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如輝與重慶《大同樂會》

許文霞

（原載《音樂探索》，成都，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我的父親許如輝先生，曾用名許如煇，水輝，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一位重要音樂家．父親集演奏家，指揮家和作曲家於一生的傳奇經歷，曆史遲早會對他作出公正的評價．父親遺留世上愈二百多部音樂作品，涉及中國早期流行歌曲，中國有聲電影，重慶抗戰話劇音樂，以及祖國戲曲音樂等眾多領域，其中不乏大量重要和經典作品．我已在七萬餘字的《寒夜聞柝》長篇回憶文稿內，對父親，音樂家許如輝，作了全面介紹．

   本文披露四十年代，父親居住在抗戰大後方重慶時期，主持著名國樂團體《大同樂會》的一段史料．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內最具規模，叱吒風雲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被日寇大火燒盡，不得不關門歇業．父親時任明星影片公司基本作曲，在公司內譜寫了《姐妹花》，《劫後桃花》，《女權》,《兄弟行》等眾多名片音樂，此刻與公司共存亡，無奈何地結束了他長達八年，極為鍾愛的電影作曲家生涯，一九三七年底，隨原國民政府監察院秘書錢智修，謝阿娥一家，舟車勞頓，抵達大後方重慶．(1)

   幾乎同期，久負盛名的原上海《大同樂會》創辦人，中國著名國樂大師鄭覲文先生之子鄭玉蓀，也隨他任職的南京導淮委員會遷址重慶，與我父親在山城不期而遇，異地重逢了．

   此後不久，許如輝與鄭玉蓀聯手，在重慶譜寫了中國音樂史上一段重要章節：.他們秉承鄭覲文先生的理念和精神，高舉弘揚中國民族音樂的旗幟，在戰時的重慶恢複了名聞遐邇的《大同樂會》，參與重慶抗戰音樂活動，前後曆時七年．期間，我父親與鄭玉蓀先生，除了繼承上海《大同樂會》的優良傳統外，還作了大量艱苦卓絕的開創性工作．例如，通過舉辦大量國樂演奏活動，紹介中國古典名曲；自設工場製作古今中國樂器，深入社會基層譜及民樂知識；興辦戰時難童音樂教養院，難能可貴地培養兒童國樂演奏人材；成立了一所《大同劇社》，積極投身重慶如火如荼的抗戰戲劇運動．

   在主持重慶《大同樂會》時期，我的父親再次回歸作曲家生涯，創作了不少重要的歌曲，嚴肅音樂和戲劇音樂作品，如《大同之聲》,《孔子記念歌》,《國家典禮樂章》，《木蘭從軍》，《棠棣之花》,　《董小宛》等.父親的作品，一般由《大同樂會》首次演奏．間中，他還不時邀請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國樂組，與《大同樂會》同台演奏．重慶《大同樂會》的消息和動向，不時見著報端，在戰時的陪都影響很大，並波及全國，這是中國音樂史上不可抹煞的一段光輝．

   歎時下國內音樂界對重慶《大同樂會》著墨不多，對重慶《大同樂會》的曆史評價，仍欠公允．有鑒於此，我根據父親許如輝先生遺留的珍貴手稿記載，與八十餘高齡的母親談話，以及原重慶《大同樂會》會員劉志堅先生提供的極重要的資料，特記下本文．

   一．與鄭玉蓀先生聯手，恢復著名《大同樂會》

　父親一到重慶，便積極歸隊．他聯絡了電影導演應雲衛等友人，設法重返電影圈或音樂界．因為交戰，日寇實施經濟封鎖，膠卷奇缺，無影片可攝，父親欲重拾電影作曲家生涯的機會不大，遂放棄了．後經原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音樂科同仁賀綠汀先生內部推薦，又通過陳濟略等君的正式面試，應考後，父親最終成功進入重慶中央廣播電台音樂組謀事，職位是古箏演奏員兼作曲，俸祿不錯，月薪二百，生活穩定，這是一九三八年八月的事了.®

   此刻，在重慶導淮委員會述職的鄭玉蓀，他的薪金比我父親還高．照說，持此份人人羨慕的美差，鄭玉蓀更應無甚憂慮，做個朝九暮五逍遙上班族可也．然而，適得其反，鄭玉蓀躊鑄滿志，滿腹憂患意識．蓋源於他的先父鄭覲文先生突發腦溢血，於一九三五年在滬去世後，給時稱國內最大的國樂團體，上海《大同樂會》的運作，留下無限遺憾．再則，自二十年代起，鄭玉蓀長期跟隨其父，打拼，磨礪，可說與《大同樂會》感情深厚，已結下不解之緣．他不願鄭覲文的事業，就此了結．受蘊埋心底一股強烈使命感的驅動，鄭玉蓀立志在重慶恢複《大同樂會》，繼承其先父的未竟中國民族音樂事業.

   鄭玉蓀先生是製作樂器的高手，精通技藝，也懂樂理．可惜，他不會演奏．如今，甫低山城，人生地不熟，鄭玉蓀深諳，若另起爐□，讓自己的宏圖大志付諸實現，道路崎嶇坎坷，能否成功，前景並不明朗．

   孤掌難鳴．鄭玉蓀便跑到上清寺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向我父親盡訴肺腑之言．鄭玉蓀極力遊說我的父親協助他，在重慶恢複《大同樂會》，並希望我的父親出面，主持重慶《大同樂會》所有樂理工作．

   我父親是上海《大同樂會》早期會員．一九二五年，他年僅十五歲，就成為鄭覲文先生的入室子弟．在鄭老先生的悉心調教下，天資聰慧的父親，很快便精通了古箏，琵琶，揚琴，二胡，簫，笛，塤等幾乎所有叫得出名字的古今樂器．外出演奏時，　他一直擔任民樂大合奏：《國民大樂》中的打擊樂手，以及箏，塤獨奏等．

   一九二九年，父親已在上海《大同樂會》春華秋實，五度錘煉．他成功轉行，從演奏家變為作曲家．當時，父親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子夜樂會》，譜寫時代流行歌曲．最後，父親許如輝成為與黎錦暉先生同期的中國流行歌曲的先驅者之一．父親撰詞作曲的流行歌曲膾炙人口，聲情並茂，催人淚下，感動過數代．人們至今無法忘懷的有《永別了,我的弟弟》，《賣油條》，《擱樓上的小姐》，《回憶慈母曲》等名曲．今年年初，《解語花》一書的編者，吳劍女士問黎錦暉的夫人梁惠芳女士：〝當時在上海，創作流行歌曲的，除了黎先生，還有誰？〝，梁女士不加思索，脫口而出：〝還有許如輝，他寫的《永別了,我的弟弟》當時很流行〝我父親對恩師鄭覲文先生，可說一世崇敬，終生毋忘．直至晚年，父親仍口不離鄭覲文，直尊其為先師，是自己童年音樂啟蒙老師．

   我父親與鄭玉蓀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就相識於上海《大同樂會》．父親和鄭玉蓀的為人均十分平實厚道，兩人意氣相合，極為投緣．鄭玉蓀對我父親，可說萬般信賴．而我的父親，出於對先師鄭覲文感恩圖報，為弘揚中國民族音樂之理念，考慮再三，最後決定放棄他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的穩定工作，助鄭玉蓀一把．約一九四零年，父親與鄭玉蓀聯手，在重慶恢複了著名的《大同樂會》．

   剛開始時，我父親與鄭玉蓀先生僅利用業余時間籌建《大同樂會》．父親當時還處單身，我的祖母遠在浙江老家；而鄭玉蓀則年屆五十，眷屬滯留江蘇；兩人的至親都被夾在淪陷區內．在那〝烽火連三月，家書柢萬金〝的戰爭年代，他們想接濟家人，因交通阻塞，通訊中斷，與親友失去了聯系，只能作罷．父親與鄭玉蓀便沈下心，幹脆在重慶以事業為重．他倆不分彼此，將各自工資悉數投入，使《大同樂會》得以啟動．最後，我父親的工資最先告罄，積蓄全部用盡．

   面臨既無資金，又無物力，樂器短缺的種種困難，父親和鄭玉蓀不得不求助原上海《大同樂會》的名譽會長，亦到了重慶的上海名人王曉籟先生．三十年代，我父親首次對外擔任塤獨奏，地點在上海廣東路，延安路交界處一幢建築物的三層樓面上，王曉籟出席了那次演奏會，對我父親的塤獨奏，頓感新鮮，印象非常深刻，兩人後來略有交往．王曉籟見我父親連工資也無著落，而辛苦籌辦《大同樂會》，甚為感動．他知會了國民黨元老，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副主任潘公展先生，希望落實經費問題．潘公展和他的夫人都很崇尚儒家學說，酷愛民族音樂，因此答應撥款，讓父親先掛名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幹事一職，領了九個月的工資，實為《大同樂會》工作．而後，父親又在民眾教育館領取了三個月工資．我父親將這些錢都投入《大同樂會》．而鄭玉蓀則更為幸運，獲准繼續留任導淮委員會，支薪，為《大同樂會》工作．

   最後，經社會部批准，重慶《大同樂會》於一九四零年二月正式成立．後來，會所設在會府曹家庵十六號內．該宅是原經濟促進會會長，後任國務院副總理黃炎培先生的房子，《大同樂會》被安置在二樓．因與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共佔一樓，潘公展，陳立夫等要員經常到訪《大同樂會》，而一手促成政府資助的王曉籟先生，則頗滑稽地從未登門《大同樂會》會址.

   據重慶《中央日報》報道：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一日，《大同樂會》舉行了第一次理事會議，總幹事鄭玉蓀作了研究製造管弦樂器的配音方法的講座．(2)

   父親和鄭玉蓀又在重慶報刊上登載招聘啟事，廣納音樂賢才，這樣，頗具規模的重慶《大同樂會》國樂團最終成形．父親生前珍藏有一張他與重慶《大同樂會》會員的合影照．照片已泛黃，經推斷，這張重慶《大同樂會》合家歡照，應攝於一九四六年底前.

   因《大同樂會》工作日趨繁忙，一九四一年初，父親正式辭去了重中央廣播電台的職務．

   我的母親回憶道：一九四二年，她經友人介紹，按圖索驥，在一條深巷，找到《大同樂會》地址．原先還誤以為去薦一份大同藥店工作，鬧了個笑話．那天，和藹可親的鄭玉蓀先生親自面試，我母親作為一名文員，當場被榮幸錄用．開初一段時間，她職責範圍之一，是去社會部領取《大同樂會》經費．每次領來一袋錢，放在桌子上，許如輝和鄭玉蓀都不甚理會它．我母親目睹他們為振興民族音樂，忙不開疊，至廢寢忘食之地．後來，改由郵局寄來支票，我母親便不再去社會部領款．《大同樂會》的經費，來之賑濟委員會，教育委員會，文化委員會，社會部等政府機構．許如輝和鄭玉蓀用這筆錢，添制樂器，應付日常開支，提供會員膳食，張羅演出活動，興辦音樂學校等．除鄭玉蓀從上海帶來一部分樂器外，《大同樂會》的絕大部分樂器是在重慶購置的．為省錢，他們跑遍當地舊貨店，能買到二手樂器，就不買新的．大小樂器，後來都懸掛在《大同樂會》會所內的牆上，會員寫張便條，就可以將樂器扛回家去練習．後來，《大同樂會》又自設工場，研製大量樂器，這樣，外出演奏的樂器品種更為齊全了．

   我母親記憶中的鄭玉蓀先生，沈默寡言，埋頭苦幹，是一位十分稱職的事務管家．大多數時間，鄭玉蓀已形成一種既定工作模式，他坐在桌邊，左手托頭，右手比劃，整天伏案，刻蠟紙，寫公文，撰報告，發請帖，送戲票等．許如輝則更是個大忙人，負責樂團排練，張羅演出，對外文化聯絡事宜．許如輝還身兼《大同樂會》難童教養院的院長，得不時從城內曹家庵啟程，趕到城外土橋子墩，給兒童上課．《大同樂會》的會員和教養院的學生，對許如輝心悅誠服，十分肅然起敬．會員們還摸出規律，如果一個星期打不著許先生照面，他一定在外面閉門作曲．　

   當時，倘若沒有一些舉足輕重的人出面，凡事很難進行．因此，重慶《大同樂會》會長為王曉籟和潘公展（掛名），事務總幹事為鄭玉蓀，樂務總幹事為許如輝，會員有孫培章，劉志堅，張寧宇，文家棠，劉文華，朱協中等二十餘人，均為重慶郵局，銀行等處供職的愛好民族音樂人士．重慶中央廣播電台音樂組一些演奏員，如楊兢明等，後也加盟了《大同樂會》．而重廣電台音樂組組長陳濟略，指揮甘濤，作曲黃錦培先生等，經常客串《大同樂會》的演出，或作為音樂專家，為《大同樂會》難童音樂教養院學生講學．

   二．繼承鄭覲文遺志，弘揚中國民族音樂

   《大同樂會》成立後，父親許如輝與鄭玉蓀，攜同會員，積極投身重慶音樂活動,參加在重慶舉辦的各類紀念音樂節，音樂月，藝術節，國慶節，勞軍，賑災等大型社團活動，為宏揚中國國樂，可說不遺餘力．重慶《大同樂會》蹤跡所至，活動簡訊，頻頻見諸報端，在抗戰時期的山城享有盛譽．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父親許如輝參加了重慶音樂節期間舉辦的文藝界座談會．會議由胡一貫先生主持．父親與老捨，金律聲等人士在會上發了言．我父親致詞認為〝中國國樂在世界音樂中最合乎中庸之道〝(3)

   《大同樂會》對外經常演奏的曲目，既有名曲，如《霓裳曲》，《塞上曲》,《月兒高》，《春江花月夜》，《湘江曲》，《將軍令》等江南絲竹，古典曲和粵曲等；也有我父親創作的新曲：《寒夜聞柝》，《國家典禮樂章》(4)和話劇音樂等．父親一般親臨排練指揮，有時則跑下樂池，擔任打擊樂手，或演奏空篌，排簫和塤等．

   《寒夜聞柝》這首器樂曲，頗為有名，是我父親尚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任職時譜寫的．父親離開後，電台音樂組仍經常演奏此曲．四川重慶市鄭體思先生給我的信中說到：〝《寒夜聞柝》此曲很有特色，當年電台音樂組排練過，演出效果不錯，我與令尊大人算是先後同事，但我考入音樂組時，他已離開音樂組，此後他一直專門承擔《大同樂會》的業務領導，負責排練和演出工作．〝　

   而寓居加拿大，在溫哥華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黃錦培先生給我的信中，更提供了《寒夜聞柝》的開頭數段旋律，他還告訴我：〝你父親寫的音樂，順口易懂，甚為人喜歡的．《寒夜聞柝》被收錄在台灣黃體培先生主編的《中華樂學通論》一書中．〝

   《寒夜聞柝》，以及我父親在電台譜寫的另一首器樂曲《原野牧歌》，後成為重慶《大同樂會》的保留曲目．

   父親除了率《大同樂會》演出外，還經常擔任獨奏．父親的彈奏藝術，造詣很深．聆聽過我父親演奏，今已八十五高壽的重慶《大同樂會》劉志堅老先生回憶道：〝許多音樂愛好者在台下欣賞過你父親的演奏，你父親一曲琵琶獨奏《十面埋伏》，有口皆碑，台下掌聲雷動，頗受歡迎〝．今年四月四日，操著一口四川方言的劉老先生在越洋電話中，再次對我說：〝我們對你父親很尊敬．你的父親不單是一位演奏家，他還是一位作曲家．他當年在台上琵琶獨奏《十面埋伏》，演技非常精湛，我們坐在台下聆聽，大家都鼓掌了，非常歡迎，那時沒有錄音機，現場錄下來，很可惜．我後來參加軍郵去了，臨行時，拿了一個本子請你父親簽名留念．你父親題詞：′投筆從戎服務軍郵，光明之行也′．可惜，這個記事本在文革中被弄沒了．不過，我還保留有你父親作曲的曲譜：.《寒夜聞柝》，《大同之歌》，《木蘭從軍》,《國家典禮樂章》等．《國家典禮樂章》是你父親親手刻寫的油印本，是很珍貴的喲，有正反兩面，你父親分別用簡譜和工尺譜寫的．"劉先生的一席話，讓我百感交集，欣喜若狂，如此重要的音樂史料，我父親自己都沒法留住．數年來，我尋訪良久，毫無著落．不期，劉老先生竟冒著危險，保存了六十餘年．

   繼《大同樂會》在重慶恢複後，父親接著便籌建兒童國樂團．

   約一九四三年六月，父親專程到重慶上清寺一所戰時兒童收容所，挑選了十名男孩和十名女孩，成立了大同難童國樂教養院．這些兒童均為戰爭離散孤兒，父親誠如當初鄭覲文悉心指導他般，精心培養這批兒童，他主教樂理，又聘請其他老師教文化課目，父親還不時邀請重慶音樂界知名人士，給這些兒童上課．如黃錦培先生，數次為難童教養院的學生講過學．沒多久，這批對樂理一無所知的的兒童，成了虎虎如生的國樂演奏員．在陳濟略先生的支持下，父親帶領這批初生牛犢國樂演奏員，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作首場演奏．隨後，《大同樂會》和大同難童國樂教養院國樂隊，經常在文運會場等處同台演出．成員中的魏春生，吳奇南，後來成為解放軍中的文藝骨幹．另一些成了廣播樂團或雜技團的演奏員．

   下面，盡可能按年表，介紹幾場重要的演奏活動．

   一九四零年，父親住在重慶上清寺時，從一位名字也叫胡蝶的四川女歌手處欣聞，電影明星胡蝶到了重慶．胡蝶是我父親在明星影片公司的同事，三十年代她主唱的影片插曲，幾乎都由我父親譜寫，胡蝶一直尊稱我的父親許如輝是她的音樂師．這次，父親為影星胡蝶譜寫了最後一支歌《滿江紅》．《滿江紅》是父親根據一首古調重新編配而成的歌曲．後來，在文運會堂，為歡迎胡蝶舉辦了一次演唱會．胡蝶以《大同樂會》的名義，演唱了這首《滿江紅》．那次台下坐滿了人，我的母親擔任了司儀．

   一九四二年春，重慶國泰劇場上演張瑞芳主演的《屈原》．幕前為難童募捐，胡蝶以《大同樂會》的名義，又演唱了這首《滿江紅》．同場，胡蝶還引吭高歌了我父親早些時間作曲的另一首歌，《大同之聲》．這場演出，由《大同樂會》演奏．

   從一九四一年起，父親率領《大同樂會》參加了每年三月五日至四´月五日舉行的陪都音樂月活動.(5)．

   一九四三年八月，國民政府代主席林森先生在渝逝世，《大同樂會》會員，著中山裝，接連幾天，去林森告別靈堂奏哀樂．後來，還拍攝過一部林森紀念影片,該影片由我父親許如輝作曲，《大同樂會》國樂團伴奏．

   一九四三年十月，大同難童國樂教養院國樂隊，在重慶某空軍基地，參加了中美空軍混合團司令部成立一週年慶祝音樂會．(6)

   一九四四年六月，為紀念著名的四川音樂家，在德國病逝的先哲王光祈先生，父親率大同難童教養院國樂團，參加了王光祈紀念音樂會中的兒童國樂演出專場，地點在重慶滄紉堂．會後，王光祈基金會負責人，這場音樂會的主持者，原四川省銀行總經理劉泗英，特贈送了一筆款目，表彰許如輝和大同難童教養院國樂團，為振興中國民族音樂所作的貢獻．

   一九四五年十月，蔣介石委員長和毛澤東主席代表國共兩黨在重慶會晤，談判結束，毛澤東主席即將飛回延安，蔣介石主持了著名的重慶告別晚會，父親許如輝應邀登台琵琶獨奏，彈的曲目正是他演奏精湛，膾炙人口的《十面埋伏》等古典樂曲，演奏完畢，蔣介石先生特起立鼓掌，而毛澤東主席則與許如輝親切握手致謝．我的母親回憶道：〝告別晚會結束，你父親回家後非常高興，那次演出，他好像還用古箏彈了一曲《春江花月夜》〝

   此外，重慶《大同樂會》還演奏了我父親譜寫的多部戲劇音樂作品，如《屈原》，《棠棣之花》，《董小宛》和《木蘭從軍》等．關於我父親的作曲部分，我留待下一章節再談．

   為普及民族音樂，父親還在重慶《大同樂會》內舉辦過兩次二胡訓練班和琵琶訓練班．如同上海《大同樂會》，他們還研製，製作樂器，如竹笛，二胡，中胡，大胡，低胡，板胡，雙清，三玄，琵琶，中阮，大阮，揚琴，古箏，箜篌，塤，排簫，簫笛等，配以雲鑼，木琴，鑼鼓，鈴，浣等打擊樂，舉辦了多場國樂音樂會．(7)

   鄭體思先生親眼目睹過這些自製的樂器，他撰文介紹道：〝雖不夠美觀，但音色，音量都還差強人意．都為自行設計製造，特別是排簫，塤，箜篌等古樂器，失傳已久，能夠按圖索驥，戰勝資金，技術，物質條件等的重要困難，自力更生地製作出來，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抗戰勝利後，這些樂器一部分無償贈送給南開中學正聲樂社，其餘的陸續作價處理留給在重慶的會員．劉志堅先生的家裏，至今仍珍存有當年自製的二胡，琵琶，古箏等樂器，可為曆史見證．〝(8)

   一九四四年，當時的教育部舉辦過一次《國民教育用品展覽會》，長達三周，主持該展覽會的是教育部次長顧毓繡．父親許如輝和鄭玉蓀代表《大同樂會》參展，陳列了他們研製的改良樂器，並由大同難童教養院國樂團的學生在展覽現場親自講解，當場試奏．父親則從旁鼓氣，指導．這些信心飽滿賣力演奏的學生，給參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重慶《大同樂會》立足全民，普及民樂，一直採用公開演奏和開門辦學的方針，在重慶名氣很響．根據記載，父親專程到重慶沙平壩南開中學，為該校的正聲樂團進行過輔導．並率《大同樂會》和難童教養院國樂團，舉辦國樂演奏會，激起南開中學學生對國樂的濃厚興趣．大同樂會的負責人許如輝，鄭玉蓀等人，還代表《大同樂會》，贈送了一批軍笛和其它樂器致該校．(9)

　三．回歸作曲家生涯，投身抗戰戲劇運動

   功不可沒的鄭覲文先生，他麾下的原上海《大同樂會》國樂團的成員，後來都成為大師級的演奏員了．而我的父親許如輝，除了是一位出色的演奏員外，他全方位出擊，身兼音樂活動家，指揮，教學多職．更重要的是，他是從上海《大同樂會》培養出來，唯一一位以作曲為主要生涯的音樂家.　

   由於父親天資聰慧，刻苦好學，他幾乎能彈撥演奏所有上百種中國民族器樂．又因為他自小接觸過大量傳統經典曲目，隨上海《大同樂會》參加過無數次演出活動，耳熟能詳，全面掌握，充分吸收了中國古典曲風的精髓和底蘊．父親對中國古典民族音樂的研究，造詣很深．最後，這些音樂典藏，全溶化在他二百多部音樂作品中，遺留人間．父親的音樂作品，細膩，流暢，莊重，敘事．無論是流行歌曲，電影音樂，或他晚年以筆名水輝創作的戲曲音樂作品，如回歸人性的音樂宏篇：《為奴隸的母親》等，無不散發出濃烈的泛中國古典民族味的獨特風格．

   父親四十年代在重慶，以及主持重慶《大同樂會》期間，交出了許多漂亮的音樂作品成績單．除不時被人提起的《寒夜聞柝》，《原野牧歌》,《大同之聲》，《滿江紅》外，他投身波瀾壯闊的重慶抗戰戲劇運動，譜寫了多部話劇音樂．

   父親應好友，導演應雲衛，陶金之邀，為郭沫若創作的話劇，如《屈原》，《棠棣之花》等，寫過音樂．他還為史東山導演的《東亞之光》，袁叢美導演的《董小宛》譜寫了音樂．

   以話劇《董小宛》為例．一九四三年元月二十五日，重慶的四大名旦之一，秦怡主演,　錢千裏，楊薇，王玨參與演出的話劇《董小宛》，在抗建堂公演．父親是該劇的作曲．(10)《董小宛》的編劇是冒舒煙．冒舒煙先生的好友，名記者陸鏗在其傳記《陸鏗回憶錄與懺悔錄》書中提到：〝舒煙所寫《董小宛》一劇在重慶上演時,陪都為之哄動〝(11)正印證了這段史實．《董小宛》的導演，是原聯華影片公司的袁叢美．父親特為《董小宛》劇中人物譜寫了四首秦淮風味的插曲．《董小宛》首次公演，約二十餘天．可惜，我尚未找到我父許如輝作曲的《董小宛》曲譜和那秦淮風味的四首歌．重慶鄭體思先生觀摩過《董小宛》的演出．鄭先生回憶道:〝一九四四年（應為一九四三年）,　《大同樂會》曾為四幕古裝曆史悲劇《董小宛》配樂伴奏，由許如輝音樂設計，選用四首國樂曲烘托劇情，悲歡離合，古樸典雅，優美動聽，增強了演出的藝術效果，大受歡迎.〝(12)．

   一九四四年，父親又完成了四幕七場音樂劇《木蘭從軍》的劇本，交重慶《兄弟出版社》出版發行，經廣泛徵求意見定稿後，《木蘭從軍》於一九四五年初投入排練．這樣，前後籌備達半年之久，全部耗資近三百萬，父親編劇作曲的《木蘭從軍》，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一號正式在抗建堂公演了．(13)抗建堂是當時山城重慶最新型的大會場，一九四零年建造在中一路純陽洞上．《木蘭從軍》公演後，日夜兩場，欲罷不能．重慶的春夏之季，悶熱難忍，演出時，劇場需自備發電機，以免停電之虞，盡管在浩暑下觀劇，觀眾熱情絲毫不減，後因租約期滿，《木蘭從軍》又從抗建堂移到銀社繼演．當時，重慶的話劇舞台，一出戲的週期約１０天半個月，而《木蘭從軍》總共連演三十三天，近五十場次，譽滿山城．《木蘭從軍》的演出實況曾被拍成電影膠卷保存．

   我父親在重慶推出他自編自曲的抗戰名作，音樂劇《木蘭從軍》時，動員，團結了重慶文藝界很多著名人士加盟該劇．例如，原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蘇怡是該出舞台劇的導演，副導演請的是好友陶金，這這位陶金先生，是著名演員，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男主角，張忠良的伴演者.音樂顧問是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國樂組組長陳濟略，配器是黃錦培，指揮是電台的甘漢波（甘濤），幹濤後為南京藝術學院音樂教授，舞台監督是蘇丹，伴奏為《大同樂會》國樂團和大同難童教養院國樂團，父親工作過的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國樂組還支援了不少演奏員．花木蘭由電影演員楊薇飾演，楊薇現為北京人藝的話劇演員．其他演出人員還有韓南俠，羅揚，田琛，李健予等．為這部有歌有舞的新興話劇，抗日音樂劇助力的還有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蔡香泉，王瑞麟，中央電影攝影廠羅學濂，中央青年劇社，奴吼劇團以及潘公展，王曉籟，朱學范，王冠英，許靜仁，潘世經，洪蘭友等重慶知名人士．

   此外，父親許如輝在主持重慶《大同樂會》樂理工作期間，還譜寫了許多嚴肅音樂作品，其中頗重要的一部是《國家典禮樂章》．

   父親譜寫《國家典禮樂章》的緣由，起於一九四二年冬．那年，第八次音樂教育委員會，假教育部所在地，重慶遠郊重鎮青木關召開，顧毓鏽先生是大會主席，父親和鄭玉蓀代表《大同樂會》出席．在〝提倡古樂，恢複禮樂〝的宗旨下，這次大會作出決定，要編一部《國家典禮樂章》，由國立禮樂館牽頭，鄭穎蓀先生（非鄭玉蓀）負責．大會還決定由《大同樂會》編曲和試奏．至此，為《國家典禮樂章》譜曲的重任，實際上已落到我父親許如輝身上．而國民政府編制《典禮樂章》的真正目的，是准備一套完整的器樂曲，用於日後不同場合的慶典活動．

   父親手稿中記載：次年春天，也即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間，國立禮樂館的負責人鄭穎蓀先生親臨《大同樂會》，送來一套印刷材料．父親接過文件細看，是一些經過選編的古詩古詞，約數十首，每一首古詞上均已冠有標題：《接總裁》,　《接元首》,　《孔子紀念歌》,　《國父誕辰歌》，以及《婚禮》，《喪葬》，《慶壽》,《喜樂》等．不久，父親許如輝將這些古詩古詞譜成曲子，鄭玉蓀刻寫蠟紙，印成冊子，最後成為一部眾所周知的《國家典禮樂章》．《國家典禮樂章》由《大同樂會》內部試奏，後來在重慶文運會堂和新運廣場公開演出，影響深遠．潘公展，陳立夫，顧毓鏽，鄭穎蓀以及重慶不少音樂界人士都聆聽過．《國家典禮樂章》在文運會堂試奏時,潘公展與我父親均發了言.《國家典禮樂章》在重慶新運廣場公開演奏實況，由當時的中央通訊社作過報導．

   順便提一下，這位原民國教育部（政務）次長顧毓鏽先生，正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交通大學教過江澤民主席運算微積分課的老師，今已是百歲老人了．數年前，江澤民主席順道美國費城拜訪過他．而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先生，晚年潛心研究儒家學說，今年年初以百歲高齡在台灣故世，海峽兩岸同致悼念．潘公展先生抗戰後任上海《申報》主筆，後去了台灣，亦已作古．

   曾經參與試奏的劉志堅先生從大洋彼岸告訴我：〝你父親譜寫的《國家典禮樂章》，有二十餘章節，曲調非常莊重，《大同樂會》在演奏時，速度很慢，整段曲譜化一個小時才演奏完畢．〝　劉老先生還寄來了我父親親手刻寫的《國家典禮樂章》原始曲譜（工尺譜和簡譜兩種）．鄭體思先生撰文認為：《國家典禮樂章》除《歡迎》，《歡宴》，《凱旋》等章曲調稍為輕快活潑外，其餘幾乎都是莊嚴，肅穆，景仰的緩慢曲調．(14)

   我父親紮記中提到：他作曲的《國家典禮樂章》，是由鄭玉蓀先生刻寫的．而劉先生提供的版本（主旋律本）是我父親刻寫的，我設想（有待考證）：抗戰後期，是否還有一部我父親譜曲後，交由鄭玉蓀刻寫的《國家典禮樂章》總譜遺留世上．

　結　語

   我父親許如輝和鄭玉蓀先生主持的重慶《大同樂會》，目的是想繼承上海《大同樂會》的精神和傳統，振興中國民族音樂．然而，重慶《大同樂會》的運作遠比上海艱難，因為許如輝和鄭玉蓀完全靠白手起家，不如在上海能得到很多知名人士的鼎力相助．幸好王嘵籟，潘公展喜歡民族音樂，潘公展的夫人會彈奏古琴，琵琶，重慶《大同樂會》才得以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重慶《大同樂會》比上海《大同樂會》更具創意和開拓精神，重慶《大同樂會》不僅演奏古典曲目，還演奏我父親許如輝創作的許多新曲目，創辦了一所兒童國樂團，培養了一批音樂人才．此外，還成立了大同劇社，推出抗戰音樂劇《木蘭從軍》，投身熱情高漲的重慶戲劇運動．父親主理所有重慶《大同樂會》的樂務工作，鄭玉蓀則負責文宣和對外交流．兩人珠聯壁合，相得益彰，在抗戰時期的重慶文藝界開創出一片天地，許如輝和鄭玉蓀先生對重慶《大同樂會》所作貢獻,是應該記入中國音樂史冊的．

   因眾所周知的兩岸政治原因，由於王曉籟，潘公展的參與，致使重慶《大同樂會》在國內長期蒙受莫須有的惡名，我的父親後半生曆盡坎坷．此外，原上海《大同樂會》成員對鄭玉蓀先生一直耿耿於懷．我想，鄭玉蓀作為上海《大同樂會》創始人鄭覲文的兒子，因一九三七年上海淪為孤島，振興中國民族音樂無望，渴望在大後方重慶繼承父業，弘揚國樂，實也無可非議吧．

   抗戰勝利了，被困在山城的各地精英紛紛離去，返回上海，北京和其它城市，剎那間,一度喧鬧沸騰的重慶又恢複往日的平靜，變回一座寂寞的孤城．父親在重慶所開創的事業不得不撂下了，約一九四六年底，他和鄭玉蓀相繼離開了朝夕相處的《大同樂會》同仁，回到闊別八年的上海和南京．而留在重慶的會員們，仍堅持活動，直到一九四九年，重慶《大同樂會》才不複存在．會員們有的回到內陸，有的去了台灣，更有如孫培章先生，遠走高飛到了美國．但是，無論他們居住在海峽兩岸，天涯海角任何一方，無論他們面臨何種艱難曲折，都始終如一地弘揚中國民族音樂，演奏重慶《大同樂會》的保留曲目，實令人敬佩．

   一九四七年左右，我父親和鄭玉蓀又在上海重逢了．他們時常聚首我家，談天說地，兩人友情老而彌堅，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國內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我印象極深的鄭伯伯突然在我們面前消失．在此敏感時刻，我父親已深為自己冤枉官司所埋，不得不與鄭玉蓀切斷聯系．其實，鄭伯伯亦於文革中去世，此是後話了．我母親每回首重慶《大同樂會》往事,總念念不忘厚道的鄭玉蓀先生，她對自己不知鄭玉蓀先生何時故世，沒能為鄭玉蓀先生送上最後一程，時至今日仍遺憾不已．

   祖國對外開放後，一九八七年夏，我家收到一封信．信中提道：許老師，你的作品仍在台灣演奏．這是寓居美國佛州，原重慶《大同樂會》的孫培章先生，風塵僕僕，不遠萬裏，欲看望我父親來了．孫先生停留北京時，從中央民族樂團秦鵬章先生處探得我家地址，先期來信，好讓我父親有思想准備．遺憾的是，我父親未能讀到孫先生這封感情真摯的來信，已於年初去世了．

   重慶《大同樂會》落幕了．我的父親許如輝與鄭玉蓀先生，高風亮節，鞠躬盡萃，不為錢財，只為理念，聯手主持的這一影響深遠的抗戰音樂團體，為提倡中國本土音樂，弘揚祖國高雅文化，成績斐然，歷史會添上這一筆文化遺產，人民會銘記他們的功勳．

   更引以自豪的是，凡與我父親許如輝先生共事者，無不對其人品贊不絕口．親睹我父親主理重慶《大同樂會》樂理事務的劉志堅先生，在其《憶許如輝先生》一文中，對我父親高度評價，即為一例：〝許如輝先生助人為樂，誨人不倦，循循善誘，一絲不苟，嚴謹有嘉，令人景仰．．．，許先生堪稱一位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揮家．〝(15)

   參考文獻

   (1).許如輝手稿　（文內其它未註明處，大部分錄自許如輝手稿）

   (2).重慶《中央日報》,〝山城語絲〝，１９４0年3月21日，上海圖書館近 代文獻館館藏

   (3).重慶《中央日報》,１９４3年4月6日，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館館藏

   (4).鄭體思：〝重慶大同樂會〝，《北市國樂》，台灣台北市立國樂團主編， １１１期，１９９５年９月，第６２頁

   (5).重慶《中央日報》,１９４1年3月5日，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館館藏

   (6).重慶《中央日報》,１９４3年10月8日，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館館藏

   (7).同(4)，第６２頁

   (8).同(4)，第６２頁

   (9).鄭體思：〝重慶大同樂會〝，《沙平壩文史資料》，第１６輯，２０００　年１０月，第７１頁．

   (10).重慶《中央日報》,１９４3年1月25日，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館館藏

   (11).陸鏗：《陸鏗回憶錄與懺悔錄》，時報文化出版社，台灣，１９９７ 　年７月，第６２１頁．

   (12).同(９)，第71頁

   (13).重慶《中央日報》,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館館藏

   (14).同(4)，第６３頁

   (15).劉志堅：〝憶許如輝先生〝，（未定稿），２００１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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