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生存,借问路在何方?
(无名)
越剧虽似嵊州四明山区峰峦村野悄然而生的空谷幽兰,随着时代潮流,按浙江人的粗俗说法,乘“柴爿船”来到上海。在十里洋场的沃土肥野滋养下,沐浴着时尚的欧风西雨、浸润着历史的古韵雅趣,展枝长叶,抽蕊开花,犹如一个淳朴的村妇,出落成一个风华绝世的俏丽佳人。解放后,随着支内支疆、屯耕戍边、输出技术、调派人才,一次次此起彼伏的迁徙,随着上海人所到之处,越剧也如影随形,东至八闽,西达新疆,北过秦川,南抵贵阳,各省各市,几乎都有上海越剧、嵊州儿女的足迹倩影,越剧一跃而成为全国第二大剧种。其声势,其显赫,一点不比眼下流行歌曲逊色。
好景不长,兴许是水土不服,兴许是人为摧残,渐渐地,她衰败凋零,枯萎灭绝,芳容失色,铅华蒙尘,人事尽非,惨不忍睹,令人不堪回首。
於是有人就抱怨谁将这一盆盆鲜花往绝处驱撵,致使这一丛丛曾是水灵水灵的花骨朵儿,到头来落英缤纷,惜花葬花之人想觅个花瓣花魂掩埋一番都难觅残骸。这桩罪过往袁雪芬身上扣,也并不公道。她虽当过人大代表,思想有些极左,但有如此大的权力,我看未必。若说是柯庆施所为,倒还有六分可信。当时,他掌控着上海宣传口大印,权倾朝野,倚老卖老,什么事由他说了算,倒还说得过去。
往事并不如烟。“东山”全班人马,进入上海越剧院,理所当然,那多系袁雪芬“雪声”旧部。“玉兰剧团”,参加过抗美援朝,顶头上司陈沂,是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在没有划成右派之前,上海任何一位领导想与他分庭抗礼,倒也没这个胆量。“玉兰剧团”全班人马在朝鲜战场凯旋归来,也就按理顺章进了越剧院。剩下的就是“芳华”了。越剧院对尹桂芳倒也不好意思说不要,心里着实也不想要,只好借口说只能进尹桂芳一个人,她的底班一个都不能进越剧院了,再进越剧院,越剧院就有人满为患之虞。尹桂芳大姐是个重道义、讲情谊的人,要她抛弃跟随她多年小姐妹,独身去戴凤冠霞帔,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做的。她和她的“芳华”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发配福州。当时尹迷粉丝在铁道线上卧轨拦驾也无济于事,革命潮流谁敢阻挡,不压你成齑粉已属万幸。她的旧搭挡竺水招分配去南京,更是无话可说了。文革期间,她如何狠得下心,用刀子直逼逼刺向自己的胸腹,彼时彼刻,竺水招前辈有没有想过与尹桂芳合作的如烟往事,那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文革过后,尹桂芳大姐再回上海之时,也已是半身不遂,与新凤霞同病相怜,感同身受了!一代名伶,如此下场,怎不令人唏嘘!
袁雪芬逝世当日,“她带走了一个越剧的时代”舆论频现网贝。有位前辈演员,意味深长地对茅威涛说:“今后要靠你们了!”而茅威涛也感慨地自诩为唐·吉诃德,表示努力而为之吧。气氛似乎十分怆凉,似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情怀抑郁心底,无从渲泄。“她带走了一个越剧的时代”是不是指曾经辉煌过的上海越剧,随着袁的谢世,上海越剧已走到尽头,落日余辉,后继乏力。大旗西移,重任易肩?这也可以理解。渐江农村有广阔天地,光穿乡过村的民间职业剧团,据说有四百多个。这个回归草台班的返祖现象不正是现如今戏曲现状的写照吗?是福,是灾?是吉,是凶?谁也难下论断。至於上海越剧院的帅旗,由茅威涛接掌,也是不争的事实。毕竟,孔乙己、藏书楼、钗头凤……新戏一个个推上马,尽管毁誉是非,纷纷扰扰,她仍能我行我素,像唐·吉诃德一样与风车格斗,单凭这股子勇气,上海越剧院有谁能及?这位越剧前辈的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听来令人觉得蕴藏了无限伤感和惆怅!
上海越剧是到了痛定思痛的十字路口。
道理说到底也十分显而易见。想当初,“雪声”“东山”存在的短短数年之间,推出六、七十个新戏;解放后长长一个甲子,移植改编不计,上海越剧院原创剧目又有几个?我们曾经大力宣扬一齣《十五贯》救活了一个昆曲剧种。最近一齣《王阳明》,将并不起眼,全国只此一家的“姚剧”推到了人们眼前,据传还登陆宝岛台湾秀了一场,受到不少好评。所以关键的关键,还是剧本创作!
上海在干些什么?上海的“领导”还在与小老百姓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少奶奶的扇子》著作权问题纠缠不休,仿佛不将死去多年的南薇、许如辉打到十八层地狱,於心尚有十九万分不安似的!在如山铁证面前,还要想尽一切匪夷所思的歪理邪道硬拗!而对上海戏曲的前途却冷漠到令人心寒彻骨的程度!余秋雨对戏曲“减字诀”的出笼,不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吗?
前几年,上海越剧院向南薇后人商借《山河恋》“送信”唱段,为其篡夺《山河恋》装点装点门面,遭拒之后,在给南薇后人复信中,谎称南薇后人“要求上海越剧院排演南薇所有剧目,并理所当然予以拒绝……”云云,堂堂上海越剧院,如此下三滥的当众捏造事实,着实有点可悲了。事后,南薇后人一想,为什么不可以。他们业已整理出的南薇的新旧剧目足够支撑一个剧团三、五年的演出。也有人建议为什么不出版?南薇已恢复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按理讲,国家有专款支持出版老作家一些作品,可向有关方面询问下来,要申请出版戏曲剧本实在难於上青天。要出版必须买个书号自费出版,而且要自己拿回去卖!难怪我看到傅骏的戏曲集在香港中资出版社出版,据传红枫也在走此险径。这说明我们光挖挖自己的家底,也足够撑起半边天!为什么不能改弦更张,重视一下发掘和创造双轨并举,让上海的越剧、沪剧、淮剧、滑嵇戏、扬剧、甬剧再火上一把呢?这又使我想起,如果李端环同志不是天津市长,而是上海市长出身,该有多好啊!
有目共睹,袁雪芬的葬礼是隆重的。市里的领导均亲临致哀。这又不得不使我回想起南薇逝世当年,南薇家属至上海越剧院告之,并希望发个讣告。南薇毕竟已恢复了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想在报上发个讣告要求不算过份吧。当时姓薛的接待者硬是不予答应。中午,时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的傅全香同志发了脾气,结果才能在新民晚报的夹缝里,发了个五香豆腐乾大小的讣告。一个是写《祥林嫂》《梁祝》《香妃》《山河恋》的剧作家;一个是演《祥林嫂》《梁祝》《香妃》《山河恋》而获得诸多殊荣的演员,在越剧改革历史上同样作出过不容磨灭的贡献,死后哀荣悬殊竟有天壤之别。今天我无意作毫无意义的攀比。但从中看出社会对戏曲作家轻视的程度,戏曲的前途还有路可走吗?
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要不要让其发扬光大?或者像余秋雨先生用“大刀向地方戏头上砍去!”方式来对待?如果是前者,则尊重剧作家的劳动,按艺术规律处理戏曲发展与传承的一切事宜、力挽狂澜,再劈溪径,已是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文化体制改革,决非空口白话,似儿戏说着玩玩的。类似“一刀切”的刀已高悬头顶,不深思熟虑,错斩了无辜,对历史,对后世,终究难以交代吧!
话没有说完,留一段明天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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