那么你可能知道一点点,但远不是他的全部。

  艺人只能告诉你一点点,再不然,告诉你的就是假的。

  中国新闻周刊:看梅孟(小冬)之间的感情,总觉得就像梅中正平和的舞台艺术,虚大于实,现实中梅真是这样吗?

  章诒和:梅一辈子讲究中正平和,在舞台上、在现实中他知道什么是过犹不及。

  孟当初和梅碰头时,孟18岁,孟着实是好,但还未大红大紫,观众爱看他俩游龙戏凤。两人在王克敏的半百生日宴上认识,这时福芝芳(梅兰芳的二太太)已经是那么多孩子的妈了。

  婚姻是要撮合的。梅喜欢孟,孟也仰慕梅,但梅对孟,也仅仅是喜欢而已,梅从没主动追求过谁。

  所以要把梅写成情种,那也错了。渐渐地两人就有了摩擦,孟抽大烟,梅家是不能有这种嗜好的;做了太太,必须要做家眷,孟还是要抛头露面;不能登台,孟背着梅去唱戏。不停地事出来。所以孟对于梅既是新爱又是个负担。

  事情发展到后来,梅非常清楚,必须要了断,要不全完!

  分手前,梅在武汉打了一个双台,完了和身边人说,今这台是白打了,这四万两白银是给那边(孟)准备的。也好,这事就这么了了吧。这是梅当时的心情,有些许失落,更有如释重负。

  梅一生和谁都很和气,只负过孟,但那也是世事中的不得已。

  一分手,孟就拜了余叔岩(当年京剧老生最高水平),开始大红大紫,成了冬皇。

  大家都喜欢福芝芳,她是真为梅好,人又大气,爽快,能干,也能生。艺人是必须要靠血缘来传承的。

  这一点,梅怎能不懂?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梅兰芳?

  章诒和:首先不要把梅(兰芳)抬得太高,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就是个艺人,而且绝顶的聪明。

  同样是艺人,我们把梅和程(砚秋)放在一起看,就能多少看到梅的实了。

  程和梅不一样,1949年解放时,程觉得高官真捧他,真把他当人看,给了他很高的地位,因为以前唱戏的地位是很低的。他很感动,特积极,让他去哪儿从不含糊。

  这些梅可没有。

  但程马上就傻了,戏改后发现最后只能唱7出戏。戏子就是戏子,以戏为生,以戏为命。这个打击是致命的,所以程一生都生活在悲情之中。程那种悲凉,觉得人生非常没意思,不想唱戏,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唱戏。这贯穿他的一生。你要说脱俗,程先生比梅先生脱俗多了。

  所以30年代他到德国不想回来,他把银子都搬过去,就想在那边居家度日了。但这边一个大角儿养的一群人——养他的和他养的,全急了,首先就是他太太。

  而梅呢,他在大问题上,非常听话,因为他知道周围都是高人,都比自己强,他要靠他们来抬和帮。这一圈子的人还互相掐架,但梅先生都能摆平。

  这些梅党就是爱他,爱艺术,所以别再过多地投入到同性恋的狭隘想法中。

  梅党不是要求和梅做什么、或是捏捏他的脸蛋,那都不对。不是没有玩男旦的,但“梅、程、尚”,全都没有。

  梅通过梅党,他艺术上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而且他能体现出来,化成自己的。一出戏下来,“走,咱们吃饭去”。席间您就得给畹华讲讲戏唱得怎样,给他挑刺。所以你看梅多聪明,第二天人家就改。

  梅先生是这么个人,不分党派,不分左右,不分穷富,只要您真有本事,真为我好,我就掏心掏肺。梅党这些人,1 949年后基本都倒了,但梅先生依然如故。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梅兰芳与程砚秋对戏改的不同态度?这可以看出他们哪些不同的性格?

  章诒和:梅对于形势的把握又是聪明至极,1949年后,梅兰芳不同意戏曲改革的那一套,但这件事让他碰了钉子,差点被组织批判。当时,他在家里说,“敢情49年后咱还是不能随便说话”——这他立刻就总结出来了。

  我们这些人都知道他那份聪明,我父亲就在家里说,“罗隆基还不如一个畹华!”

  所以虽然1949年后梅被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这些他心里非常清楚,所以之后就没再做什么事了。

  但一些政治讲话,梅是必须要发言的。那个处境,他是个头靶,是个旗子,他得亮相,所有的稿子都是别人写的。只要他登台亮相,他就是个大青衣!

  其实梅对戏改是大有看法的,1949年以后,用运动的方式推行文化政策,一种是文改另一种是戏改。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这叫旧艺人,梅清楚极了。

  而程的悲情就在于看不透,他的戏改建议绝对正确。要知道梅程都唱过好几百出戏,他们不断地唱不断地丢,为什么丢,因为觉得不好。最后留下很多很精致的,各种改良的成就都在保留剧目里。

  中国这些顶级艺人的智慧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每天都是三教九流,政治的、经济的、文人墨客、得意的、失意的。他把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看得明白着呢。

  所以1949年后,梅是看透的。这也是解梅这个人的关键,为什么他入了党,却放着每月7千的工资不拿呢,这叫了得。

  但梅确实比程胆小。程多豪迈,大胸怀,那工夫,太漂亮了。要是你,爱梅还是程?我是爱程。

  到后来程完全放开了,大碗酒大碗肉,那酒都是白酒。梅心情也不是很好。他俩一走,家班剧社都不复存在了,从此以后就没有角儿了。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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