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娱乐周刊作文）

    冯小刚跟大师没有关系

    刘震云在《我把青春献给你》的序中曾评价冯小刚，“他距成为一个对电影有贡献的大导演，仅剩一点七公里”。最近他在修订版的《我把青春献给你》的序中修订了这一说法，认为冯小刚距离大师仅差一层窗户纸的距离，而且这层窗户纸眼看就要捅破了。

    虽然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喜欢冯小刚，也越来越尊敬刘震云，但是语言大师刘震云把大师的帽子献给冯小刚，或说提溜在冯小刚的脑袋上空一厘米处，我还是觉得有点辞不达意——大师这个词，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主要用途，一是在官宦富商中徘徊的真假僧人，一是在研究院与高校间徘徊的真假学者。冯小刚干嘛要去凑这个热闹？

    这一点冯小刚自己其实认识挺到位。很多年前他就这样评价陈凯歌，“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他劝葛优则是相反的一套理论，“如果有一天，葛爷深沉了，或者说艺术了，走进象牙塔了，可想而知观众还买他的帐吗？以葛爷的这种性格在象牙塔里住得惯吗？”他还评价过姜文，“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在评价完这些爷之后，他还做了一个总结：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就踏踏实实地在哪块林子里呆着，飞出去玩一圈，临了还得落回来。

    冯小刚当然不是象牙塔那块林子里的人，按照冯小刚自己的说法，他一直住不上宫殿，只好在宫殿外搭了一个偏房，慢慢地偏房越来越大，却也就成了宫殿。冯小刚的那个偏房，是从都市室内剧开始搭起的，《编辑部的故事》和王朔联合编剧，使他扬名立万。后来他编剧的电影《大撒把》已经带着浓郁的冯氏贺岁剧气息，在那时，这种贺岁片的雏形可以称之为都市时尚喜剧片。到1998年《甲方乙方》公映，冯小刚的风格正式在喜剧风格的“贺岁片”格局内奠定基础。而《集结号》和今年的《唐山大地震》，尤其是《唐山大地震》，则是冯氏又为自己的都市喜剧片搭建了一个叙事风格突破向都市大片的前院，而《夜宴》，大概可以算是他一个不太成功的古典别院。 

    和大师们相比，冯小刚更懂得电影

    按老艺术家的眼光看过去，冯小刚怎么都不像是能另起炉灶的人，拍的都是一些老一辈影视人看不上的都市喜剧，无关国家民族的大计。但是最牛的演员往往是从跑龙套开始的，然后在他成名后的有一天，有人指着一部老片里的一个龙套说，看，谁谁谁原来早年还在这部戏里跑过龙套，演过宋兵乙。

    冯小刚早年跟着王朔跑龙套时，还是张艺谋陈凯歌的时代，那时候张陈二人乘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东风，从寻根文化开始往大师的路上一路狂奔，再祭起国际大奖的票房灵药，弄得全国人民如痴如狂。但是“大师”加“大奖”的路子没能维持多少年——代表昨日的寻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电影工业原本基于都市文化，国人需要看到具有娱乐性常识的电影，没法再跟着欧洲文艺片的口味调整自己的需求。中国电影工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低迷到几乎看不到未来。正在此时，冯小刚的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横空出世，打败成龙的《我是谁》，开创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最重要档期。

    贺岁片的提出充分显示冯小刚对电影的理解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电影人。电影是什么？首先是电影工业，是观众，是档期，是票房，然后才是电影创作。电影必须结束闭门造车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回到娱乐产业的常识中来，回到民间。冯氏电影用多年的高票房证明，电影的价值排列应该是这样的：社会娱乐价值、产业价值、艺术价值。

    冯小刚正是最关注电影的社会娱乐价值的那个人。他比所有同时代的电影人都更愿意关注社会现实与流行思潮。他的电影跟一般都市时尚片的最大不同就是，冯氏的每一部电影都会在故事推进的同时勾画出现实的大背景。比如说，《大撒把》讲的是出国潮，《手机》讲的是婚外情，《天下无贼》讲的是诚信，《唐山大地震》讲的是苦难，都是当时社会问题的焦点。冯氏电影的语言总是暗暗合着当下的热点，比如说，在《天下无贼》里，有一句台词，“二十一世纪最贵的是什么？人才！”这句台词到了《非诚勿扰》中，变成了“二十一世纪最贵的是什么？和谐！”在所有的冯氏电影里，最具有现实讽喻价值的是《大腕》，把中国突然跑步跨入新经济新资本时代的狂躁社会现实描摹得入骨三分，“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一时间成了流行语。一年一度的冯氏贺岁片总是能切中中国人的敏感神经，成为一段时间里社会议论的焦点和风潮。

    电影，对不同的导演是不同的东西。有些导演把电影当作自己的玩具，有些导演把电影当作自己的荣誉，有些导演把电影当作一座独立的建筑，冯小刚则把电影当作一个社会事件，他拍的不单是电影，还是一个介入社会的工具。对于像他这样热情洋溢的人来说，这就是他的生活。   

    人民导演冯小刚

    说到这里，回到文章开头的主题，冯小刚如果不是大师，那么他是什么？我认为最准确的提法是“人民导演”。冯小刚有一次在国庆的一个饭局上吹捧葛优，“您今天不应该坐在这里……应该坐在人民大会堂啊”。这句话到《唐山大地震》公映后，真的可以结结实实地捧到冯小刚面前了：您怎么还没坐在人民大会堂啊？苦难与谅解，还有什么比这部电影更有现实意义的？

    虽然足够坐在人民大会堂了，但是冯小刚看起来还是那么容易激动。他最近在微博上有一段话，“说实话我很不自信，所以常常反应过激，既不能承受失意也不能承受得意，永远找不着从容的调门，不是低了就是高了。悲观起来就颓废兴奋起来就失控。羡慕一不留神就酿成了嫉妒加幸灾乐祸。怕被人轻视，又经常自我陶醉想象自己举世瞩目，而且有时候还真把自己给骗了。您套着我这点毛病品品咱这民族，我像不像他儿子？”虽然他的徐老师不喜欢他这样妄自菲薄，但是这段话恰恰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冯小刚性情中人的形象。我至今记得冯小刚多年前因为一篇报道直接冲到一家报社去的事迹，最近他还在跟老泼男孙海英打嘴战。他在票房上的成功堪称中国的卡梅隆，但是他冲票房的勤奋姿态又总是让其他电影人冷嘲热讽。

    跟那些装作对票房目不斜视的“大师”们相比，冯小刚首先好就好在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或者说他是一个人，票房高了他就兴奋，票房不好他就沮丧。所以他跟观众很近，跟电影很亲。他的电影是从观众里走出去的，所以走的是上坡路，越走越有高度。不像有些导演，高高在上许多年，偶尔为人民服务一下，显得不伦不类（引用冯氏语录）。那些曾经的精英们在电影工业面前，越来越显出走下坡路的颓势了，有的零敲碎打，有的彻底摸不着北。好在冯小刚们已经推高了中国电影的整体制作标准，就让他们下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