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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体思:我对原“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历史回顾
4/7/2007 点击数:5571

我对原“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历史回顾

——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的诞生与发展概况

(郑体思)

(中国音乐年鉴•2002,当事人的回忆)

     引言

     音乐组是否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

     中国音乐家协会及其重庆分会联合在重庆召开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座谈会上叶语先生的发言《风吼雷鸣十二载》中,曾着重介绍前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建立与发展情况(根据本人在《重庆音讯》10期<1986年8月>上的专文介绍和《重庆文史资料》第33辑陈济略传记介绍)。针对本人在对山城国乐发展的文章中提到“重庆是近代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发祥地”,叶语说:“音乐界部分同志有不同看法,认为早在30年代前期,上海大同乐会已开始尝试演奏多声部合奏作品,并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乐队编制”,对此我曾征求陈济略的意见,他说“最好别提发祥地,只提具体干了什么实事即可”。在我的第二篇文章中,陈济略在“抗战后期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支专业新型民族管弦乐队”一句中增加了“专业”二字,意在强调与上海大同乐会的性质有别。有位音乐史家认为:“陈济略对中国民族乐队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台湾7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论集》对当年中央电台国乐队及陈济略均有评述,至于是不是‘第一支’,这个历史并不久远,不难搞清楚。”(见《重庆文化史料》92年第1 期)

    根据孙克仁、林友仁、应有勤、夏飞云联名撰写的《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结构体制的形成和沿革》(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一文中所提到的历史沿革是:

     1、1919、1922、1926年北大音乐研究会(后改为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科相继成立,随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也创建。这些院校虽以传授西洋音乐为主,但都已设有国乐课程,在传统民族器乐领域里借鉴西洋近代作曲技巧进行创作的尝试应运而生。刘天华先生创作的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就是例证。 

    2、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吴伯超的《蜻蜒点水》、谭小麟的《子夜吟》是对新型乐曲创作的探索尝试。1925年上海大同乐会的柳尧章改编《浔阳夜月》为乐队曲《春江花月夜》,并开始用简易的和声配器。1936年初大同乐会的卫仲乐、黄贻钧、许光毅、秦鹏章等14人参加上海市工部局交响乐团的第15次“星期交响音乐会”,演出钢琴协奏曲,由民族管弦乐协奏(俄籍作曲家阿龙•阿甫奥洛穆夫作曲并指挥)。这是中西乐合奏的先例(见秦鹏章先生提供的英文节目单),并已录制唱片行销。此后1937年大同乐会又排练了和声配器的《湖上》及昆曲《游园》。1938年又排练沈知白创作的乐曲《同仙舞》等等。

    3、抗战前后有如下乐队:上海沪江大学国乐社(演奏《湖上春光》谭小麟是当时乐社成员);抗战中期前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国乐队(已达到33人的编制,抗战胜利复员到南京扩充为广播乐团,阵容更大);1943年卫仲乐、金祖礼在上海创办中国管弦乐队(演奏《霓裳羽衣曲》,乐队有22人的规模);1944年苏州项蕴石、吴宁良和陆修棠创办的平湖国乐社(曾改编演奏《光明行》,有近30人的乐队。同年,王沛纶创作国乐《灵山梵音》,在福建永安公演,有30人的规模);1946年、1947年有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曾在重庆、南京两地举办国乐演奏会,乐队规模超过40人)。这些乐队基本上是业余性质,编制随成员多寡而定,乐队并未形成一定的规范,惟独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是当时惟一的一支职业国乐队。它的建制模式与今天的民族管弦乐队结构体制最有直接承袭关系,特别是1953年建立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就是以从重庆调去的宋锡光、张学贤、杨竟明、夏治操、曾寻、彭修文六位同志为基础,按照音乐组国乐队的模式而组建的。

   4、从上述各国乐队的发展历史事实来看:少数作曲家曾经探索创作新型民族管弦乐合奏曲,由一些业余的民族管弦乐队试奏,有预期的效果,但并未形成一定的规范。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含1938年的国立二中白雪国乐队)有12年的历史。历年演奏的大型合奏曲十余首,效果亦佳,其乐队建制每以人数的增减而有变动,同样无法形成规范,而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国乐队有专业人员33人之多,建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和经验,理所当然的应成为30年代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的民族管弦乐队。大同乐会的卫仲乐、许如晖两先生曾先后参与过这一支乐队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程午嘉和瞿安华两先生曾受聘为音乐组的特约演奏员。当年他们亲眼目睹这支乐队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后曾特地撰写《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历史的回忆》一文(载《中国音乐》1982年第4期)。文末提到音乐组的一些老同志大都年逾古稀,应当趁他们还健在之时,让他们把从事民族乐队活动的那段经历详细记录下来。

    5、陈济略先生曾在他写的自传中,明确无误地说出当年他所领导的中央电台音乐组国乐队是我国第一支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并已载入《四川音乐学院成立30周年纪念专辑》。

    一、 音乐组的成立及早期的活动

     音乐组在成立以前,已有陈济略、甘涛、乔吉辅(小提琴手)、胡烈贞(女)、杨葆元(古琴)、高义(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系的钢琴专业毕业生)、高子铭(华北应征而来的青年民间艺人)等人在中央广播电台工作,任播音员或录音员。

     陈济略考入电台工作后,接触了各种形式的广播文艺节目,便萌发了集合几位爱好音乐的同事,开展业余音乐活动的想法。当时就得到了甘涛、胡烈贞等人的积极响应,并即开始活动。在歌咏和国乐两方面都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并争取在广播文艺节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他们的音乐才能和初步的成效,经陈济略倡议,并说服领导同意,在电台传音科内增设音乐组,并于1935年10月6日正式成立。当时的传音科仅有范本中是留学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抗战后电台迁到陪都重庆的上清寺,新建了广播大厦,音乐组同仁就在大厦底层地下室的一角,认真致力于国乐的辛勤耕耘与栽培,经过六、七年的努力终于花开满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音乐组成立后不久,1936年6月又经考试招聘了黄锦培、陆修棠、王者香等人。当时音乐组里已有不少独奏高手,如琵琶家卫仲乐,二胡家陆修棠,古琴家杨葆元等。更有大部分人是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如管乐(笙、萧、长笛)的高子铭,弓弦乐(各种弓弦乐器)的甘涛,弹拨乐(琵琶、扬琴、秦琴等)的黄锦培,组长陈济略和卫仲乐、陆修棠等,也都是吹、拉、弹、唱的多面手人才,他们不但对国乐乐器是多面手,对西洋乐器也能胜任。当时为了录制一套广播体操的唱片,由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任唐学泳作曲,由卫仲乐、甘柟吹小号,乔吉福拉小提琴,王者香拉大提琴,高义弹钢琴灌了一张唱片。1937年上海胜利唱片公司来南京录制唱片,希望音乐组同仁创作新曲,于是乔吉福作了《鹤舞秋风》,高义作了《疏影横斜》,黄锦培作了《夜曲》,都灌制成唱片。这是音乐组同仁早期的创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音乐组同仁都大唱抗战歌曲。每天都大唱大播。卫仲乐、陆修棠等专家、独奏高手也积极参与。陆学过声乐,有一定的声乐基础,曾担任独唱。当时“八•一三”松沪全面抗战,日军于8月15日空袭南京,我们家住夫子庙附近的人烟稠密区,乃举家到南京南郊曹村镇躲空袭,我曾用矿石收音机常常收听到音乐组播唱的抗日歌曲,颇能鼓舞斗志振奋人心。当时的正面战场就在松沪和沪宁铁路沿线一带,节节抵抗,敌人受阻。日军的进攻受阻后,乃从杭州湾登陆,沿京(宁)杭国道(公路)直逼南京,形势紧迫。中央电台奉命随政府西迁重庆,音乐组也随电台迁重庆。当时因黄锦培是广东人动员他疏散回广东,卫仲乐自愿离开音乐组回上海,其余留用的人陆续来到了重庆。

     当时从南京撤来一支铜管军乐队,队长张维和,副队长邢耀华。请金律声任指挥,并招收了一批乐队队员,成立了管弦乐队。聘吴伯超为客席指挥。这支乐队后改隶教育部并划归国立音乐院领导。音乐组仍然建制为国乐队。在这个过渡时期(1938—1940年),音乐组的力量不足,把管弦乐队的长笛手张学贤调到音乐组,聘请杨大钧为特约指挥,杨又介绍军校毕业的汪积贤、宋锡光两人经考试任用为二胡演奏员,高义的江阴同乡夏荪楚离开国立二中也来音乐组任二胡演奏员,经考试又招进四川南川的曲艺艺人刘泽隆任琵琶演奏员,这段时期还吸收张定和、贺绿汀等人来音乐组担任作曲,吴伯超也一度来音乐组任作曲和指挥,并在音乐组教过和声学,在此期间,还创作了国乐合奏曲《飞花点翠 》。他离开音乐组就去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任系主任(后又调任国立音乐院院长)。

    黄锦培在音乐组工作期间开始学习作曲,并向吴伯超学和声学。就在这样不够系统又艰苦的自学环境中,边学国边创作,渐渐地试作了些民族管弦乐的乐曲,经国乐队试奏有一定效果。其中的一首《碧血英雄》是为纪念张自忠将军的创作曲,当时曾获全国抗战文艺比赛的第二名,得奖金800元(当时第一名、第三名均为空缺),这对黄锦培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他创作的一些乐曲如《华夏英雄》《阳光华想曲》,一度由中广国乐团带到菲律宾去演出;二胡独奏《青阳歌》,50年代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过;合奏曲《三宝佛》直至90年代仍在重庆晚晴民乐社排练演出,此曲和声丰富效果不错。四川音乐学院资料室里还保存有此曲的唱片。

    综上所述音乐组同仁中除聘请的专家和高义是中大音乐系毕业生外,其余的人都是业余的国乐爱好者。他们对国乐的执着追求并投身于新型国乐队的创建与发展,刻苦创业,大胆探索,从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初步的经验,后来这些经验已被带到了台湾和北京的中广国乐团,并继续加以革新、发展和推广,进而还带到了东南亚欧美各国的中乐团、华乐团、民乐团、国乐团等团体。

     二、  音乐组的发展与人员概况

     在重庆,音乐组经过人员变迁和补充,到1940年按职务高低层次排列有以下的成员:组长兼指挥陈济略(琵琶),特约指挥杨大钧(琵琶),总干事甘涛(二胡、高胡),高义(钢琴、笙),干事高子铭(箫、管、笛、新笛),甘柟(曲笛),王者香(笙、打击),黄锦培(扬琴、琵琶、秦琴),夏荪楚(二胡),录事潘小雅(扬琴、椰胡),汪积贤(二胡),宋锡光(二胡),刘泽隆(琵琶),张学贤(新笛)。

     音乐组在广播国乐节目时,只报“由本台音乐组奏播”,从来不报告演员人员的姓名和所担任的乐器名称,就是举办特别节目的专场“广播国乐演奏会”也不例外。为了扩充组建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经高义的建议和领导批准,公开登报招考国乐练习生。1940年底我从国立二中高中部(春季班)毕业, 1941年初报考并被录取。我们是第一批练习生,共录取五人,依工资高低次序是:郑体思(55元),王洪书(50元),方炳云(45元),杨竟明(40元),夏治操(40元)。大约在这年初夏又公开招考第二批练习生,有沈文毅,曾寻等数人,工资不详。在后来公开举行的国乐演奏会节目单上所开列的演奏员名单都是按职务和工资高低依次排列,从未越规。

     根据黄锦培回忆:在抗战以前,台长吴道一(国民党中央委员)月薪300元,副台长240元,科长以下依次递减。当时的总干事月薪110元,干事80元,录事60元,见习生40元。黄是1936年10月经考试录取为见习生,月薪40元。甘柟比黄早两个月录取也是见习生,月薪40元。1937年1月黄、甘两人都升为录事,月薪增为50元。高子铭比黄早参加工作一个多月,他也是录事,月薪55元。甘涛已升为干事,月薪60元(早年他也是见习生,学习收音)。高义是大学音乐专业毕业,月薪80元,她是音乐组中惟一的一位学习西洋音乐的,除弹钢琴为歌唱伴奏外,主要是为大家上视唱课。每人发给一本法文的Solfege’s的视唱本上课。卫仲乐也一起唱视唱。大家对线谱都能视唱。黄锦培在南洋小学时就学过线谱,视唱也不困难,他参加音乐组工作时才17岁,是最年青的一位。同仁们都喊他“小广东”,这个昵称一直喊到重庆,听来是很亲热的。他记忆力强,据他回忆提供以下的第一手资料:

     陈济略,组长,铜梁人,1905年生,110元,能箫、琵琶,后来兼任指挥。

    乔吉福,北京人,80元,小提琴,是乐队训练出来的小提琴手,文化不高,抗战后不久去世。高义(女),江阴人,估计1913年生,80元,钢琴、笙、视唱练乐课。甘涛,南京人,1912年生, 60元,二胡。甘柟,南京人,50元,笛。高子铭,定县人,1907年生,55元,管乐。  胡烈贞(女),广东人, 60元, 粤语新闻报告员,在音乐组兼打扬琴,后由黄锦培承担。黄锦培,广东人,1919年生,50元 。  杨葆元,东北人,古琴兼报告员,月薪不详。

    在黄锦培之后参加音乐组工作的还有:卫仲乐,上海人,1908年生,110元,古琴、琵琶、二胡、洞箫,1936年底至19 37年初参加音乐组工作,音乐组迁渝,他回上海。陆修棠,80元,二胡,1937年3月参加音乐组工作。王者香,东北人, 60元,笙兼报告员,曾在上海的明月歌舞团拉大提琴,去南洋一带演出过。黄锦培回忆,抗战后不久,电台增开了一个对南洋华侨的“粤语新闻”节目,播音室设在南京新街口的某大楼的楼上。他被邀请兼任粤语广播员。

    三、音乐组与困难作斗争的情况

     音乐组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甚多:

     1、成立之前,成员都在广播电台担任各种工作,如播音员、报告员、录音员、办《广播月报》、搞某些行政杂务等等。一经成立,大家都来音乐组上班,抄谱、练乐器、练唱歌、广播国乐、学习乐理、作曲等等。在其他部门的人看来,音乐组的工作轻松好玩,工资标准又比其他部门的稍微高些,因此对音乐组有些意见。这实际上是对电台台长有意见,经过一番解释说服,并欢迎通过考试合格也能参加到音乐组里来工作(却无人来试),才逐渐化解。

     2、音乐组同仁中除高义是大学音乐系毕业,经过西洋音乐理论的系统教育外,其余的人都是业余的国乐爱好者,对西洋音乐理论不大了解或一知半解。为了提高他们的音乐修养,就由高义来上理论和视唱练习等课程,组长陈济略参阅我国音乐典籍,特别是明代律学家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律吕正论》等著作,制定出以十二平均律作为乐队建设基础的措施,这即是借鉴西洋,也是扬我传统音乐理论,付之实践让大家取得共识。

     3、由于民间音乐、江南丝竹或广东音乐的乐队编制较小,利用丝竹乐器的不同音色,胡琴系列的不同定调和丝竹乐支声复调办法可以取得一定的协奏效果,但总不如低音乐器的协奏效果好,于是由甘涛提出建议,设计试制以木板振动的倒梨形的胡琴系列,交乐器工人制作并试奏成功,并确定弦乐器空弦应有一个“A音”,以利乐队校音。

     4、中央研究院胡彦久试制成功的十一孔新笛(有膜孔、无膜孔的各一支)。半音孔齐全,解决了箫、笛类的转调问题,把扬琴也改为按十二平均律定弦,仿照试制杨大钧先生改制的六相十八品琵琶,其余弹拨乐器一律增加半音品位。

     5、鉴于音乐组人员不足,经请示领导批准,公开登报招考练习生三批。并接受高义的建议于1942和1944年先后开办国乐训练班两期,每期半年,以提高我们的音乐修养(视唱练声)、理论基础(国乐概论、和声、合奏、指挥等)和演奏技巧,充实乐队的阵容和骨干力量。实践证明这一措施是成功的,从而为大陆和台湾的中广国乐团等衍生单位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培养了大陆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指挥曾寻、彭修文和台湾中广国乐团的指挥孙培章等一批人才。

     6、为了适应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需要和开展抗日斗争宣传的需要,克服专门作曲家们对民族乐器性能不大熟悉,作品不能完全适应国乐队演奏的实际情况,决定从内部挖潜力,在音乐组同仁中选拔有条件的人担任“作曲专员”,专司其责。当时就选定黄锦培、张定和两人担任。实践证明,这项措施是及时的、是得力的、有效的。

     7、抗战后不久,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因受敌人封锁、轰炸破坏的影响,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公教人员叫苦不迭。音乐组同仁也不例外,有的人想兼差,有的人想做生意,也有的想转业另谋高就……这些实际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何安定人心?音乐组领导采取说服教育晓以大义,和来去自由的两手策略,一面也迅速制定出人员考试、考勤、考绩、升迁奖惩等一套办法,加以限制和鼓励。在不影响上班、排练、广播、演出的前提下,允许谋取其他正当收入;允许青年人读书深造;实在挽留不住也允许暂时离职,欢迎以后再回来,并严格执行考勤、考绩、奖惩升迁等制度。就这样逐渐使大家安下心来。

    音乐组应邀到各机关单位、学校、工厂等处演出,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只演“国乐专场”,不与其他的文艺节目同台;二是必须保证会场的安静秩序。这两条一般都能做到,但也有例外。某次,军委会为招待苏联军事总顾问团,邀请音乐组举行音乐会。临时通知要在宴会进行中演奏,被两次婉言拒绝,第三次侍从室竟以“蒋委员长”(正在参加宴会)的名义下令开演,乐队指挥未为之动,并据理力争,坚决不让拉开帷幕,侍从室的人无可奈何,接受交际科长叶某(国民党元老叶楚伧之子)的斡旋,只好等到宴会完毕,清理会场后,才按节目单次序进行正式演奏。这个插曲,当时重庆《新民报》记者曾写短文赞扬,认为是“维护了国乐的尊严”!

     四、音乐组的主要创作

     1、合奏《风云际会》,是张定和、黄锦培两人合作,根据《雄风万里》改编而成。曲中意境表示时代风云变化莫测,而至大至刚之中华民族巍然为砥柱中流,担负起复兴世界之重要使命。全曲分八段,有紧张热烈之情调,伟大和平之精神。

     2、扬琴独奏《桃源行》(张定和曲),是专为扬琴独奏而作。在技巧运用与和声配合上,开扬琴之新纪元。内容为描写渔郎误入桃源故事,富有崇高、优美、幻想、感慨等情调。全曲分七段:(一)泛舟逐水爱山春;(二)行尽清溪不见人;(三)惊闻俗客争来乐;(四)尘心未尽思乡县;(五)安知峰峦今未变;(六)春来遍是桃花水;(七)尾声

     3、新笛独奏《往事》(扬琴伴奏)(黄锦培曲)。此曲描写生活历程之三阶段:(一)[梦],叙述美丽完善之理想境界;(二)[奔腾],叙述以奔放之热情与活动,从事于理想生活之追求;(三)[游丝],叙述事过境迁,无论理想获得与否,在记忆中留下者,不过如游丝一般之飘渺而已。

     4、合奏《丰湖忆别》(黄锦培曲)。此为略具新派作风之合奏曲。丰湖在岭南东江,古迹甚多,曲首动机为山尖与云天之素描,其次主题描写湖水涟漪,发展部分形容花木欣欣向荣之状,尾声表示游人流连徘徊,且在别后永留深刻之回忆。

     5、二胡独奏《双莺对喁》(杨大钧曲)。此曲描写春光荡漾,红杏绿墙,黄莺儿在枝头喁喁对话之情景,旋律活泼流畅,给人以欢快之感。

     6、合奏《华夏英雄》(黄锦培曲)。曲首介绍描写宇宙洪荒,草莱未开;其次第一主题描述我国太古英雄,勇往迈进,开辟草莱之艰苦情形;第二主题描述继续努力,奠定乾坤,为中华民族建立生存发展基础之丰功伟业。全曲具有雄壮伟大之精神。

     7、新笛独奏《幽思》(贺绿汀曲)。十一孔新笛为中央研究院研制。半音阶齐全,能通体无开闭器,演奏甚难。此曲系专为新笛独奏而作,旋律美妙,十足东方风味且富有幻想情调,中有装饰音部分,颇能表现新笛独奏技巧。

     8、二胡独奏《祖国之忆》(佚名)。此曲描写海外侨胞怀念美丽的抗战祖国的抒情之作,旋律优美。在表示怅然怀意中仍有希望、追求、进取等精神。

     9、二胡独奏《阳光华想曲》(黄锦培曲)。华想曲乃西洋Romanza之意译。曲体自由,可寄托任何情调。此曲在描写日出之意境,共分三段:(一)晨光熹微;(二)旭日东升;(三)普照大地。用乐队伴奏,胡琴独奏,在国乐上为一崭新之试验。

     10、合奏《新中国序曲》(王沛纶曲)。曲意在描写新中国建立之过程,有和平奋斗的精神。全曲分四段,一气呵成:(一)[引子],庄严伟大,泱泱大国之风;(二)[慢板](农歌),自给自足,人民悠闲自得;(三)[快板],内忧外患,掀起革命怒潮;(四)[尾声],战胜暴动,全民鼓舞欢欣。

     11、国乐交响乐《灵山梵音》(王沛纶曲)。根据琵琶曲《普庵咒》之主要部分改编而成。仿交响乐形式,以丰富和声写出动人的情趣。全曲分四个乐章:(一)[佛法],由极慢板转中快板,写佛之全能;(二)[忏悔],慢板如歌,写人领悔自新;(三)[慈航],快板,写佛之慈悲心肠;(四)[赐福],急速板,写人类获得幸福之愉快情绪。

     12、合奏《谐曲》(亦名“城市歌声”)(王沛纶曲)。此曲旋律诙谐,轻快活泼,中段慢板如歌,悠婉飘逸,末段由打击乐器加强表情,尤感振奋。

     13、弦乐三重奏《光明行》(刘天华原作,王沛纶编配)。此曲为进行曲体。节奏轻快活泼,表现光明愉快。经王沛纶编配后,和声丰富,铿锵有力,为国乐曲中别具一格的作品,颇能催人奋进。

     14、女高音独唱《东风第一枝》(纳兰成德词,张定和曲)。

     15、合奏《三宝佛》(古曲,黄锦培编配)。原曲古朴典雅,经编配后,把舒缓的速度加快成为活泼流畅的旋律,和声丰富,节奏铿锵有力,令人振奋。

     16、混声四重唱《桃源行》(王维诗,张定和曲)。

     17、混声四重唱《亚东掀巨浪》(陈济略词,黄锦培曲)。亚东掀巨浪,应运出英雄,神武迈千古,英明烛万空,狂澜挽势倒,砥柱屹流中,北伐开全统,西迁定反攻,长城倚日月,王道贯西东,举世仰勋业,翕然进大同,第一遍男音以朗诵形式唱出,第二遍为合唱,唱词重叠处多。

     18、女高音独唱《浪淘沙》(咏竹)(陈济略词,张定和曲)。弄月迎风清,潇洒出尘,七贤寄托千秋名,高节虚心老更劲,谁拟此君?青翠拂流云。枝叶常阴,不同桃李争芳春,试看严霜扫碧绿,多少枯荣?

     19、女高音独唱《阳关三叠》(古词,黄锦培编曲)。

     20、男高音独唱《复兴关行》(陈济略词,张定和曲)。抗战首都入巴蜀,巍巍复兴惊世目,气象万千自天成,临风徘徊看不足,山岳起伏似蟠龙,房节重叠矗入空,滚滚长江来天际,波澜壮阔荡襟胸,嘉陵江水如油壁,诗意清新且郁葱,横阵齐峰出岫望。一鞭残照任奔放,暮夜明珠集鹿头,长流帆影绕鹅项。复兴关下军人魂,国旗飘荡聚群英,为感领袖谆谆训,不辞迢迢万里征,行看山河重一统,圣地千秋昭日星。[注]重庆为鹿东山余脈,两江在复兴关相距最狭,俗名“鹅项颈”。

     21、混声大合唱《春天的歌》(陈济略词,张定和曲)。

    首段:迎着温煦的春风,浴着灿烂的太阳,我们愿在春光中歌唱,太阳照耀着千红万紫,东风传递着沁人的芬芳,歌声混和了奇异花香,袅袅升入天堂。

    二段:雄壮的曲调,振奋了萎靡颓唐,无边的温情,抚慰着不幸的创伤,青春的怒火,燃烧起对于侵略者的反抗,啊!这音乐的明灯,照示着迷途的羔羊!

    三段:同首段。

    四段:这里是人生的康庄,只有同情,没有豪强,只有快乐,没有悲伤,只有幸福,没有风霜,自由的旗帜,永远飘扬。

    尾声:啊!这美妙的歌声,这奇异的芬芳,他们交织成一种伟大的力量,把人们带进了天堂!

    22、混声大合唱《碧血英雄》(黄锦培词与曲)。英雄报国躯不惜,碧血湔奇耻,赤胆耀旌旗。英名赢得百世题!碧血湔奇耻,赤胆耀旌旗,浩气凌霄汉,雄风压岛夷!碧血,血湔奇耻,酬壮志,奋熊罴,成仁取义在所不辞!碧血湔奇耻,赤胆耀旌旗,浩气凌霄汉,雄风压岛夷!英名赢得百世题!(为纪念张自忠将军作)。

    23、女高音独唱《还乡行》(陈济略词,张定和曲)。好音从天降,欣喜若狂!尝够了流离滋味,准备还故乡,八年阔别,故乡该无恙?那小桥流水,那江南草长,那庭园绿荫,那田舍风光,那蔼然的父老,那慈祥的高堂,我曾苦忆了千遍万遍,我曾苦忆了千遍万遍,如今快见面了,怎不欣喜若狂,怎不欣喜若狂?卷诗书,套行装,上征途,意气扬。江流似箭,关山退两旁,怎及我归心更急,恨不得插翅飞翔,卷诗书,整行装,上征途,意气扬,江流似箭,关山退两旁,怎及我归心更急,恨不得插翅飞翔,行看重整家园,天伦欢聚一堂,同建新中国,共乐安康!

     五、音乐组的主要演出与广播情况

     1、1938年至1940年,由于人力不足,主要仍以齐奏、重奏、小合奏和独奏为主,同时从事乐器改革,依靠乐工李镒做探索性的一些试验与改革,如弹拨乐器和弓弦低音乐器的改革。

     2、1941年初,我们第一批青年经考试录取并参加音乐组的工作,率先排练的乐队合奏曲就是《雄风万里》,张定和曲,由陈济略指挥。当时音乐组已迁至中山三路一栋西式楼房里,楼上办公,楼下为排练场,勉强容纳下20多人的乐队排练场地之需。前此,我曾参加《大地回春》的排练。此曲是杨大钧作曲并指挥,他随手给我一支曲笛叫我和甘柟两人担任笛子分部,这是在广播大厦地下室里的一次排练,各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位置上进行排练。这两次排练的相隔时间不长,分别在音乐组搬迁前后,我对这两支乐曲的排练印象颇深,感受亦大。因为那是我早期参加乐队合奏的新型乐曲,各声部音色音量协调,整曲和声丰富,显然不同于单声部的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或华北吹歌等齐奏型乐曲。这两支乐曲不久就在对苏联的特别广播演奏会上正式演出,并立即受到莫斯科听众的热烈欢迎。

    记得刚上班不久,音乐组有意安排我们新参加工作的五个练习生单独演播《花好月圆》。大家都有些心慌,勉强奏播下来,不知效果如何?组长陈济略在办公室用收音机“监听”,他未置可否,想来一定是有些毛病,后来就采取“以老带新”的混合编排,共同担任演奏的办法。

    某日,高子铭试作了一支洞箫独奏《怀乡曲》。他见我箫笛吹得还不错,就安排由我独奏这支乐曲。当时他在音乐组负责编排每周定期的国乐广播节目,所以他有权安排我的独奏任务。

    此后,一些小型四重奏曲,如《青云直上》(张定和曲)、《石湖之春》(张定和曲)等均安排我和三位老干事各任一个分部。这样“以老带新”演奏的效果比较更好些。前曲主旋律活泼流畅,加配和声后愈感和谐美妙,末尾以琵琶、扬琴伴奏,铿锵有力,极富朝气;后为胡琴四重奏,多插入轮奏,迭宕起伏,谐畅动人。

    二胡二重奏《胜利进行曲》(杨大钧曲)。安排我和王洪书两人担任,因为此曲我们在合川读高中时,杨先生刚创作完毕,就交我们两人试奏,拉得比较熟练,演奏效果亦好。杨先生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步月吟》《双莺对喁》也曾安排王洪书或我独奏过。这些创作都是杨先生在合川时创作的。

     抗战后不久杨先生西行来到四川,当轮船经过三峡天险,忽听甲板上有人高声朗诵“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杨先生乐兴大发思如泉涌,乃取出琵琶转轴拨弦,轻拢慢捻,美妙动人的旋律便从他灵巧的手指上源源流出,乘客们纷纷围绕过来,以惊奇目光凝视着这位演奏者。杨先生的杰作《蜀道行》的主旋律就是来源于这次触景生情的即兴演奏。后来他为避空袭来到合川县的白麓山濂溪祠,在这苍松翠竹交相辉映的优美环境里,反复试奏、修改,终于写成了琵琶独奏曲《蜀道行》。全曲分为巫峡湍流、夕阳泛舟、渔歌唱晚、纤行欸乃、晚凉秋风、滩边夜泊和清江引(尾声),共七段。曲调舒缓,旋律优美动人,特别是“纤行欸乃”这一段把行船三峡,逆流而上,靠纤夫匍訇爬行,川江号子的吟哦吆喝声写得淋漓尽致。杨先生在“中央”“国际”两个广播电台多次独奏受到听众们的好评。1941年初夏某晚,音乐组应邀去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演出。这次是该团党政训练班(学员千余人)举办的音乐晚会。由该团音干班和我们音乐组联合担任整台音乐会的节目,并专门印有节目单。此次是音乐组第一次把演奏人员名单列出。音干班的师生们担任的节目也有独唱、独奏、重唱、大合唱等节目。足足演了两个小时,会场秩序井然,鸦雀无声,令人惊奇。听众热情之高也出乎意料,每个节目演毕总是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学员们的文化层次与欣赏水平之高的也是少有的。这张节目单记录了我演奏琵琶曲《蜀道行》一曲,我曾保存多年,但在“文革”中遗失。

     头顶炸弹的国乐演奏会。1941年夏某日晚是音乐组特别节目时间《广播演奏会》,黄昏时分,突然听到空袭警报,我们立即赶到音乐组,各携乐器、乐谱、谱架匆匆登上卡车疾驶小龙坎柏树林的广播发射场,并进入防空洞,原来这里是一个地下发音室。当我们按乐队位置坐定做好演奏准备,南京夜莺小姐就开始广播“中央广播……”。

     3、1942年春开办的第一期国乐训练班于1943年1月29日晚在广播大厦举行毕业学员成绩表演音乐会。同年3月20晚又举办周末特别节目的国乐演奏广播会。5月22、23日两晚在广播大厦又举行公开国乐演奏会。这几次演奏会的主要节目有:合奏《雄风万里》、三弦二重奏《青莲乐府》(王沛纶曲)、齐奏《梵山钟鼓》(杨大钧曲)、南胡独奏《光明行》、乐队合奏《丰湖忆别》、琵琶独奏《改进操》(刘天华)、齐奏《夕阳箫鼓》等。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上曾有新闻报导可为鉴证(XH43-33,XH43-48)

    4、1945年音乐组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曾多次举办大型国乐演奏会。

    ○1为纪念1945年4月的音乐月的“国乐演奏大会”。于当年4月25日在陪都青年馆举行。节目单上印有音乐组国乐队和电台合唱团全体演员姓名共55人之多。他们依次是:甘涛、高义、黄锦培、高子铭、甘柟、王者香、潘小雅、刘泽隆、张学贤、杨竟明、夏治操、文毅、林树浓、陈先觉、孙培章、王令诲、黄晓明、朱崇懋、曾宪恩、王辉庭、胡丽文、张剑、陈若琬、赵耀珊、谭玉贞、许洪慈、胡烈贞、林廷邦、顾月英、陈佩钦、苏菲亚、卢玖、方成、王则民、胡静华、冯世隐、肖崇、蔡天予、刘语罕、陈孝毅、邱季鸿、黄克华、董有淦、俞宽镛、陈厚适、侯平、曾成文、赵宗信、陈立英、林自能、刘克尔、黎薇、马超腾、黄蕴碧。

    这次演出的主要节目有:乐队合奏《华夏英雄》《丰湖忆别》,琵琶独奏《平沙落雁》(刘泽隆),新笛独奏《幽思》(高子铭,扬琴伴奏杨竟明),南胡独奏《祖国之忆》《阳光华想曲》(甘涛、国乐队伴奏),女高音独唱《红豆词》《东风第一枝》(黄晓明独唱,国乐队伴奏),女高音独唱《浪淘沙》(咏竹)、《阳关三叠》(曾宪恩独唱,国乐队伴奏),男高音独唱《复兴关行》(朱崇懋独唱,国乐队伴奏),齐奏《春江花月夜》,混声四重唱《桃源行》《亚东掀巨浪》(曾宪恩、胡丽文、朱崇懋、陈厚适,国乐队伴奏),混声大合唱《春天的歌》《碧血英雄》(电台合唱团,国乐队伴奏,黄锦培指挥),共计11个节目,听众大饱耳福。

    ○21945年11月3日晚,在上清寺广播大厦举办“十年国乐成绩表演”的“国乐演奏大会”,参加演出的专职人员共26人,他们是:组长兼指挥陈济略、台长吴道一,组员甘涛、高义、高子铭、黄锦培、甘柟、王者香、潘小雅、刘泽隆、张学贤、杨竟明、夏治操、林树浓、孙培章、文毅、陈先觉、王令诲、曾宪恩、刘春安、刘文斡、高星岗、刘作辑、曾成文、赵宗信、刘克尔、马超腾。

    这次的演出是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来宾们光临欣赏(一律为赠票)。节目单是用中、英文对照,各排一版,让国际友人也能光临指教。主要的节目有:乐队合奏《风云际会》《丰湖忆别》,齐奏《变体新水令》《春江花月夜》,扬琴独奏《桃源行》,新笛独奏《往事》,琵琶独奏《阳春曲》《平沙落雁》,胡琴独奏《光明行》《双莺对喁》,女高音独唱《浪淘沙》(咏竹)《阳关三叠》,混声四重唱《亚东掀巨浪》,男高音独唱《复兴关行》,共11个节目。

    ○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就举办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国乐演奏大会,节目和演员大致与以上相仿不赘述。

    ○4复员回南京后的一次主要演出是:1947年10月11日晚由首都音乐演出委员会特邀电台音乐组在南京新街口附近的介寿堂举办的“音乐演奏会”。为了壮大阵容,音乐组又邀请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参与联合演出《新中国序曲》《卖糖人》《华夏英雄》等合奏曲,此外有扬琴《桃源行》(马超腾),新笛《幽思》(高子铭),南胡《光明行》(甘涛)等独奏曲。这场演奏会的后半场为声乐,主要有女高音独唱《还乡行》,混声大合唱《春天的歌》《碧血英雄》等,均由国乐队伴奏,组长甘涛兼任指挥。演员的阵容:合唱团24人,国乐队30余人,台长仍为吴道一。

     ○51948年应邀去台北参加台湾省博览会举办的国乐演奏大会,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压轴节目《卖糖人》曾多次在各种场合演奏,都受到暴风雨般的鼓掌欢迎,并返场再奏一次,以示答谢。据高子铭的回忆,经他亲自编排节目并正式在各种场合演出广播的国乐演奏会,仅1941-1949年的不完全统计,共约百余场,千千万万听众广泛分布在海内外,宣传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六、音乐组的历史贡献

     1、培养一批国乐人才

     音乐组创立的初期,是以中央广播电台已在职的播音员、撰稿员等业余的音乐爱好者为基础,逐步招录了几位专业人员,招聘了少数专家。这支队伍有一些钢琴、古琴、琵琶、二胡、笛、箫、笙、扬琴等的独奏高手,担任独奏、齐奏、重奏、小合奏等节目,当可胜任,但为发展建立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民族管弦乐队,则显然人才不足。于是在重庆数次登报公开招考有志于此的国乐练习生。1941年2月录取郑体思、王洪书、方炳云、杨竟明、夏治操五人,此后又陆续招收沈文毅、孙培章、曾成文、张阳生、赵素信等十余人。从1942年起,分两批开办为期半年的国乐训练班,进行专业培训。班主任由台长吴道一兼任,教务主任由组长陈济略兼任。教师有:甘涛教二胡和其他弦乐,兼教音乐学;甘柟教笛、箫、二胡;高子铭教十一孔新笛、笙、管、三弦;黄锦培教琵琶、扬琴。这四位都是音乐组的骨干,又是主要教师,他们始终都坚守岗位,埋头苦干,故当时称他们为“四大金刚”。后来杨大钧也教琵琶兼教国乐概论;高义教视唱、练耳;张定和教乐理、初步和声学、作曲法、对位法、配器法、指挥等;陈济略加教中国音乐史、国乐常识等。此外还邀请社会名流、音乐专家举办学术讲座。计培养两期学员共二十余人。这样就大大充实了力量,组成了有30余人的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化的、现代民族管弦乐队。把当时的青年业余国乐爱好者培养成为各项乐器的演奏家、改革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和社会音乐活动家,这比当时高等艺术院校所培养的专业人才更多、更全面,他们的艺术实践更多,也更负盛名。

    2、建成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国历代的宫廷乐队是专业的,但与多声部的现代化新型乐队相比,非常不同。抗战前有少数的大型乐队(如上海大同乐会和少数大学里的业余性乐队)人数超过30人,也演奏了现代化的大合奏曲,但都是业余性质的临时组合,未能经常持久,多是昙花一现,也不能称之为专业化的。只有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国乐队,有经费、有人力、物力、有发展规划、实践经验、有以培养人才、乐器改革、专业作曲、专任指挥和业务管理制度,通过艺术实践(国乐演奏会和广播演奏会等)的检验证明是成功的。他们历经八年的艰苦奋斗,排除干扰才逐步走上成功之路的。它的经验和模式已成为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和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国乐团参考借鉴,在它的基础上,也才有海峡两岸为数众多的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团(或国乐团)的诞生和发展。探根寻源,中央电台音乐组国乐队也就成了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3、为抗日宣传做出巨大贡献

     抗战前我国的民间国乐团体为数不少,各地的丝竹乐社、广东音乐团、华北吹管乐、福建南音、民间鼓等,都是业余性质的自娱团体,所排练的节目也大都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传统乐曲和地方乐曲,很少有抗日宣传的内容。9•18事变后,音乐家王沛纶先生创作了一首《战场月》(亦名沈阳月),算是最早出现的一支抗日题材器乐合奏曲。自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在重庆建立新型专业的民族管弦乐队后,才专设两名作曲专员,从事新型国乐曲和用国乐队伴奏的声乐曲的创作。他们创作的新曲注入了抗日救亡的内容。如乐曲《华夏英雄》气势磅礴,讴歌了中华民族的开拓创业精神;《空前大捷》犹如万马奔腾,描绘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英勇杀敌的宏伟场面;《碧血英雄》颂扬了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殉国的张自忠将军。其余如《山城夜袭》《青年从军歌》《雄风万里》等均属激励斗志,扬我国威的好乐曲。还有一批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乐曲,如《桃源行》《江干夜笛》《石湖之春》《芳草咏》等,还把一些传统的古曲加配和声,如《阳关三叠》《三宝佛》等。以上这些乐曲具有深远意境,深刻内容,富于时代气息的作品,不但引起当时听众们的强烈共鸣,有些还长期流传,扎根于民众之中。如《还乡行》一曲,描绘了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常使听众为之“涕泪满衣襟”,在抗战胜利后曾风靡全国并被收入《中西名歌》集,50年代仍常出现在音乐会的演出节目单上。

     4、弘扬民族文化,发扬国乐艺术,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的同仁们都具有一颗爱国主义的赤诚之心,他(她)们把自己从事的国乐工作,看成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发扬国乐艺术的神圣职责。他们排除了重重困难和干扰,某些人的冷嘲热讽,抵御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十年如一日地(1935—1945)兢兢业业,大胆革新,勇于实践,终于建成了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的民族管弦乐队。

    组长陈济略先生通古文,擅诗词,旧学功底扎实,他熟读我国明代音乐理论家朱载堉的专著,大胆采用朱载堉创立的十二平均律,并付诸于乐队的革新实践。这是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行动,也是借鉴西洋的一次文化交流,通过乐队的经常演出与广播,把我们的国乐介绍给海内外的广大听众。如1941年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中苏音乐交流”的特别节目,就把整台国乐介绍给苏联的人民,受到全苏各界人士和音乐家们的高度评价。1945年举行国乐演奏会招待中共代表团,美国大使马歇尔在座,他对中国乐器的演奏感到十分神奇,对中国的古老文化非常倾慕,对《还乡行》一曲更是赞赏不已。他特地在一次对美国广播的《国乐演奏会》上亲自主持并介绍《还乡行》这首用国乐伴奏的演唱歌曲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从而让美国人民也能领会大意,共享“国乐”之乐。历年通过“中央”和“国际”的两个广播电台的广播,让海内外的广大听众有机会听到我国的传统乐曲和新型国乐曲,引起他们对国乐的热爱与兴趣。八年抗战期间把大后方的“国乐热”导向了高潮,各地各单位各学校以国乐为武器,开展抗战宣传,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国乐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相继成立。

                                                             (95年3月动笔,96年9月3日脱稿 )

    参考资料:

    1、高子铭的回忆音乐组(复印)

    2、第三战线(中央广播电台内幕)

    3、中广国乐团35周年纪念特刊资料中重庆——发祥地一文

    4、中广国乐团国乐演奏会节目单三份

     (本文发表于《中国音乐年鉴2002》,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天津音乐学院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本年鉴最末页编后记的最后一句话称:

    这卷中还有一份当事人对抗战期间中同广播电台音乐组活动的回忆,见证了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的萌生与萌芽期(第655页)。

 ………………

   【寒夜闻柝】注:

    本文系郑体思先生惠稿、郑曙华女士文字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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