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亮那顆星，還歷史本來面目”

——作曲家許如輝誕辰95周年紀念研討會紀要

時間：2005年6月25日下午

地點：上海市虹口區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朱米天

主辦方：上海影視文獻圖書館、上海市虹口區圖書館

參加對象：（八十餘人）

朱 浩(上海市虹口區文化局黨委書記、局長)

郭海英(上海市虹口區文化局黨委副書記)

朱米天(上海市虹口區文化局副局長)

李 果(上海影視文獻圖書館館長、副研究員)

王海兵（上海影視文獻圖書館副館長）

董龔良（上海市虹口區圖書館副館長）

陳思和（著名學者、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主任、《上海文學》主編、教授）

毛時安（著名文藝評論家、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副局巡視員、藝術創作中心主任、 研究員）

顧曉鳴（著名學者、原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

錢乃榮（著名學者、原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忻鼎稼（著名學者、復旦大學電腦科學系、教授）

田建業（著名學者，原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外孫）

秦 怡（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 四十年代話劇《董小宛》董小宛扮演者）

蘭為潔（著名電影剪輯師、作家，電影導演湯曉丹夫人）

沈 寂（著名作家、上海電影製片廠編劇）

戴中孚（著名電影史研究學者）

張振華（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電影學學者、教授）

李亦中（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影視藝術系主任 電影導演桑弧之子、教授）

聶欣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電影學者、教授）

唐維敏（臺灣輔仁大學、電影學學者）

施雪鈞（《文匯報》資深記者、音樂評論家）

黃芝鷗（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生）

徐曉霞（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生）

馮錦繡（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生）

周良材（著名戲劇評論家、原上海市文化局藝術室主任、研究員）

傅 駿（著名越劇編劇、原上海市戲劇家協會理事、《上海戲劇》雜誌副主編）

楊華生（著名滑稽表演藝術家、五十年代滑稽《好好先生》教書先生扮演者）

韓玉敏（著名滬劇表演藝術家、五十年代滬劇《少奶奶的扇子》女兒小萍扮演者）

宋小琴（著名滬劇演員、六十年代滬劇《為奴隸的母親》溫秀才娘子扮演者）

宋幼琴（著名滬劇演員、五十年代滬劇《紅色的種子》張素貞扮演者）

高 鳴（著名戲曲音樂家、一級作曲、越劇《紅樓夢》作曲之一）

賀孝忠（著名戲曲音樂家、一級作曲、越劇《血手印》等劇作曲）

許 諾（著名上海電視臺編導）

鮑世遠（著名戲劇評論家）

陸才耕（原上海勤藝滬劇團副團長）

陳錦坤（原上海勤藝滬劇團主胡樂師）

夏劍青（上海滬劇院編劇、滬劇《紅燈記》編劇之一）

王碧霞（原上海愛華滬劇團劇務、滬劇《少奶奶的扇子》場記）

余 江 （上海圖書館協調輔導處、處長）

向 峰（上海星銀文化傳播公司總經理、影視製作人）

東方衛視台、東方電影頻道、《文匯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新聞晚報》、《上海一周》報，以及《上海灘》、《看電影》、《電影故事》、《電影新作》、虹口有線電視臺、《虹口報》等媒體的記者與會

許如輝先生的親友：許文霞、許文雷，蔡美琴，劉 婷, 俞寶恒,黃 鴻, 蔡珠英、吳霞琴、葛兆霖、崔之騂, 蔡美華, 肖冬根, 何一瑁, 李國萬，兪華震,陳泰興等；

著名滬劇表演藝術家， 《葡萄熟了的時候》主演王盤聲先生， 專門送來了花籃、賀信

記錄整理： 俞寬宏

會議進程：

一、 介紹來賓

二、 主辦方介紹會議籌備和許如輝音樂人生的情況

李果（上海影視文獻圖書館館長）：許如輝的音樂人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二十年代，主要從事流行歌曲的創作，代表作為《永別了我的弟弟》、《擱樓上的小姐》、《賣油條》等歌典，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同黎錦暉一道被稱為“二輝”。第二階段為三、四十年代，許如輝加入明星公司，成為專業作曲，創作了大量的電影音樂和插曲，同時又是中國電影從默片時代到有聲電影的見證人，直接參與了為大量無聲片現場配樂的工作。四十年代在重慶投身於抗戰音樂活動，為著名影片《東亞之光》作曲，創作《孔子紀念歌》、《大同之歌》等歌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第三階段為五十年代之後，許如輝進入戲曲界，主要為滬劇和越劇進行音樂創作，代表作為《為奴隸的母親》、《少奶奶的扇子》、《陳化成》等。總的看來，許如輝被人陌生乃至遺忘，大致有二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許如輝整個音樂人生在不同音樂領域的不斷轉換，導致了廣大受眾對許如輝的陌生化；二是意識形態的原因。近年來，在一些資料性的書刊上，不斷有人提及許如輝的名字，但總的說來，他的名字與他在中國電影史、音樂史上的貢獻與成就是不相稱的。尤其是在中國電影史學界，許如輝的名字幾乎被人全部淡忘。中國電影百年大廈是由無數個電影人共同累積起來，我們在記住趙丹、蝴蝶等著名電影人的同時，不應忘記那些為中國電影發展史作出過貢獻的無數個個體，何況許如輝先生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還頗有建樹。在當今重寫電影史、重寫音樂史呼聲很高的時代氛圍之下，我們有必要讓象許如輝這樣被遺忘的形象鮮活起來。

三、 上海影視文獻圖書館副館長 王海兵先生宣讀賀信

大會籌備組收到15封賀信，分別來自國內外著名的作曲家、音樂學家、編劇、演員、友人等。因地域、健康或事務原因不能前來的，有張定和、黃錦培、陳鋼、黃旭東、孫繼南、李岩（代表《中國音樂學》編輯部）、楊薇、李惠芳、楊飛飛、金人。以及到會的傅駿、夏劍青、王碧霞、忻鼎稼。上海著名滬劇表演藝術家王盤聲，特派專人、向大會送來了花藍和賀信。

內容略……

四、發言摘要

沈寂（作家、上海電影製片廠編劇）：中國電影真正有背景音樂是從 1934年開始的。許如輝在中國三十、四十年代的電影創作中，為電影創作了很多優秀的電影音樂和電影插曲，比如《翡翠馬》、《女權》、《兄弟行》、《東亞之光》等影片的電影音樂和電影插曲，就相當優秀。我們過去在談中國電影時，挂在嘴邊就是那麼幾部左翼電影佳作，而常常把左翼電影之外的好作品扔在一邊。其實，電影作為一種藝術，我們大可不必講對錯，中國電影沒有對錯之分，只有好壞之分。惟其如此，對許如輝在音樂方面的貢獻我們要充分肯定。

毛時安（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副局巡視員、藝術創作中心主任）：歷史是什麼？它是陽光照耀下的一片大地，有的地方被照得通明透亮，也有的地方長期處於陽光的背面，陰暗潮濕被人遺忘。那些陰暗的地方有的應該是被人遺忘的，但也有一部分十分珍貴的資源被人忽視了，這就需要我們去發掘。許如輝先生是一個非常稀缺的文化資源，他不僅能創作流行音樂，也能創作電影音樂、電影插曲，更能創作各種戲曲音樂。他的音樂人生對我們今天的文化創作有很大的啟示作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流行音樂，充分吸收了民族的音樂成份，吸收了民間的小調、民歌等藝術形式的營養，這種從民族、民間直接吸取營養的藝術創作本身就值得我們研究。假如我們今天的音樂創作和藝術創作也能從中得到更多一點的啟發，我們當代的音樂和藝術創作必定能夠得以不斷繁榮。藝術是永恒的，我弟弟有一個同學，家中收藏有很多老唱片，其中就有楊飛飛的《楊八曲》、《妓女淚》、《為奴隸的母親》等，文革期間我每天都到他家去，拉上窗簾，偷偷地聽。所以象許如輝先生的藝術成就，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保留著它的藝術價值。哪怕有政治危險，我們還要去欣賞。當藝術被廣為流傳的時候，當然我們也希望創造藝術的藝術家也廣為人知，這也是對藝術尊重的一種方式。希望以後不斷有這樣的文化資源被發掘出來，成為我們今天創作的動力和資源。

顧曉鳴（原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今天在這裏召開紀念許如輝先生誕辰95周年研討會的意義深遠。當前講重寫文化史，絕不僅僅是對歷史現象的一種重新評價和判斷的問題，而更是對歷史資源的一種再認識和開掘的問題。許如輝先生音樂造詣深厚，性格耿直，富有愛國心，這都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但如果他今天還在，也是絕不會在乎個人名份的。我們紀念許如輝先生，根本的意義是在對於歷史文化資源的一個開掘。對於海派文化而言，長期以來，我們今天不是重視，而是忽視了我們的歷史文化資源。像《良友》、《大世界》這樣既通俗又有思想靈魂的雜誌我們今天很難看到了。今天大量充斥在市面上的時裝畫報，大都是一些沒有思想靈魂的東西。許如輝先生這一代，他們對民間小調、民歌戲曲的吸收創造是有貢獻的。楊飛飛的《為奴隸的母親》、我從小聽大,《星火燎原》其實也聽得很熟。最近羅懷臻請我看戲《青山紅袍》。羅懷臻和我很熟，《典妻》也是他編的，是寧波灘簧。但我當著他的面批評他：“你們去看看滬劇《為奴隸的母親》，他們是怎麼編的？柔石小說的精神是怎麼編出來的？現在的《典妻》，泉水也搬上去了，嘩嘩嘩的“電光聲色”也搬上去了，但是靈魂沒有了，精神沒有了。”像洗星海那樣學西洋音樂出身，但他能對黃河謠進行吸收利用，這就是海派文化的靈魂。我們今天要從中尋找到新一輪海派電影、海派文化發展的營養，就要研究許如輝先生這一代藝術家是怎樣創造音樂史的。這是其一。

其二，民間小調在歷史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對於許先生所做的工作，我們要站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理解。音樂在文化上的作用有多大，禮與樂在文化上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對於許如輝先生，學界是有爭論的，他寫過《孔子紀念歌》、《國家典禮樂章》、參與過“大同樂會”。我們中國歷來重視“禮”和“樂”在文化中的作用，孔子編的《詩經》首篇就是《關關之鳩》，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是情詩。孔子思想是健康的。從這個角度看來，許先生寫的流行歌曲和電影歌曲，像《賣油條》、《永別了我的弟弟》那樣的歌，為海派文化的發展是有很大貢獻的。許先生作為一個有良知的音樂工作者，他從民間吸取營養的藝術創作，充分表達了廣大貧民階層的心聲，對當時社區建設是有重要意義的。

第三，歷史不是一個簡單的對錯問題，許許多多的花朵構成了一個豐富的歷史大花苑，它組成了一個海派文化，組成了中國文化。今天，許如輝先生是明顯被邊緣化了，但邊緣人物、邊緣文化恰恰體現了歷史文化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對於邊緣人物的研究更能反映歷史的真實性。

陳思和（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現在我們一談到海派文化，有些人就喜歡用一些標誌性的東西來代替，諸如什麼“新天地”、“外灘”，似乎這就是海派文化。實際上，企圖用一、兩種標誌性的東西來代替歷史文化，這是非常有害的，它根本說明不了歷史文化的豐富性。許如輝作為一位頗有成就的音樂家，他的成就並沒有消失，他仍然在影響著一批人。楊飛飛的《為奴隸的母親》的樂曲仍然在我們耳邊回響。《孔子紀念歌》在臺灣廣泛流傳，只是人們在唱歌的時候，常常把它的作曲家名字忘記了。這就需要我們去宣傳，去做大量的工作。

在我們這樣一個什麼東西都喜歡劃等級的國家裏，常常喜歡把歌曲種類也分類，有的高，有的低，這不好。海派文化是一種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文化，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同時代緊緊結合，同群眾緊緊結合，形式豐富多彩，能進入千家萬戶。從這個方面說，許如輝先生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就應好好地加以發掘。今天虹口圖書館召開這樣一個紀念會，是非常有意義的。

蘭為潔（作家、電影剪輯師）：我正在寫一本書，關於重慶時期抗戰電影的。寫到《東亞之光》時，看到人家有一句評論，一個叫“子都”的寫道：《東亞之光》的攝影與音樂配合得好極了。但我一直不知道音樂是誰寫的，也不能隨便按一個名字呀。到近段時間才知道是許如輝寫的。許如輝先生當時的情況好象社會輿論沒有黎錦暉大，但是他做的工作，你仔細看實在是不得了。他確實創作了許多有影響的歌曲，解放後又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下一代如果不把他們父輩的、母輩的，或者祖輩的所受到的冤屈，從心裏抒展出來，這個社會是不會太平的。《東亞之光》的攝影師羅及之和導演何非光，解放後都受到了相當不公正的待遇，他們的子女都想恢復他們應有的地位，但往往又無能為力。好在現在北京有一批青年文藝家，正在通過各種途經來恢復這些藝術家的本來歷史地位。今天召開這個會議，很有意義。虹口圖書館、上海影視文獻圖書館做的工作很好。

錢乃榮（原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主任）：上海是個大城市，如果不重視本土文化，就不可能成為世界文化中心。現在我們都講要建設和弘揚海派文化，但又常常忘記了對建設海派文化作出許多貢獻的創始人。現在上海的青年喜歡唱流行歌曲，但沒有一首是上海創作的，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最近我一直在做一個海派文化的研究，寫了一篇2萬字的文章在《上海文學》上發表了出來，題目就叫《上海流行歌曲的春秋》。上海曾經有二、三十年非常輝煌的流行音樂的歷史，現在的老太太都能唱。那時流行的歌曲許多都很好，比如《玫瑰，玫瑰我愛你》、《何日君再來》、《賣油條》等，反映了各個階層的思想感情。許如輝先生不僅在流行歌曲、電影音樂上造詣很高，在越劇和滬劇上的音樂成就也很高。上海即使在五十年代，音樂成就也是很高的，各種音樂形式都有成就。三四十年代的很多歌曲，既是雅的，也有通俗的，對中國文化作出了很大貢獻。八十年代上海的文學界就提出了重寫文學史的問題，我看我們的音樂史和電影史也應該重寫，不要寫來寫去就寫趙丹，就寫《一江春水向東流》那麼幾個演員，幾首歌。我們應該視野開闊一點，不要有太多的條條框框，要根據歷史的本來面目來寫，充分挖掘出海派文化的資源，尊重海派文化創始人的重要作用，才能使海派文化有大的發展。

周良材（上海戲劇評論家）：水輝先生沒有死，他的作品還在，還在流行。一個人最了不起的是死而不亡，許如輝就是這樣的人。今天，我覺得有三點應該慶祝：

一是水輝先生看到了“四人幫”的跨台。水輝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受到了很多苦，牙都被人打掉了。

二是生前看到了滬劇《少奶奶的扇子》的平反，這是很不容易的。《少奶奶的扇子》著作權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人剽竊，那時沒有著作權法，我們誰也沒有辦法。後來終於平反了，這很不容易。

三是慶祝這個會，水輝生前被人遺忘，但今天他的成就越來越被人認知，這真是難能可貴的。

忻鼎稼（復旦大學電腦科學教授）：我首先接觸許如輝的作品是解放前在浙江上中學的階段。那時學校經常唱《孔子紀念歌》、《大同之歌》，這些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漫長的六十年創作生涯中，許如輝先生創作等身，且幾度極端輝煌，但他始終將自己定為“一個中國古典音樂研究者”，做一個“純粹的音樂人”，不媚上，不媚世，不媚俗，做一個底層平民的代言人。他的人品和藝術一樣值得我們尊敬。

唐維敏（臺灣輔仁大學電影學學者）：臺灣現在有一部分人對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化很感興趣，但在臺灣現今的學術研究資料庫之中，幾乎沒有許如輝先生的資源，也沒有人知道許如輝先生的名字，儘管許如輝先生的歌一直在文化復興的運動中一直在傳唱。我個人一直在研究三十年代的音樂，但也孤陋寡聞。所以，我認為，在文化學術領域，我們要加強兩岸的文化交流。要發揮政府的力量，要依靠文化部門的力量，抓緊口述實錄，搶救文化資料，為我們今後中國文化做一點實實在在的工作。

戴中孚（電影史研究學者）：今天召開這個會，有兩點我覺得要說一說：一是怎樣發掘歷史資源的問題，二是怎樣寫電影史的問題。發掘中國電影歷史資源，這在中國電影史研究中是一個相當緊迫的基礎性工作。由於過去政策的影響，我們在電影史資料的收集上有很多罅漏，很多中國早期電影資源和電影人的資料收集，我們沒有做好。尤其是一些舊的電影歌曲，現在不整理，將來就要遺失。對於中國電影史的撰寫問題，我們要認真總結經驗，我們再也不能依革命不革命、進步不進步為標準了，要根據歷史的本來面貌來寫。

李亦中（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影視藝術系主任）：現在講中國電影誕辰100周年，但這個誕辰的時間到底是什麼時間，何月何日，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國家把這個活動放在12月，這恰好給了我們很長的一段時間來慶祝。有人說，回頭看是懷舊，現在我說是發現。程季華先生主編的那本《中國電影發展史》，江青不滿意，要更左一點。現在的很多學者也不滿意，認為他太左。但不管怎樣，這種電影發展史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空間去彌補，去思考。關於電影史，說要重寫，原來的那些寫電影史的人不高興，因為這意味著推倒重來。我看沒有必要一定要停留在重寫不重寫的口頭功夫上，誰願意寫誰、自己寫好了。

看了許文霞女士的文章《許如輝與中國早期電影音樂》，我很高興，裏邊提到中國電影初期有一個現場奏樂階段，我們過去都不知道，因為電影資料裏，它沒有物理載體。這是一個新發現。

我們還要不斷發掘整理歷史資料，尤其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一些電影建築。如南京西路上的新華電影院，說拆就拆，太可惜了。虹口有很多老電影院，要進一步保護好，再不能拆除破壞了。

張振華（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電影學學者）：我們今天舉行這樣一個活動，不光是親人對於許先生的一種悼念，也是還歷史一個真面目。儘管這次活動有文化局支援，但總的說來是一個民間行為，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有利於推動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儘管誕生只有100周年，但長期以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學術界文化界長時間以來往往只把目光集中在左翼電影的發展上，而常常把左翼以外的很多東西給忘記了，這對於研究中國電影史來說很不好。像我們今天講的許如輝先生，我們確實很陌生，我覺得今天的這個會確實給我們傳達出一種資訊，就是要有搶救意識，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搶救電影史料。不光是要收集電影史料，更要研究史料，使其得到承傳。

中國百年電影史上有許多許多的人才，他們為中國電影的發展做出了很多貢獻。他們不但熱愛藝術，才華出眾，十分敬業；而且為人正直，熱愛國家，值得大家熱愛。但這些人長期以來又受到了不公平的指責，這很不好。把電影史上這些做過很大貢獻的人重新發掘出來，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我覺得很有必要。

對於文化問題，我們過去太急功近利了。海派文化由於沒有歷史沈積，很輕視自已的文化傳統，現在要寫電影史，很多材料我們都失去了，很可惜。這要引以為戒。正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我們今天召開這樣一個會議，我覺得非常有價值。

沈寂（作家、上海電影製片廠編劇）：什麼是海派，我覺得可以從四個方面去說：一是海納百川，二是中西合璧，三是雅俗共存。程十發說，海派就是無派，不受約束。真正的海派能吸收一切，二、三十年代上海是全國的文化中心，許多大作家、大畫家、藝術家都出自上海，他能把民俗的、民間的、典雅的， 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各種各樣的東西都吸收進來。今年是中國電影誕辰100周年，我們要趁此機會把上海的中國早期電影資料做個梳理，事先不要有什麼框框。鄭正秋的改良主義是進步的，許如輝是個貧民音樂家，很愛國，也是先進的。成立中國電影博物館，有人來找我，讓我推薦一些人進博物館，但有一條，電影博物館推薦的人要“少而精”。我提出一些人，後來名單裏都沒有。到12月份，我們的電影博物館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還沒有搞好。紀念電影100周年，全世界電影界的人都會來，一看，博物館就這麼少的人呀？我們要“博”，不要“少而精”，要儘量還歷史一個真正的面目。

楊華生（滑稽表演藝術家）： 我是搞滑稽戲的，而且我個人的演滑稽也與眾不同，是走到哪里就用那裏的方言唱，這就叫五音雜陳。海派就有這樣一個特點。我演的滑稽戲中有一出是《好好先生》。《好好先生》的情節，是講有個教書先生(封建社會)拿了錢回去，半路上看到一個人要自殺，他去救他……，唱了一句“快把銀兩拿回去”。回到家裏，自己家裏窮得不得了，錢都花光了，怎麼辦？……我跟水輝先生有接觸，就是因為《好好先生》，我唱的那段曲子不是他寫的，但這部戲整個配音是他寫的，這個劇本給我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宋小琴（著名滬劇演員）：我同許如輝先生共事幾十年，許如輝先生多才多藝，藝術造詣深厚，越劇、滬劇、滑稽戲各種戲曲的水平都很高，對提高我們劇團的藝術水平貢獻非常大，尤其是對我們樂隊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象《為奴隸的母親》、《陳化成》。滬劇是小市民聽的，《陳化成》氣勢磅礡，改變了滬劇的面貌。為了搞好《為奴隸的母親》劇本的配樂，許先生夜以繼日，花了大量的心血，使它產生了經久不衰的藝術生命力。

許文霞（許如輝女兒）：

感謝上海虹口區文化局的領導對這次會議的支援。

感謝上海影視文獻圖書館和上海虹口區圖書館主辦了這次會議。

感謝今天所有到會的文化界、電影界、音樂界、戲劇界、圖書館學界的專家學者和父親生前好友。

我父親是一個用音樂來表達思想感情、傳承文化的人，一生受儒家思想影響比較大。他曾經說過，有兩個人對他的成長影響深遠，一位是錢智修先生，是他的舅父，歷史上曾經是上海商務印刷館《東方雜誌》主編，儒學大師。父親自小就受到錢智修的教誨多讀古詩古詞，一直朝“琴棋書畫”都通的路發展。另一位是鄭覲文先生，是父親的音樂老師，對父親的音樂人生影響至深。我父親一生都在弘揚中國民族音樂，這是他音樂活動的主線，且一生低調。現在我手上這麼多他的手稿，並不是說他要寫自傳，而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寫的“交代材料”，要求從8歲寫到58歲。1966年到1969年，他一直都在寫“交代”。抗戰重慶時期寫的《國家典禮樂章》，那在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還有電影《東亞之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稱為反動作品。現在回顧歷史，要客觀地審視它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成就。父親是一位愛國音樂家、民族音樂家、平民音樂家。他音樂的主題有三種：一是愛情的，二是拒毒的，三是為貧苦鳴不平的。同時他也是一個悲劇音樂家，《永別了我的弟弟》、《為奴隸的母親》等等，都是悲劇作品，描寫底層百姓的生活。

父親的音樂藝術至今還有那麼強的生命力，這是我引以自豪的。前些日子我出席了上海大學舉辦的國際電影會議。會上有位學者的論文，是重新評價電影巨子張石川，題目是《擦亮那顆星，還歷史本來面目》。在此借用這個題目，表達我今天參加這個會議的心情，為張石川，為許如輝，也為所有對中國文化作出貢獻、但又被歷史所遺忘的人士：“擦亮那顆星，還歷史本來面目！”

最後，我要代表許如輝的所有親人，向上海影視文獻圖書館贈送紀念匾。匾上的“琴沁音馨”四個字，是我的弟弟許文霆幾天前特地從加拿大題來。

朱米天（虹口區文化局副局長）：今天各位專家從許如輝音樂人生談到中國電影，從中國電影談到中國電影誕辰100周年，再從中國電影談到海派文化，在一個較為深廣的領域對許如輝現象、許如輝音樂成就進行了較為深入全面的討論。這個研討會氣氛熱烈，話題深遠，產生了廣泛的共識。這是一個十分成功的研討會。希望今天的這個會議能進一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對未來的許如輝研究和中國音樂史、電影史、文化史研究產生更加深廣的影響。虹口區人民政府和虹口區文化局將一如既往地支援地區文化建設，歡迎大家常來，謝謝大家！

(上海影視文獻圖書館，2005年7月18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