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常怡"与"仁者长寿"

陈云发

淄博时空 2010-9-11 来源:媒体评论   栏目:时空观察     
 
 
　　今年8月8日，我收到著名历史小说作家、戏曲史专家和史学家蒋星煜先生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题签新作《中国戏曲史钩沉》（上、下册），心里感到无比欣喜，也深深地被他的学问和精神所激励。

　　蒋先生于1920年生于江苏溧阳，我是原武进县人，两地现均属于常州市，故我很荣幸地与他忝列“大同乡”；他年轻时就读于复旦大学，我又可算是他的后学校友。我的第一本出版物《历代名优传奇》（与另一人合作）是请他写的序，因此，我对他就多了一份特殊的敬意。

　　上篇

　　蒋先生所著之《中国戏曲史钩沉》达73万字，分装上、下两册，是从他60年来研究古典戏曲的300多万字论文中选编出来的，包含为“通史编”8篇、“唐宋编”5篇、“辽代编”2篇、“元代编”16篇、“昆曲编”9篇、“明代编”18篇、“清代编”15篇、“近代现代编”13篇，另有附录6篇（其中1篇为他人所作）。“钩沉”之分为8编是否规范合理，似可以讨论，但好才这些学术论文都独立成篇，上下篇无承接作用，仅排个次序而已，所以，这样的分编便无伤于本书的筋骨，我们仍可每篇单独读、单独研究。“附录”部分均为给别人戏曲研究著述写的序言，这里不赘述。

　　读蒋星煜先生所撰的戏曲研究论文，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其文章易懂，虽为学术论文，但无有些“学院派”论文那般的学究腐霉气息，而是深入浅出。我们常读到一些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文，其语言过于奥雅，而引他人资料又多，据说有规定每篇论文必须有注释若干作为“合格标准”云云。蒋先生的学术论文，则以务实为主，力求说清道理。他的论文也引用他人资料，但绝不凑条数以显示知识渊博；深奥的道理，常常被他以很通俗的语言说清楚了。所以他的戏曲论文，注释常常很少或几乎没有，闸述时也以叙说为主，语言纯朴，即使外行人也能读懂他的论文。这种文风，我认为应该提倡并值得学院派学者借鉴，其实高校的学术论文，也应该是这样的写法。在本书中大量论文都体现了作者这一风格，即使像《中国传统戏曲的特征》这样严肃的题目，他信手写来，也无死板的学术气，从戏曲的艺术综合特色、戏曲如何反映生活、戏曲演出时的特技和脸谱、男演女角和女演男角、一桌两椅的形式等方面进行通俗讲解。在《昆山腔发展史的再探索》一文中，从昆曲创始人魏良辅的理论著作《南词引正》去溯源，颇具独到见解。而《［天仙配］故事的历史地理考察》、《［长生殿］与李白的［清平调］》、《黄图泌及其［雷峰塔传奇］》等文章，虽是严肃的学术探究，但都写得富于兴味，一点也不枯燥，所以，蒋先生的学术文章，虽专业性颇强，但文字全无艰涩深拗，语言及叙述方式讲究易懂，普通读者阅读时基本没有障碍。

　　蒋先生有从事戏曲的实践经验，故收入本书的许多论戏之文，在题材选择上就比较讲究实践性和兴趣性，以符合大众的需求，没有极冷僻的选题（不是反对有意义的冷僻选题研究，学术研究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决定的。当然，他也有许多纯学术的研究，如《西厢记》版本学研究等，就很深奥和冷门，这类工作是必须要做好的。蒋先生曾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从事戏曲改革的具体工作，与许多戏曲院团和演员打交道甚多，这就使他具备了他不仅熟悉戏曲历史，而且懂得戏曲的舞台演出艺术，如剧本打造、表演动作、流派唱腔、音乐乃至舞台美术、音响效果等要素，他审看或观摩了大量戏曲剧种演出的剧目，熟识各剧种名家，与许多人还有深交，一直到进入新世纪，他还到剧场看戏。因此，他的戏曲史研究文章，就时常结合当前舞台演出的新剧目，进行引经据典式的探究，这样既便能引发读者的兴趣，对创作者亦有新的启发，如他结合越剧《凄凉辽宫月》（1981年演出）的上演，就撰写了《辽兴宗为后妃演戏而伴奏》，介绍了这位少数民族梨园皇帝在宫中的演出活动，这些史料填补了戏曲史因不涉及辽代戏曲的空白，是很有意义的。他关于结合《牡丹亭》、《玉簪记》等剧目演出等的研究文章，亦颇有新意。

　　有独到的研究视角，是蒋先生《中国戏曲史钧沉》新著的另一个特色之一。本书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对辽代戏剧演出进行正面切入研究之外，对许多前人在戏曲史研究上未涉及的问题，也提出有自己的见解。如《谈［南词引正］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昆腔的形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康海《中山狼》的创作动机，提出并非是为讥刺李梦阳，澄清了前人的误解；对关汉卿为何热衷于关公戏、古典戏曲中的关羽形象、《赞貂蝉》如何变成《斩貂蝉》、海盐腔与《金瓶梅》的关系等，都有很好的阐述。其中《［拗相公］的历史背景》、《［拗相公］对王安石的诽谤》、《胡适与京剧》、《揭开鲁迅五看秦腔的疑案》、《焦循与魏长生》、《中国戏曲史上的四个高潮》、《昆腔发展史索隐》等，都代表了作者的独立观点和视角，很值得注意。

　　还要指出的是，蒋先生治学与平素谈艺一样，颇敢讲真话。他曾告诉我：前些年有人搞了一个戏，邀请他去观看，他坚决辞谢，因为他不赞成那么个搞法。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他也总是观点鲜明，不违心媚俗或媚权，不趋同俯就他人观点。收入本书的一些论文，也充分反映了他敢讲真话、敢言他人不足、敢言前人不足的品格，如《［上海昆剧志］的贡献与不足》、《“暮色”婉约秀美，“还魂”相形出绌----关于［牡丹亭］的反思》等文章即是。当然，学术上的批评、质疑是需要资格即水准的，若不懂行而又无独到见解，则讲真话就要变成闹笑话，而要具备蒋先生这样的资质，没有30年以上的书斋打磨和“泡”剧场的经历，那就“谈也勿要谈”。

　　下篇

　　蒋先生今年虚岁91岁，古语云“仁者寿”，但这三个字用在蒋先生身上，似应再丰富一下，改成“学者常怡、仁者长寿”更恰当些。

　　先说“学者常怡”，这很好理解，即学者、专家为自己的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创作事业的成功而无比快乐和陶醉，也就是以著书述欢娱人生的意思，在这方面，蒋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他从小天智聪慧，幼年时受教于秀才外祖父，打下很深厚的古籍基础，培养了对文史的兴趣。后来他在20岁时便写出了《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当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专著，28万字，2009年6月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再版。他还曾写过一篇反法西斯的小说《威尼斯的忧郁》，被孙伏园发表在报纸副刊上，使他不仅与这位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名人成了忘年交，还于1995年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抗战荣誉纪念牌。解放后，蒋先生为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上海市文化局干部，他在华东戏曲研究院工作时，对建国初的华东戏曲剧种定型、剧目整理贡献甚大，其成就和知识已成为江南地方戏曲历史的活辞典。他除治明史之外，最大的成就是戏曲史研究，主要著作除这次出版的《中国戏曲史钩沉》之外，还有《中国戏曲史探微》、《中国戏曲史索隐》、《中国戏曲史拾遗》、《桃花扇研究与欣赏》、《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文坛艺林备忘录》等数十部，仅《西厢记》研究就出版了7部著作、发表论文150篇以上，对《西厢记》的思想艺术、舞台表演、版本研究等方面都自成一家，尤其是版本、刊本史研究上获空前突破，是国内与王季思并列的两大权威“西学”专家之一。他是《辞海》编委兼分科主编，还主编了《元曲鉴赏辞典》、《明清传奇鉴赏辞典》，担任过《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常务编委、《六十种曲评注》顾问并执笔撰写《总序》。蒋先生另一成就是历史传奇和小说方面，他的《南包公---海瑞》和《李世民与魏征》最为著名，曾在激荡的政治风暴中经受过洗礼。至今，他仍然笔耕不辍，2010年3月和8月，他先后在《新民晚报》发表《诸葛亮的三次升值》和《关羽与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两篇大文，其思想之敏锐、立论之独到、文思之迅捷、条理之清晰、笔法之时进，完全不似一位久经风霜岁月的老人，而宛然壮年。

　　蒋先生于1951年曾写过《［武训传］与中国封建社会》，因赞扬武训精神而挨整，赖华东局文化部副部长黄源和戏改处副处长伊兵保护而过关。1959年和1962年又写了《南包公---海瑞》和《李世民与魏征》两篇历史小说，后又付出过严重的政治代价，在此后的阶级斗争风浪中备受摧残，“文革”中虽幸免于难，但家庭受到损毁。对这段刻骨铭心的苦难，蒋先生并不常戚戚于怀，“文革”后先后出版了《大理寺正卿的失踪》等几部历史小说，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创作、研究事业，是一辈子乐此不疲，一直从治学、创作中寻找快乐、感受快乐，从获得的成就中享受快乐，真可谓是一位快意学者与作家，达到了“学者常怡”的境界。

　　蒋先生又是一位仁者。所谓仁者，就是心胸坦荡，对他人有仁爱之心，乐于帮助他人，故仁者无私，无私则心明如镜，升华为禅意长在，便无烦恼缠身，心脏、大脑及全身器官处于最良好运转状态，遂能防病养生，于是自古仁者多长寿。我认为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前已说过，他虽因写历史小说而多次挨整，但仍秉性不改，无“井绳”之虑，其品性颇具年轻人可爱状。更难得的是他学术心胸之宽，使我感佩。前些年，我也曾写过一些有关《西厢记》的研究文字，其观点与蒋先生甚不同，但他依然鼓励我，在送我《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一书时，在首页题写了“云发同志指正”客气话后，又补写了一段文字云：“云发同志对《西厢记》颇有研究。同好也，但所见有同有不同，''''指正''''两字，决非客套，盼能争鸣一番。”当然，“指正”、“争鸣”的讲法，对我这个后学是当不起的，因为他的成就，是决非我所能望背项的。我在撰写《元杂剧选解》一书前，因观点与前贤有不同处，尤其是《而厢记》及神仙道化剧目的评价等方面，总觉底气不足，拟好提纲后去向他请教。他说，学术研究可不考虑与前人趋同，只要有自己独立见解并言之成理即可，不必考虑他人想法。这样，我才大胆地把自己想法写下来。由于我与他在《西厢记》研究上的学识相差较大，所以我是不可能与他“争鸣”的，但我们却有过一次“捍卫”《西厢记》原著精神同一战壕的“战斗”：1993年底，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来沪献演新编越剧《西厢记》，为了刊物的热闹，同时也是为了《西西厢》的原著精神，我提出在《上海戏剧》上对浙版越剧《西厢记》进行批评，获编辑部支持。1994年第1期，发表了我撰写的《真［西厢］，还是名著改编的错位》（用了“东方菁”笔名）和蒋先生的《什么是现代意识？》两篇文章，并很快被《文汇报》以《浙版“西厢记”走进误区，两教授著文直率点评》的标题予以显著报道，从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后来许多专家也“参战”，《剧本》月刊、《文艺报》都予以了报道，百花文艺出后社还出版了《小百花［西厢记］创作评论集》一书。记得当时我向蒋星煜先生约稿时，他坦然地说，为了学术，我是不担心得罪别人的，他听了编辑部开展争鸣的打算后，欣然命笔。应该说，正是由于他的“上阵”，这场争鸣才如此地有声有色。两年后在杭州时，原渐江文化厅厅长张曦同志还当面向我肯定了这场争鸣很好，并说学术批评，对创作是好事。我认为蒋先生的上阵，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肯定浙版《西厢记》的刘厚生和张庚、郭汉城、黄宗江、徐晓钟、龚和德、童道明等都是戏剧界“大腕”，厚生老还是蒋先生的老领导之一。蒋先生能成为事业上的仁者，正是他为术业而坦荡，从不因“得罪人”而戚戚之故，此乃学术上之一种仁者的高境界，故蒋先生终能以撰作而成为当今文坛长青之树。

　　与蒋先生的忘年交往，我不称他为“蒋老”而称“蒋先生”，因为他虽精瘦而身体硬朗，虽虚岁九一而思维聪慧，虽历新旧时代而思想与时俱进，在我心中他还不是老人，其心理年龄、学识及撰作能力还在壮年盛年之期，唯愿今后能不断读到他的大著新作。

　　蒋先生一生未当过正处级或厅局级的官，但他作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大与上海师大兼授教授，却获得了终:身学者的身份，至今仍著述不断，真乃天道酬勤，天道有公，蒋先生达到了“学者常怡”、“仁者长寿”的自如境界，乃是对学术事业的一种修身觉悟，文人有此，可以不必为“五斗米”或级别待遇的“不公”而戚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