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问世数百年来，以其内容为题材的戏剧、曲艺、电影等文艺形式的改编和创作一直极其活跃，近年来由于电视剧的介入，更达到新的巅峰，出现所谓“三国热”。这些林林总总的作品，无论是忠于原著，“尊刘（汉）抑曹”，还是从批判的角度另辟蹊径，“褒曹贬刘”，都属文艺家的创作自由，本无可厚非，不少历史学家也一直在试图摆脱《三国演义》的束缚，还原真实的“三国”历史，展现相关人物的原本面貌。但是，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需要静下心来，慎重对待，切不可浮躁、意气用事，因为我们不仅要上对得住古人，还要无愧于今人，同时也少让后人戳咱的脊梁骨吧！——编者

　　曹魏缘何胜出

　　郭 棣

　　事实上，对史称“三虚七实”的《三国演义》的评价争论，并不是自今日始。《三国演义》自问世伊始就受到质疑，褒贬不一。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文人学者就多有不敬之语。如明代文学家胡应麟说它“古今传闻伪谬，率不足欺有识”；清代大学者章学诚认为该书“惑乱”“观者”，作者“最不可训”。他们大都是从所谓“历史真实”的角度，完全无视乃至否定了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的艺术创造和文艺作品的属性。但这些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三国演义》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作为我国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它至今仍占据着无可动摇的制高点。

　　围绕三国历史、《三国演义》及其改编作品，尽管争议不断，仁智互见，但三国鼎立的结局是曹魏胜出，这却是铁的事实。而曹魏成功的原因，历来论者最感兴趣的多是曹操的阴谋权术和用人之道，相关文艺作品也主要是在这两方面浓墨重彩，重点描绘。其实，坚持唯物史观，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去分析，曹魏最后胜利的基础，有两点不仅在小说原著中笔墨不足，后来的改编作品对此也不大重视。

　　一是曹魏实行的屯田制。东汉末年，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流离失所，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土地荒芜，而赋税加重，整个社会经济实际已处于崩溃境地，许多大小军阀割据势力也往往因缺粮而“无敌自破”。曹操作为一个出自基层又颇具远见的政治家，深知“无粮不稳”的道理。他不仅在打仗使用的战术上惯于断人粮草，烧人粮仓，而且获有奇效；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他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他初定中原后，就听从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建议，招募流亡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设立单独的管理系统，有计划地开垦荒地，垦田农民按规定上缴赋税，史称屯田制。从事屯田生产的民众又叫“典农部民”，他们只对曹魏政权尽责，可以不服其他徭役，也不再受原来地主的无度盘剥，劳作者个人收益比重也有所提高，这样就大大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除民屯外，在一些边境或重要地区，曹操还推行了“军屯”，发动驻地军士及其家属开田耕种。屯垦的实绩也作为地方州县官员重要政绩考核项目。这样一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定，而且国库渐盈，军粮问题也得以解决。当时，蜀国、吴国也都实行过类似的屯田制，但都不如魏国力度大，效益好。应该说这为日后曹魏灭蜀破吴奠定了物质基础。曹操在一次行军中马踩麦田，按律当斩，最后割发代斩，这段故事虽然也属“三国”众多权术中的一个，但也说明了他对农业的重视，非蜀、吴所及。《三国志》中曹魏屯田制的相关记述，毛泽东同志阅读后在不少地方打上红杠杠，以示重要。

　　曹魏胜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一个强固的后方基地——邺城。邺城地处现河南安阳县城东北数十里，漳河南岸，战国时邺令西门豹除巫治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由于地理位置重要，邺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曹操灭袁术、袁绍后，统治中原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曹操的政治手段之一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封魏王后他却不以洛阳、许昌为都，而是选中了邺城。他在这里先后修建了丞相府、社稷、宗庙，整修了城池，并在周边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繁荣商业，振兴文化。西晋文士左思专门写过一篇《魏都赋》，描述了邺城的繁荣景象。当年的邺城现已无存，其辖域已分属河南省安阳县和河北省临漳县，但曹魏在邺城的历史遗存很多，是当下研究三国历史的珍贵文物史料。

　　往事如烟，物是人非。关于“三国”，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需要静下心来，慎重对待，且不可浮躁从事，意气用事，因为我们不仅要上对得住古人，还要面对今人，给后人有个交代。

郭沫若不是为曹操翻案的第一人

　　宗春启

　　我这个从来不听昆曲的人，几天前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从头至尾听了一出昆曲《续琵琶》。懂戏的人知道，有出老戏叫《琵琶记》，主人公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陆游有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蔡中郎就是蔡邕。《琵琶记》借蔡邕之名编排了一个背亲弃妻负心汉的故事，其实是冤枉了蔡邕的。《续琵琶》讲述的是蔡邕死后，蔡文姬被掳入匈奴、后被曹操接回的故事。此戏的作者，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正在筹建中的北京曹雪芹学会，发掘抢救了这出戏。

　　《续琵琶》和许多传统戏剧一样，强调的是 “忠”、“孝”二字。戏中的蔡文姬被掳之后，本想一死了之。在经过昭君墓的时候，昭君给她托梦说：我当初远嫁匈奴何难一死？只怕有违君命、毁坏和亲，是为不忠；你如果一死，将无法完成父亲续修汉史的遗嘱，是为不孝。昭君让她活下去，将来还乡有日。于是蔡文姬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十二年后，曹操想起了蔡文姬，派人把她接回。

　　在我这个外行看来，《续琵琶》的主人公似乎不是蔡文姬，而是曹操。在最后两折，曹操的戏很重。而且这出戏中的曹操绝对是正面人物，脸着红色，身披红蟒，头顶相纱，唱词大多是从曹操所作《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中的诗句化来的，很有英雄气概。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白脸奸雄，在《续琵琶》中完全没有了踪影。他自我陈述的是：“孤本甚庸愚，聊立微名耳”——何等谦逊；“俺待要武平归去解戎衣，不知（将）几处称王、几人称帝”，完全是个国家统一、人民安定的保护者。而掷杯戏曹操的左慈、击鼓骂曹操的祢衡，在这出戏里，竟成了跳梁小丑。在祢衡的詈骂面前，曹操开怀大笑，毫不介意。如此看来，后来郭沫若先生写《蔡文姬》为曹操翻案，竟是步曹寅之后尘。我甚至大胆揣测，话剧《蔡文姬》是不是在《续琵琶》的基础上翻新改作的呢？

　　窃以为，曹寅写《续琵琶》，完全是为给曹操正名翻案，因为曹寅自认为是曹操之后。雪芹的好友敦诚曾写诗寄之曰：“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当众人纷纷诋毁曹操的时候，曹操的后人当然应该出来为自己的祖先说说好话、唱唱赞歌了。

　　我欣赏《续琵琶》的额外收获是：发现了清朝初年并不讳言民族矛盾，并不忌讳“匈奴”、“戎羌”、“胡人”、“番军”之类字眼的又一证据。曹寅写《续琵琶》，约在康熙四十年，尚属清初。某些“红学家”推测，因为清朝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朝廷，所以民族问题在清初是极敏感话题。什么“匈奴”啊、“胡人”啊、“鞑虏”啊、“吐蕃”啊，都是不能写不能说的，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有研究者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作践芳官，戏言“小骚鞑子”、“小土番”，是他不顾危险、反清思想的宣示，说明他是站在清朝统治者对立面的——看来，这个推断太主观了，事实上难以成立。曹寅笔下的蔡文姬，大骂杀男人、抢妇女的匈奴兵是“臭番军”；她吟唱的《悲愤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按照许多人的思维逻辑：这难道不可以用来描绘清兵入关的情景吗？曹寅难道不怕“文字狱”吗？今人替古人太多虑了。曹寅、曹雪芹的时代，这些用于少数民族的称谓，无论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清朝的统治者不会对号入座。至于后来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中，有因“胡儿”、“胡人”措词获罪的，那是事出有因，另当别论。有些“文字狱”，首先是皇帝想治谁的罪，然后再从他的文字中找到“毛病”的。

　　这个戏有可观赏性，旋律优美，唱词文雅。尤其让我感慨的是，演员吐字清晰，且读音准确。不像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演员净念错别字。不知是昆曲演员的文化素质本来就好呢，还是顾问的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