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海（左）和略萨版权代理人卡门夫人

    我很担心他的身体，特别是视力。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当冲锋号吹响的时候，你大吼一声，“兄弟们，跟我上！”然后，回过头问下面的人，“敌人在哪里？”

    作家吴小波关于出版家黄育海的这段描述，令亲者爆笑之余又难免心酸。我第一次见黄育海时就几乎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觉得不礼貌——他的双眼高度近视，只能看得清10米以内的物体。

    他本人倒坦然，边贴着手机屏幕看短信，边述说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意外之喜”——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日，正是法兰克福书展开展翌日，当天晚上，在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九久”）举办的200人例行酒会上，德国、法国当然还有中国等五六个签下略萨作品版权的出版商，聚在一起，喝醉了。中国的出版商就是酒会东家——“九久”的董事长黄育海。黄育海说：“我一直对西班牙包括南美西班牙语区作家感兴趣，好几年前，我想签马尔克斯的中文版权，但要价太高。后来他的代理人推荐略萨，我只花了四五千美金就签下了略萨的5本书！”不止于“捡漏”，黄育海的高兴，只怕多为“伯乐”之乐吧。

    在“国有”和“民营”两块弹性不一的平台间，搭一条出版渠道，开创混合经营先例，黄育海又吃了一只大螃蟹。2004年，黄育海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以及作家余秋雨、吴小波吸资2000万，组阁并“主政”“九久”以来，从丹·布朗、斯蒂芬·金、阿加莎·克里斯蒂到略萨，欧美近年畅销书的70%，当代出版界公认的100个经典作家中的50个，一一“纳入囊中”。每年，全国前十名销售排行榜占三名，“九久”也似乎易如探囊。2009年这家从2000万人民币起家的出版公司出版利润达到2000万，2010年，这个数字，还在往上走。这一事实，不仅让许多船小易掉头、机制灵活的民营公司遥不可及，1/3甚至更多正为盈亏纠结的国有出版企业也叹为观止。“出版企业，拼的不是有多少钱，拼的是掌握多少一流作家资源。再过几年，大家就会意识到我们今天签下的这些版权有多么珍贵！”黄育海抽着雪茄，开心极了。

    并不是轻易就能拥有这样的“提前量”。 黄育海这位出版界视力较差的人，无疑也是中国出版界最有眼光的人之一。20多年前，他不到30岁出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就与李庆西一道以主编 “新人文论”而名，吴亮、黄子平、南帆、王晓明这批当时还不大出名的青年学者今天个个学有所成。由此开“学者散文”先河，出版“现代著名作家作品全编系列”，推出“兔子译丛”，提倡出版《鲁迅全集》，哪一样不是“雁过留声”？王安忆、贾平凹、苏童，哪一个中国当代活跃的作家不是他的作者？16年“国企”——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3年“外企”——贝塔斯曼咨询有限公司和亚洲出版公司业务发展总监、总编辑，现任“民企”——“九久”董事长，谁的出版经历这么富有挑战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说一个出版人不仅要有文化内容眼光，还得像一个房地产经营者一样懂得市场运作，有市场嗅觉。从一个文艺理论编辑到一个出版经营者，黄育海的跨度非常了不起。拿着高额年薪，却请辞贝塔斯曼，再开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混合经营出版企业的先河之初，很多人不太理解——彼时，民营出版在中国似乎还看不到太大的前途。

    此时，“九久”旗下的“九久网上书城”、“九久读书人俱乐部”和《书城》杂志，一个是中国南部地区最大的图书网购渠道，一个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书友会，一个是与专业期刊《读书》齐名的读书杂志，它们的文化影响，无疑也使“九久”成为上海这个经济大都市的文化骄傲之一。为此，上海出版局从资金到政策给予了“九久”充分的倾斜。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在上海调研时，特别肯定了“九久”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股东式“混合经营”模式——整个图书发行、制作由人文社承担，“九久”负责组稿和引进版权，为出版企业探索了一条优势互补激活文化市场的成功模式，也洗掉了民营出版与国企合作“买卖书号”的尘垢。

    显然也有资金不足金融政策不合理的苦恼，也有出版大环境不佳的苦恼，但黄育海敏感地看到民营出版业最好时期开始到来，“民营出版的文化价值越来越被认同”。“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兰登书屋！”他有理由这样自信。今年年初，黄育海独自一人接受了英国企鹅出版集团12个CEO关于中国出版现状的咨询。“九久”，也是“企鹅经典”丛书在中国最主要的合作伙伴。

    尽管这样“有头脑”，大概没有人会把黄育海这个身材魁梧的杭州人看作一个普通的出版商。聊起短篇小说，聊起博尔赫斯，聊起当代中国或者世界文坛，我相信，大概也没有几个人比他更了如指掌。有人说除了读书，除了做书，除了与作家交朋友，当然还有雪茄，黄育海似乎别无所好。这样的行家，中国的出版界越多，读者才越有福呐！ （记者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