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怎樣讀中國書》

余英時著；沈廣達注：余英時《怎樣讀中國書》的全文及箋注

http://www.stnn.cc:82/cul_review/t20061120_397256.html Thursday, 15 October 2009

　　讀書方法因人而異、因目的而異、因學科而異、因書而異……所以讀書方法是很不容易寫的題目。而且一提到“讀書方法”，好像便給人一種印象，以為讀書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讀通一切的書。這是會發生誤導作用的。《開卷》專刊以“我的讀書方法”辟為專欄是一個比較聰明的作法。因為讀書方法確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我在構思這篇短文時，還是不免躊躇，因為我從來沒有系統地考慮過：我這幾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來讀書的。現在回想起來，我似乎變換過很多次的讀書方法，這和我自己的思想變遷以及時代思潮的影響都有關係。但是所謂“方法的變換”並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拋棄了舊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讀對象上可以交互為用。我以前提出過：“史無定法”的觀念，我現在也可以擴大為“讀書無定法”。不過這樣說對於青年讀者似乎毫無用處。如果詳細而具體地講，那便非寫一部很長的“讀書自傳”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個困難：我究竟對誰說“讀書方法”呢？我現在姑且假定我的讀書是有志於研究中國文史之學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獨立治學的路，但是還沒有完全決定選擇哪一種專門。
   
　　中國傳統的讀書法，講得最親切有味的無過於朱熹。《朱子語類》中有《總論為學之方》一卷和《讀書法》兩卷（3），我希望讀者肯花點時間去讀一讀，對於怎樣進入中國舊學問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幫助。朱子不但現身說法，而且也總結了荀子以來的讀書經驗，最能為我們指點門徑。
   
　　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中國的舊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經比較過朱子讀書法和今天西方所謂“詮釋學”的異同（4），發現彼此相通之處甚多。“詮釋學”所分析的各種層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語類》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論讀書，大致都不外專精和博覽兩途。
   
　　“專精”是指對古代經典之作必須下基礎工夫。古代經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盡讀。像清代戴震（5），不但十三經本文全能背誦（6），而且“注”也能背誦，只有“疏”不盡記得（7）；這種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為我們的知識範圍擴大了無數倍，無法集中在幾部經、史上面。但是我們若有志治中國學問，還是要選幾部經典，反復閱讀，雖不必記誦，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錫在他的《四庫提要辨證》的《序錄》中說（8）：“董遇謂‘讀書百遍，而義自見’（9），固是不易之論。百遍縱或未能，三復必不可少。”至少我們必須在自己想進行專門研究的範圍之內，作這樣的努力。經典作品大致都已經過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們早已比古人佔許多便宜了。不但中國傳統如此，西方現代的人文研究也還是如此。從前芝加哥大學有“偉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課程，也是要學生精熟若干經典。近來雖稍鬆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讀柏拉圖的《理想國》之類的作品（10）。
   
　　精讀的書給我們建立了作學問的基地；有了基地，我們才能擴展，這就是博覽了。博覽也須要有重點，不是漫無目的的亂翻。現代是知識爆炸的時代，古人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11），已不合時宜了。所以我們必須配合著自己專業去逐步擴大知識的範圍。這裡需要訓練自己的判斷能力：哪些學科和自己的專業相關?在相關各科之中，我們又怎樣建立一個循序發展的計劃？各相關學科之中又有哪些書是屬於“必讀”的一類？這些問題我們可請教師友，也可以從現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線索。這是現代大學制度給我們的特殊便利。博覽之書雖不必“三復”，但也還是要擇其精者作有系統的閱讀，至少要一字不遺細讀一遍。稍稍熟悉之後，才能“快讀”、“跳讀”。朱子曾說過：讀書先要花十分氣力才能畢一書，第二本書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後越來越省力，也越來越快。這是從“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過程，無論專精和博覽都無例外。
   
　　讀書要“虛心”，這是中國自古相傳的不二法門。
   
　　朱子說得好：“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己卻未先要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12）
   
　　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實是最聰明的方法。我勸青年朋友們暫且不要信今天從西方搬來的許多意見，說什麼我們的腦子已不是一張白紙，我們必然帶著許多“先入之見”來讀古人的書，“客觀”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話。正因為我們有主觀，我們讀書時才必須盡最大的可能來求“客觀的了解”。事實證明：不同主觀的人，只要“虛心”讀書，則也未嘗不能彼此印證而相悅以解。如果“虛心”是不可能的，讀書的結果只不過各人加強已有的“主觀”，那又何必讀書呢?
   
　　“虛”和“謙”是分不開的。我們讀經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學術價值的今人之作，總要先存一點謙遜的心理，不能一開始便狂妄自大。這是今天許多中國讀書人常犯的一種通病，尤以治中國學問的人為甚。他們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這是鄧實在1904年說的話)（13），憑著平時所得的一點西方觀念，對中國古籍橫加“批判”，他們不是讀書，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國書籍當作囚犯一樣來審問、逼供。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創造”的表現，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費時間去讀中國書。倒不如像魯迅所說的：“中國書一本也不必讀，要讀便讀外國書”（14），反而更乾脆。不過讀外國書也還是要謙遜，也還是不能狂妄自大。
   
　　羅爾斯（John Rawls）（15）曾有一段關於如何讀書的自白，頗足發人深省。他說：“我讀前人的著作，如休謨或康得（16），有一個視為當然的假定，即這些作者比我聰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費自己和學生的時間去研讀他們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們的論證中見到了一點錯誤，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他們自己一定早已見到了這個錯誤，並且處理過了。他們在哪見到並處理了這點錯誤呢？這是我必須繼續尋找的；但所尋找的必須是他們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發現：有時是由於歷史的限制，我的問題在他們的時代根本不能發生；有時則是由於我忽略了或未曾讀到他們別的著作。總而言之，他們的著作中決沒有簡單的一般錯誤，也沒有關係重大的錯誤。”這番自白充分表現了西方學人讀書的“虛心”和“謙遜”。
   
　　古人當然是可以“批判”的，古書也不是沒有漏洞。朱子說：“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裏原有罅縫，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拿古人意來湊。”（17）讀書得見書中的“罅縫”，已是有相當程度以後的事，不是初學便能達得到的境界。“硬去鑿”、“先立說，拿古人意來湊”卻恰恰是今天中國知識界最常見的病狀。有志治中國學問的人應該好好記取朱子這幾句話。
   
　　今天讀中國古書確有一層新的困難，是古人沒有的：我們從小受教育，已浸潤在現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經、史、子、集的舊分類(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標準)早已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學科分類所取代。人類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則文化之間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國學術傳統之中，化舊成新。但有些則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國找不到相當的東西；更有許多中國文化中的特殊的觀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見蹤跡。我們今天讀中國書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觀念來穿鑿附會，其結果是非驢非馬，製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於讀古書的，最好是儘量先從中國舊傳統中去求了解，不要急於用西方觀念作新解。
   
　　中西會通是成學之後，有了把握，才能嘗試的事。即使你同時讀《論語》和柏拉圖的對話，也只能分別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統中的相傳舊義，不能馬上想“合二為一”。
   
　　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當報紙一樣的翻檢，從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你們千萬不要誤信有些淺人的話，以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無法詳說。)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個真正讀書人所必須力求達到的最高階段（18）。讀書的第一義是儘量求得客觀的認識，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創造力”，能“發前人所未發”。其實今天中文世界裏的有些“新見解“，戳穿了不過是撿來一兩個外國新名詞在那裏亂翻花樣，不但在中國書中缺乏根據，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脈絡。
   
　　中國自唐代韓愈以來，便主張“讀書必先識字”。中國文字表面上古今不異，但兩三千年演變下來，同一名詞已有各時代的不同涵義，所以沒有訓詁的基礎知識（19），是看不懂古書的。西方書也是一樣。不精通德文、法文而從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來的有關歐洲大陸的思想觀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國知識界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心態，一切以西方的觀念為最後依據。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還是來自西方，如“依賴理論”、如“批判學說”、如“解構”之類。所以特別是這十幾年來，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風吹草動(主要還是從美國轉販的)，便有一批中國知識分子興風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於中國書的解讀上面，這不是中西會通，而是隨著外國調子起舞，像被人牽著線的傀儡一樣，青年朋友們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則從此便斷送了自己的學問前途。
   
　　美國是一個市場取向的社會，不變點新花樣、新產品，便沒有銷路。學術界受此影響，因此也往往在舊東西上動點手腳，當作新創造品來推銷，尤以人文社會科學為然。不過大體而言，美國學術界還能維持一種實學的傳統，不為新推銷術所動。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學參加了一次審查中國現代史長期聘任的專案會議。其中有一位候選者首先被歷史系除名，不加考慮。因為據聽過演講的教授報告，這位候選者在一小時之內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這個流行名詞（20）。哈佛歷史系的人斷定這位學人太過淺薄，是不能指導研究生作切實的文獻研究的。我聽了這番話，感觸很深，覺得西方史學界畢竟還有嚴格的水準。他們還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實實地去讀書的。
   
　　這其實也是中國自古相傳的讀書傳統，一直到三十年代都保持未變。據我所知，日本漢學界大致也還維持著這一樸實的作風。我在美國三十多年中，曾看見了無數次所謂“新思潮”的興起和衰滅，真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我希望中國知識界至少有少數“讀書種子”，能維持著認真讀中國書的傳統，徹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於大多數人將為時代風氣席捲而去，大概已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決不是要提倡任何狹隘的“中國本土”的觀點，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態。只有“溫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陳”才能“出新”；“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21），這是顛撲不破的關於讀書的道理。（本文于2005年8月發表在《大學語文閱讀文選》“當代散文”部分，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文/余英時）

 註釋：

　　（1）本文作于1991年；選自余英時先生的文集《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三聯書店2004年版）（亦見於作者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的《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的《論士衡史》）。陳學超主編、西北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與西北大學漢學研究所編的《國際漢學論壇》卷一(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前有英文摘要：“The best way to read Chinese books：reading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but not a hasty to interpret with a western idea is introduced.Its pleasant result is discussed.”本文先敘述寫作的緣由及困難，再從專精與博覽、虛心與謙遜、中學與西學、真正的讀書精神四個視角，結合古人及作者自身讀書治學的體驗，給“正想走上獨立治學的路，但是還沒有完全決定選擇哪一種專門”的“有志於研究中國文史之學的青年朋友”閱讀中國書籍指示門徑，精闢通達，真切懇摯。文筆腴厚，文脈清晰，在當今學人論學之作中洵屬上乘。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引《朱子語類》中的話與通行版本有個別字句上的差異，不知是余先生所據版本與通行版本不同，抑或手民之誤。
   
　　（2）余英時（1930—）：原籍安徽潛山，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于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英文）、《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現代儒學論》等數十種中英文著作。
   
　　（3）朱子語類：南宋黎靖德所編的語錄體著作，是理學家朱熹與其弟子講學、問答的分類彙編。《總論為學之方》一卷：指卷八《學二》。《讀書法》兩卷：指卷十《學四》《讀書法上》和卷十一《學五》《讀書法下》。
   
　　（4）詮釋學：通譯為“解釋學”。“解釋學”（Hermeneutics）一詞源自古希臘神話中宙斯的信使——赫爾墨斯（Hermes）。原是一門詮釋《聖經》的學問，後來推演為詮釋一切文本的方法論層面或哲學層面的學問， 可以說是對解釋的解釋。
   
　　（5）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東原，安徽休寧人。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舉鄉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喜讀書，精訓詁。著有《孟子字義疏證》、《屈原賦注》等二十余種。
   
　　（6）十三經：指《易經》、《書經》、《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粱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十三部儒家的經典。
   
　　（7）疏：註釋的註釋。
   
　　（8）余嘉錫（1883—1955）：目錄學家。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以讀書、授課、治學為業。著有《目錄學發微》、《四庫提要辨證》、《世說新語箋疏》、《宋江三十六人考實》等。《四庫提要辨證》是余嘉錫最負盛名的學術專著，此書系統考辨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乖錯違失，是閱讀、使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必備、必參的現代名著。
   
　　（9）董遇（生卒年不詳）：三國魏經學家。字季直，弘農（今河南靈寶）人。對《老子》、《左傳》尤有研究。讀書百遍，而義自見：語出《三國志•魏書•王肅傳》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 見：同“現”，顯現，顯露。
   
　　（10）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古希臘哲學家，有“西方思想之父”之譽。蘇格拉底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的老師。四十歲在雅典建立學園，授徒講學。《理想國》：柏拉圖的代表作，壯年寫就。此書以對話的形式，集中闡述柏氏哲學、倫理學、政治學、教育學等方面的思想，其核心是他理想的政治制度。 
   
　　（11）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舊時用以稱頌讀書人的志向。語本揚雄《法言•君子》：“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 語出清人曾燠《爾雅圖重刊影宋本敘》：“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遇事能名，可為大夫。”
   
　　（12）這段話出自《朱子語類》卷十九《論語一》《語孟綱要》。捱（āi）來捱去：亦作“厓來厓去”或“挨來挨去”。此指用心地反復閱讀，以推求原意。捱：同“挨”，靠近，依靠。
   
　　（13）“尊西人”兩句：出自鄧實發表于《政藝通報》甲辰（即1904年）第3號《國學保存論》一文。鄧實（1877—？）：近代報人、國粹學派的代表、知名學者。字秋枚，廣東順德人。1902年與黃節等人在上海創辦《政藝通報》，1905年與劉師培在上海創辦《國粹學報》，辛亥革命後致力於收藏鑒賞古今名人字畫。1912年與繆荃孫合編《古學彙刊》。在：三聯書店版的《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作“克”，當是形近而誤。
   
　　（14）魯迅這句話不詳何出。余英時先生引用時，加了引號，當有所本。“少讀中國書”，是魯迅的一貫思想；而“中國書一本也不必讀”之說，卻不見於16卷本《魯迅全集》。1925年2月魯迅在《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徵求》一文中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華蓋集》）1926年10月14日上午魯迅在廈門大學周會上演講三十分鐘，事後他寫信給許廣平：“這裡的校長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們請我到周會演說，我仍說我的‘少讀中國書’主義，並且說學生應該做‘好事之徒’。”（《兩地書（五六）》）此次演講的紀要載23日《廈大週刊》第160期，題為《魯迅先生演講》。
   
　　（15）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20世紀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學家、新自然法學派的傑出代表。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康乃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著有《正義理論》（A Theory of Justice）、《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等。
   
　　（16）休謨（David Hume，1711—1776）：蘇格蘭哲學家, 現代科學哲學的真正始祖。著有《人性論》和《人類理解研究》等。康得（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國哲學家，主要著有“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
   
　　（17）這段話出自《朱子語類》卷十一《學五》《讀書法下》。渾淪：宇宙形成前萬物形質混合不分明的狀態。《列子•天瑞》：“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叫之不聞，循之不得。” 那裏：哪。合：同“盒”。抉（ju岢）開：揭開，打開。底：同“的”。
   
　　（18）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形容人善於讀書。語出《史記•五帝本紀》：“《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19）訓詁：解釋古文字義。這裡當指以解釋古文字義為研究對象的訓詁學。
   
　　（20）discourse：演講，論述，話語。
   
　　（21）“舊書”兩句：出自蘇軾《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詩。原詩旨在勸慰、鼓勵安惇莫以中舉為念，而要去追求知識本身的價值；先賢的典籍中蘊藏著的無窮學問，“熟讀深思”自能領悟。失解：參加貢舉考試未中。子：原指安惇，此泛指“中國知識界”的少數“讀書種子”。 （沈廣達 注）

   我讀了這篇文章，同樣「感觸很深」。最近好像有一種改變，然後發覺先生的影響還是挺大的。錢先生所言不虛。當然我們在古人面前，也是不得不謙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