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被拘 网民自危 

新华网 2010年09月30日 来源： 半月谈网  

      “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了淫，经学家看到了易，才子佳人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而一部网络小说《在东莞》，却也有百般品读：网友看到了东莞桑拿行业的丑陋，可东莞警方却读出了“色”。有评论说，关注元平的命运，也是关注其他作家的命运，更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只是希望，法律是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利器，而不会成为各种堂而皇之的借口。

   新闻背景：

   南方网：在网上，他有个名字叫“天涯蓝药师”，这个网名因为描写东莞桑拿行业的网络小说《在东莞》而小有名气。26日，广东顺德北滘中学高三语文教师元平，因发表网络小说《在东莞》被警方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带走，目前已被拘留。元平的妻子阮芳表示，《在东莞》描写了东莞桑拿行业，是一个现实批判性质的小说，不涉及色情。

   这部小说是2009年6月份开始写作，一共花了近4个月时间，原名《80年代———睡在东莞》，一共155节，39万余字，在天涯论坛连载后，引起热捧，点击率很高，先后有十余家出版社联系元平，要求出版此书。但书稿的一审二审都通过了，三审却始终无法通过。后来天涯杂谈的版主建议元平更改个别敏感字眼，同时小说更名为《在东莞》。

   网言网语：

   网友“杀猪佬阿Q”：只许官员写日记，休得他人写小说。

   网友“慕容雪村”：按照这种逻辑，若曹雪芹活在当下，是不是也会被某地的警方“跨市”抓捕?

   网友“yxh18965818”：小说虚构情节，是合理的,涉及具体地名和场所，如果不实，最多是侵害名誉权的问题，不能以传播淫秽物品罪相责。

媒体论道：

东莞小说案作者被拘缺乏正当性

沸沸扬扬的渭南警方进京抓作家事件一波未平，又一个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悄然浮起。而对照这两起事件，竟然有诸多疑问惊人的相似。

姑且不说这名老师的作品是否涉黄，仅从这些可疑的细节来看，警方行动的正当性恐怕就难以自证。

首先，抓人的为何是东莞警方?如果该作品涉黄，以200余万的点击影响来看，国家网监局也许要出手了，再不济也应该会同网站所属地，或者作者所在地共同处理此案。为何这些地方不见动静，仅只作品描写地——东莞的警方按捺不住了?要知道某些地方的公权力一向是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良好习惯”。想一想，当初作家谢朝平的《大迁徙》一案不也是如此吗?

这一串看似诡异的背后实则很明了：给谁抹了黑谁才急，或者可以说，抓人无关法律，有关的只是形象，只是面子，只是“本地被抹黑”。

其次，抓捕为何只针对作者本人?如果《在东莞》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成立，则负有把关责任的相关网站难辞其咎，警方为何置刊登“黄作”的网站不顾直奔作者本人呢?

再次，这又让我们联想到谢朝平案的相似镜头。实际上，谢朝平一案中出版社甚至一开始就坦承自己有过失，警方却对此置若罔闻。警方这种直奔当事人的“选择性执法”，越发证明了其阴暗的报复心态：选择最快捷有效的方式，给麻烦制造者以有力打击。

最后，是否涉黄为何由警方判断?谁都知道，警察只是案件侦破和抓捕的执行者，并没有对涉罪与否进行判别的职责和权力，然而奇怪的是，无论此前的作家非法经营罪，还是现在的教师传播淫秽物品罪，都是由警方一口说了算，这如何能令人信服?我甚至还想起了轰动一时的“夫妻在家看黄碟案”。粗暴执法的背后，恐怕彰显的不仅仅是权力的乖戾与傲慢吧。

网络小说《在东莞》是否涉黄，也许还难以下定论，但从以上几点来看，东莞警方出招伊始恐怕就已先失了民心。握有强硬公权力的警方，如果其言行给社会留下因言获罪的阴影，则必然在网民中产生人人自危的伤痛，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结果。(扬子晚报 /郭兵)

作家屡屡被拘的危害效应

继作家谢朝平写作出版《大迁徙》被陕西渭南警方进京抓捕事件之后，26日，广东顺德北滘中学高三语文教师元平，因发表网络小说《在东莞》被警方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带走，目前已被拘留。元平的妻子阮芳表示，《在东莞》描写了东莞桑拿行业，是一个现实批判性质的小说，不涉及色情。

先不说这是警方对于创作自由与出版自由的严重干涉与违法行为，因为这或许只是局部的危害，而如果我们以此案例，将此放置到当下中国的整个文化层面，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更大的危害效应，也即各种力量对于文化的干预与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文化的发展困境。一旦有作品开始尝试走了现实批判主义的路数，不是胎死于摇篮，就是只能存于地下，血本无归，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更坏的就是上述两个案例一般噩梦天降，这些一次次都在合力地摧毁创作者的激情与创造力。

因为被过多的干预与钳制之下，文化最为重要的批判属性，就此将萎靡，甚至消失殆尽。文化在通往批判的路上受阻之后，只能是畸形与非健康发展，大部分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向后转，躲避崇高与探索，大量古装宫廷出炉、透支名著、翻拍成风。而在向后路途上，又分出了两个岔路，一是媚权，即向上的庸俗，唱颂歌，伪崇高，粉饰太平;二是媚俗，即向下的庸俗，提供感官刺激的低俗成风。而这两条路根本上看都是文化走下坡路的表现，从而陷入价值观的误区与创新的死胡同。

文化没有批判性，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停滞空间，无法实现自我更新与升级。文化必须有着自身的批评与批判的锐利，才能起身走出困境。但同时它的外围，也必须有一种可供文化生存的良好土壤与氛围，这就体现在它需要被批评，但不需要被批斗，需要被批判，但不需要被审判，更不能被随意、恶意地欲加之罪。因此，只有破除各种对于文化的随意乃至恶意的干预与钳制，然后，在批判的基础上，再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作为支撑和保障，以此正本清源，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出立足于此的优秀文化作品。(北京青年报)

罪名滥用只能让法律工具化

元平是佛山顺德教师，抓人的却是东莞警方，这是所谓的“跨市追捕”。事后，记者联系东莞市厚街公安分局时，对方表示，“小说损害了东莞的形象，已经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看来，“损害东莞的形象”似乎是促成这次“跨市追捕”的直接动因。然而，“损害东莞的形象”并非具体的刑事罪名，且当地警方抓人的直接依据是“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两者又完全不搭界。在这个混乱的法理逻辑下，我们深感困惑。

如果真系“损害东莞的形象”，且东莞警方要赋予自己义不容辞的抓人责任，那试问，刑拘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如果真系“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抓人刑拘则应该是佛山顺德警方该操心的事情，又何劳东莞警方舟车劳顿?这个法律面孔下的刑事强制措施，其实已破绽百出，我们也难以相信东莞警方真的就是师出有名。

退一步说，所谓的“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也是十分的可疑。“传播淫秽物品罪”是一项刑事罪，而刑事处罚维系着社会正义的最底线，对罪名的认定，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等，都有着苛刻而明晰的要求。因此，该罪名的认定，首先离不开“淫秽物品”这一概念在法律上的细化。譬如，《刑法》第367条即已规定，“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而“两高”2004年颁布的司法解释，对该规定在网络中的适用也有进一步补充，即“包含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电子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根据这些细化的界定，作为网络文学作品的《在东莞》似乎很难被归类为“淫秽物品”，至少，我们看不出当地警方提供了何种基本让人信服的理据。

作家被逮捕或者刑拘，已经不止一例，且法律依据均出自《刑法》，要么“诽谤”，要么“非法经营”，要么“传播淫秽物品”。对这些案例稍加审度，仅凭常识我们也会发现各种法理逻辑的破绽，并很容易通过联想而将这些罪名归结为各种堂皇的由头。一方面，由于《刑法》中“口袋罪”的存在，客观上为滥用罪名、公诉程序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公诉程序自身未加严格限定的话，公安机关难免越界，从服务于法律本身转向服务于法律之外的因素，譬如所谓的“东莞形象”。

《在东莞》的作者是否因言获罪，我们不敢下定论，但我们需要保留疑问，并等待当地警方的回应与事件的进一步进展。关注元平的命运，也是关注其他作家的命运，更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只是希望，法律是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利器，而不会成为各种堂而皇之的借口。 (长江商报/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