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发：读史唯贵平和（1）

——读《扒着门缝看历史》 (2008-07-10 )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7月29日 　　

　　编者注:此文是陈云发先生写的一篇书评。陈先生是江苏常州人,既是资深记者,又是作家,还写过戏剧。他曾就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后长期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1986年转业后,曾任职上海《新闻报》《上海戏剧》杂志社等单位,后参与创办《新闻午报》,任常务副总编辑。据他所说,我的许多文章,他曾经在网上读到过,也算是有感而发了。《扒着门缝看历史》一书,即将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

　　现在的媒体“老总”，能坚持紧捏“笔杆子”不放的人已经不多，徐世平可以算是个少数“例外”，如果用“既是新闻官，本色乃文人”来形容他，恐怕最为贴切。这几年，尽管他始终公务繁忙，但依旧笔耕不缀，可谓记者本色不改。继去年出版《毁誉人生》之后，近日又推出了读史随笔《扒着门缝看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读后，深为其坚持写作毅力所感佩。

　　这本读史随笔中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中。这类谈史论人的文章很不易驾驭，其难点，一是需要深厚的古汉语功底，能够读懂读通古籍，如果一个人连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文言历史笔记也读不下来，那就根本免谈。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古代近代现代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知道得很多，读书的面要很宽。三是读了以后有能力评判，有自己的识见。以上三条对一般新闻工作者而言，是一道很高的门槛，实难跨越过去。因为记者虽被称为“杂家”，但其实系“万金油”而已，谈不上什么专业优势。所以新闻工作者中能够“啃读”二十五史、《通鉴》的，恐已是凤毛麟角，而世平先生不但能“啃”，而且还能“扒着门缝”读史谈人，并日积月累弄出了一部专著来，还有自己的见解，这种功力，是常人难以达到的。且在此之前，有关读史论人（历史名人）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而且不乏大家，以当代而言，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等“顶级人物”，亦有吴晗、蔡尚思、黄裳、蒋星煜等名家、大家。世平先生不是专攻历史研究的，他撰写读史随笔，于他工作主业而言像是“玩票”，不过，因其独特的心智，以及写作境界的自如，其历史随笔颇具较高品位，并没有隔着门缝把历史人物“看扁”，对史家而言，甚至还可说是拓展了研究领域的视角，于人不无启迪作用。

　　毫无疑问，世平先生这部新著，有多种价值可供我们研判时进行选择，但依我的感受，似以“平和读史、公允评议、卓有真见”三个方面更为精当。

　　什么叫平和读史？是描述读史时的一种心境、一种态度。从理论上讲，历史的真相是客观的，但实际上史书却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的，因为史书是人写的，这就会有不客观、不公允的因素，一部二十五史，由不同朝代的文人纂定，又大都是后一朝代为前朝编撰历史（《史记》等除外），若前、后朝统治者曾互为敌我，则文人们又岂能做到客观修史？结果就是史书中常常会“语焉不详”，或为尊者讳、为强者讳、为胜者讳。这样，后人读史时就要有一种平和的心境，去阅读历史的真相，也就是说，要会读史，透过史书表面叙述的文字去读通历史。读史的人，应带着一种比较客观、局外人的心态，不带任何偏见和先入为主，不被史书原有的价值理念所左右，对史书中叙述、描写、论定的人和事件，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要善于戴上“透视镜”照着读，看是否被掩盖了什么，或其有否“哈哈镜”现象？同时，读史前不应该先有一个固定理念，先判定正邪真假、忠奸善恶，则读来读去仍会回到原先的理念上，不会有新的收获，建国后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就是一例，先判定了它是农民“革命”，结论是一切皆好。当然，近年发生变化，又有人先判定其为邪教，于是便又一切皆坏，这样岂能读出波澜壮阔而又纷繁复杂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其相？所以，读历史，最要紧的是能读出可能被掩盖着的历史的另一面，持一种中正平和的心境。我以为，世平先生读史时实现了这种心境，他不带任何结论和偏见去读史，而是多掌握材料，着意用功去感悟，这可从他的文章中找到佐证。例如北洋军阀时代的一些政坛人物，过去从史书中读到的王士珍、冯国璋、徐世昌辈，大抵均是“袁世凯走狗”、“凶恶军阀”之类的形象，但世平先生读史时，却注意到了他们的另一面，如王士珍不仅出身微寒，连姓名都是假冒他人的，但他带兵时却有时能维护军纪，甲午战争时，他率军在朝鲜义州某庄休息，取百姓缸中面粉食用后留下银两，并将缸封好；他任步兵协统时，拒绝族人“走后门”谋差事，平生又以“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抚不愧心”的“三不愧”律己，颇有可爱之处。（《冒名顶替之王士珍》）徐世昌曾靠日本外债做资本选上总统，但他下野后得已善终，与他做人讲究大节有关，如袁世凯窃国称帝，他不支持，对杨度的劝进行为“言必嘲之”；“五四”运动发生，他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职务以顺应民心；抗战时，他又拒任伪职，保持了晚节。这便是徐世昌的另一个“真相”（《喜怒不形于色之徐世昌》）。又如谈到冯国璋时，着重勾勒了其“两面性”，他是袁世凯提拔的爱将，自然忠于袁，但却又能对袁始终保持一定距离，袁称帝时表示反对；后来虽当了总统，但又不靠强权恋位，交出了职位。（《黄土坟中之冯国璋》）方孝孺是明以后儒家推崇的对象，称其被害不屈是“天地正气”，但世平先生“夜读方孝孺，心情是沉痛的，也是复杂的”（见《方孝孺“骨鲠”之余》），为什么？因为方孝孺忠于明建文帝朱允炆，不肯为明成祖朱棣登基草诏，又强硬顶撞，遂被朱棣“夷十族”，共造成873位族人被杀，数千人被流放，这个代价也太大了，而被牵连的人都是无辜的，其中妇女儿童甚多，这种“天地正气”就应该打个问号了，因为换皇帝毕竟是朱明朝廷自家的事，并不是民族大义问题。不过，作者讲述这个故事时，并没有对方孝孺作结论性的“口诛笔伐”，而是让读者去联想、去思考。而对万历、天启朝的大将熊廷弼，世平先生的评价颇公允（见《功到雄奇即罪名》），既肯定其非凡将略，但又深为其被冤斩而惋惜。他分析熊案实质，既有大局面改变（换了新皇帝），又不慎陷入东林党案，在向魏忠贤求“保命”问题上处置不当（同意送贿4万两白银，后因家窘而反悔），当然，更关键的是其性格使然，不肯认错，尤其是不肯违心认错，面对同僚的弹劾和皇帝切责一味辩解，终招来杀身之祸。熊廷弼的悲剧，对后世官员不无警示和启发，我相信本书作者在读《明史》熊廷弼传时会有更多的考量，但他在探寻真相时却并没有过多地去斥骂熊案中的众多肖小之徒，而只是平和地从事实出发进行冷静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