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民国？
网易 2011-01-14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从去年起，出版界、文化界就刮起了一场“民国风”，“民国范”也成了一个时髦词汇。1月7日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举办了一场名为“这就是民国”的圆桌论坛，与会者包括台湾作家张大春、画家陈丹青、导演贾樟柯、学者钱理群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以及新华社记者王军。本次早报“圆桌”栏目编辑了部分论坛内容，予以刊登。

　　回过头看民国，

　　发现越看思维越细

　　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有一首长诗，写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几十周年的纪念上，郑愁予发表了他的诗，里面有两句描述的是民国诞生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赋予它希望、赋予它憧憬、赋予它长远期待的诗句：“教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民国’两个字，历史一刻，一堂学子便快意的哭。”我在1981年真正仔细读这首诗，当时这首诗已经发表很多年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眼泪从眼眶里飞出去了。今年我们回过头看民国，发现越看思维越细。

　　我想讲的是

　　我想象中的民国

　　我可能没办法谈什么是民国，我想讲的是我想象中的民国。我筹备的电影《在清朝》锁定在1899年-1911年这个阶段里。

　　我是武侠电影迷，所以我特别想写一个武侠故事，当然是杜撰、虚构出来的，我一直在筹备。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因为我们老家有一个县志办公室，定期出版一个出版物叫《县志通讯》，也会定期寄给我。我翻这本杂志，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宝库，其中有一段讲的是废科举之后，整个山西包括汾阳周边几个县城的秀才因为废科举进行过示威游行和抗议。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他们整个一代人读四书五经，求功名、求仕途，甚至求一个职业的道路就被阻断了。这件事情很震动我，从一个所谓大的历史角度来看，可能废除科举、废除过去那样的教育，产生新式教育是现代化过程里的必然之路。但是问题是，这样一个变革，不能理所当然地牺牲这么一群人。

　　我看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找到了武侠片背后的一种实在的精神，一个可以依托的故事。这样一个发生在县城里面的晚清事件就变成我整部电影的中心事件，整部电影的叙事也是围绕秀才示威游行的故事展开。

　　新华社记者

　　王军

　　废旧历，用阳历，这是国父的愿望

　　我记得我刚刚当记者的时候，清华大学老师跟我说：“王军你知道吗，曾经要拆故宫。”他说那是在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就去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在两本书里面都写了要拆故宫的事情，这不是孤立的事件。在民国的时候，也有两次要对故宫进行改造，一是1923年，要把三大殿改成议会厅。为什么呢？一个理由是，我们要在这儿办议会，皇帝就无法复辟了，把他的宝座占了。二是1928年，有一个国民政府的委员提议：要把故宫的一切物品拍卖，因为这是天字第一号地产，把这些东西留在这儿，是不是哪一天谁还要当皇帝。搞什么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就是研究那些封建皇帝的生活起居，有什么好研究的，是不是谁还要当皇帝。

　　民国有段时间春节刚过，谁要在家里面贴春联，警察就抓人。因为要结束民国的不新不旧的习俗，要废旧历，用阳历，这是国父的愿望。那时候还出了一个规定，要是总理的著作谁敢讨论，就是大逆不道；谁敢批评，更是罪该万死，很像两个“凡是”。上个世纪以来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要看对这个事情怎么理解。

　　鲁迅对民国有很深的感情

　　鲁迅对民国有很深的感情。一直到1935年，他在去世之前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民国，其中说道：“假如有人要我来歌颂革命的功德的话，我首先要说的是剪辫子。”他说：“革命给我最大的好处，最不能忘记的是从此我可以昂头，慢慢在路上走。”剪辫子显然是一个象征，意味着是解开了思想束缚。对鲁迅这一代人来说，民国意味着他们有一次机会、一次努力，来摆脱政治压迫，摆脱思想束缚，所以他们有一种解放感。

　　但同时，鲁迅对民国也有很多不满。首先是他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他有一篇散文里讲到他当时在绍兴所感受到的辛亥革命，他说：“满眼是白旗，革命成功了，但是面虽如此，骨子里却依旧，只不过是一些旧的乡村又建立了新政府，而那些革命党人最初是穿布衣来的，但是不到十天就换上皮袍了，尽管当时天不冷。”他后来写了《阿Q正传》，阿Q革命就是追求金钱、女人和权益。

　　1925年，鲁迅说了一番非常沉重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所谓中华民国，革命前我是做奴隶，我觉得有许多国民其实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践踏了，我觉得什么都要重新做过。”他对辛亥革命完全失望了，这是在1925年。到1931年的时候，他做出了更严峻的判断。1931年，当时中国割让了东三省，很多大学生游行示威，国民党发布一个公告，说你们这些捣乱的学生让国家不成国家。鲁迅在文章里追问这是什么样的国家，提出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党国”，你们要维护的是党的国家，也就是说是一党专政的国家。鲁迅看到民国怎样演变成一个党国的历史，所以在他看来，虽然辛亥革命是一次摆脱奴隶地位的努力，但是中国人仍然没有摆脱被奴隶的状态。

　　在鲁迅看来，辛亥革命和民国仍然没有走出一种历史循环，而且他预计这还要继续下去。这是1936年他去世前三个月的一封信里提出来的，说他的《阿Q正传》真正的意思，人们还没有搞清楚。鲁迅写《阿Q正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他写《阿Q正传》不是写二三十年前的辛亥革命，写的是二三十年后中国的改革，也就是说二三十年后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走出这样的历史格局。因此鲁迅得出结论：走出第三代，开创真正摆脱奴隶地位，真正使自己成为主人的新的历史。

　　要开创这样一个时代，应该发扬什么精神？鲁迅特别提到孙中山的精神。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鲁迅解释说：纵观中山先生一生，他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从来不会满足现状，也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革命工作，直到临终时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今天谈的可能还是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民国媒体人很牛

　　辛亥革命是中国第一次有媒体参与的革命，在之前有过农民起义、造反，基本上没有媒体，但是辛亥的时候已经有了媒体了，革命党人办媒体，还有一些想发财的商人也办媒体。媒体很有意思，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革命党媒体有《民报》，上海有《民呼报》，还有《民意报》，不屈不挠对革命进行选择。《民意报》以前在海外办，后来回到国内，那时候他们很在乎自己的形象，我曾经查到过他们画的漫画，虽然画的不是特别好，也就像一些街头墙边骂人的东西，但在当时也是起作用的。

　　在当时的武汉，武昌起义就在那里发生，武昌起义前有一个报纸叫《大江报》，很有锐气，他们揭露地方官时非常犀利，指名道姓的，而且还公然鼓吹革命。这样的东西如果搁到后来可能问题就大了，当时也不是没有事的，他们报纸也被关过，这两个人也被抓过，严格地说是那两个办报人自己去的。其实官方贴出一个查封条，这两个人非要到官厅去，他们在法庭上非常牛，声色俱厉地把法官骂得抬不起头来。

　　我还要提一点，当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袁世凯当政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媒体的环境反而不好了，同样在武汉，前面《大江报》被查封，人被抓，但是后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表达了对当时军政首脑的埋怨，就被查封，而且军法很厉害，不但要查你，还要杀你的人。媒体环境到了袁世凯死后才重新好起来，好日子没过多久，到了国民革命以后，媒体环境又大坏了，对比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媒体是两个天地，在北洋时期绝对没有对文字的检查，但是到了国民党时期就有了。

　　乱象民国文艺，其实也就是当时的自由

　　我一直拿“民国范”来想今天的情况，才明白民国文艺是一个乱象，其实也就是当时环境自由。不知道贾樟柯有没有资料，民国所有电影制作出来以后，绝对没有审查。可是在鲁迅的笔下，国民党时代，他的书很多都被禁。刚才你讲到审报纸的问题，所谓官厅是检查局审的。说明民国很多行政系统不完善，统治系统还很幼稚，有党治，有审查，有逮捕，有枪毙，有镇压，都有。

　　我要说一句，民国人没有实现的理想应该说实现了，因为民国无非想做两件事情，一是强国，一是立人。强国这件事情上，民国看到共和国，尤其看到今天的共和国那是羞愧难言，比卫星、比核武器，没法比。可是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做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

　　张鸣 是有美化民国的倾向

　　我也承认现在有一种美化民国的倾向。在此之前，我们的教科书或者一般的历史学术都说民国是黑暗的，民不聊生，苛捐杂税多得不得了，后来又变成了一片光明。我们说民国教育很灿烂，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民国的杀戮，民国的黑暗，或者民国对人的限制跟后来绝对不能相比。

　　钱理群 没想到年轻人会这么关注民国时代

　　这么多人关心民国，我很奇怪是不是因为它有代表性。我原来估计，过了若干年以后会有年轻人关心我生活的时代。某种程度，我生活在三个时代：民国开始、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但是我始终感觉我所经历的这三个时代，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关心了，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关心的。我现在把我自己的写作定位为未来写作，就是把我这三个时代的体验写下来，留给未来的人，到年轻人会关心这三个时代的时候给他们看。我想到今天这已经提前到来，已经有人在关心这个时代了。我的责任是把我们经历的东西留下来，让后人关心的时候可以有所了解。

　　现在看民国的一些东西好像在消失，实际上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还留着。很多人，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知识分子，身上还流传着这样一些东西。年轻的朋友怎么了解过去的时代？除了看过去遗留下来的大量东西，还有真正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传下来的东西的。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实际上它应该要留下来的。

　　（早报记者石剑峰 整理）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