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人生不自哀——写在父亲洪深去世五十五周年之际 4/28/2011 点击数：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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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人生不自哀——写在父亲洪深去世五十五周年之际 作者：洪 钤   洪深于一九五Ｏ年 一九五五年八月，身患肺癌病危中的父亲还能够清楚说话时，对守护在旁的母亲说：“我不想死，我还要活五十年，我要看到黄河水清的那一天！”父亲用这种“夸张”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求生愿望。可是，没有走出这个八月，父亲就去世了；五十多年已经过去，黄河水没有变清澈。 愿望，只是愿望。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真正预言未来，没有谁可以完全真正控制人类社会。就是对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谁能做到完全真正掌握和控制。这应该是一个普通的道理，甚至是一种科学的常识。但我，是在不断的生命实践中，对此才一点点地有所知和有所悟。正是有了这种基本的观念，我感到自己才可能去解读父亲六十年的生命历程。 父亲洪深，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于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病逝。 一九七九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列有父亲条目,该条目下为：“洪深（一八九四——一九五五）戏剧家。字浅哉，江苏常州人。早年留学美国，专攻戏剧。一九二二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戏剧活动，曾领导复旦剧社、戏剧协社，并参加了南国社，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和剧场艺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大贡献。后任电影编导，并长期担任学校教育工作。先后创作《赵阎王》、《五奎桥》、《包得行》、《鸡鸣早看天》等剧本。一九二九年（笔者注：应为一九）上海放映美帝国主义侮辱中国的影片《不怕死》时，他当场愤怒抗议，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赴内地，后在武汉参加筹组抗敌演剧队，积极推动了戏剧界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解放后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作品有《洪深文集》四卷。” 《辞海》中父亲的条目，可以看作是被中国大陆官方所认可的“盖棺定论”。那么，父亲算是位“名人”啦——身后被收入《辞海》者，毕竟不多。父亲自己说：“我自己，极愿做成一个学者，但决不是所谓名流。我的生存是靠自己的劳动——我今天的地位，甚或薄有微誉，都是我个人的心血、汗珠、努力得来的。”的确如此，父亲不是依附“势力”而造出来的“名人”，也不是依傍“势位”被托起来的“名人”。 今年是父亲去世五十五周年。对于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人，父亲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人，他的身影几乎也不再见到。正如父亲所言：“人，总是要过去的，而事业——对人类的贡献——是永生的。”历史在时间流淌中悠悠长长，昨天的事情，固然有它不该被忽视的重要之处。然而对在世活着的人，今天的现状和明天的发展更重要。我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不希望、甚至极不情愿父亲的“影子”还在当今社会“徘徊”。如此，不只因为父亲是属于“昨天”的人，也有自己的“自私”：我不愿意，亦不忍心看到父亲被“糟蹋”——父亲严肃的人生遭到“戏说”、“误说”，而实际被“丑化”了。而我在捍卫“实事求是”的努力时，又是那么无力，毫无作用。 一九五五年，父亲对两个女儿以后工作志向，明确要求：“（你们）宁可当个二流的科学家，也绝不要做个一流的文学家。”听父亲说此话时，我不过一个少年，对父亲态度的坚决和“警告”意思，我印象深刻，此生不忘。后来，我读了工科，潜意识中，父亲的“告诫”不无影响。但我没有成为“二流科学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 如今，要确定父亲此话真正含意，已无可能。父亲不会只是出于“科学救国”的简单想法而言，父亲大概是希望孩子们能避免带有“天然”弱点的中国“文人”在大传统背景下难以逃脱的“不幸命运”吧。 父亲家族，是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的大族。从家系来说，父亲是清朝文学家、经学家洪亮吉的第六世孙。我的祖父（洪述祖）人很聪慧，未出洋却有不错的外文能力，文才亦佳。但祖父不甘守家过普通人的平常生活——哪怕是不愁衣食的生活，祖父向往“仕途”之道，追求在官场发达。晚清时，祖父捐了个直隶候补道。民国建立后，一九一二年三月唐绍仪受袁世凯命组阁政府，祖父因与唐的交情而供职内务部。三个月后，唐辞去国务总理职，祖父则继续留在了袁世凯政府中。同年九月，赵秉钧担任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祖父很得其信任。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刺杀，祖父因此案牵连，于一九一九年四月遭极刑——死时很惨。祖父在军阀混战割据的政界供职，最终，他在强权齿轮的滚动中被碾得粉碎而消亡。这也是他咎由自取罢。 中国社会的仕途，从来就不是一条光明大道，但“仕途”之路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其巨大的诱惑力是非中国人而不可真正懂得的！祖父“仕途”之路的悲残结局，是他对权势的贪欲而致，不值得“同情”。但是，祖父的残痛之死，对父亲、乃至对我，都是深刻“教训”。 祖父是和我没有任何联系的、一个远去了的时代的人。可是，对于父亲，祖父是生他、养他的父亲，父亲和祖父被割不断的血丝紧密纠结在一起，父亲“回避”不了这个被社会视为“罪人”的父亲。父亲一生，始终被自己父亲这个“罪”的紧箍咒无形地钳制着，精神不能得到解脱。一九三二2年，父亲在《文学月报》一卷一期发表的《印象的自传》一文中，沉痛地写道：“我父亲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残酷。我父亲下狱之后，许多亲戚朋友，尤其是我父亲走运时常来亲近的，立刻都拿出了狰狞的面目。一个不负责任无能为力的我，时时要被他们用作讥讽或诟骂的对象。而普通的人士呢，更是怀疑你，鄙视你，隐隐地把你不齿人类；仿佛你做了人，吸一口天地间的空气，也是你应当抱歉的事情。……但身受的我，却从此深深地认识到了一个人处在不幸的环境中的痛苦。” 只有实际地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才能真正知道中国社会反动的“血统论”的恐怖和巨大的杀伤力，即使躲过了“诛九族”的灭门之灾，祖父的“死”，带给父亲的是背负一生的“重枷”；在祖父“阴影”中，父亲一生走得艰难，一生内心和精神都煎熬。从一九一九年四月祖父被处死，到一九五五年八月父亲去世，父亲始终在痛苦和无奈中承受着作为“罪人”儿子的现实。在阴冷的现实社会里，在世俗势力的压迫下，父亲挺起了脊梁做人，父亲比一般常人更加努力奋斗，更加艰辛付出，为的是自己不被击垮、不被打倒、也不被折断。父亲明白：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在生命之路上一点点地向前走去。 父亲要求孩子不要学习文科，但父亲本人却是从工科开始自己的学业，后来再转学文科，并以文科完成自己最后学业。如此，父亲有他“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可以高兴的是，父亲文科学业学有所成：父亲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开拓和发展中的努力和奉献，以及他因此取得的成绩，不容置疑。 一九一六年，父亲从清华学堂毕业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开始，父亲就读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化工系，学习陶瓷制造专业。一九一九年春，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在国内被处极刑。祖父刑前遗言，要求父亲：“不必因此废学，毕业方回。”祖父对父亲学业的关注和对父亲的期望，父亲是明白的。同年秋天，父亲即申请转学去报考哈佛大学。经过当年哈佛大学第“四九”科目三百报考生录取十一人的严格考试，父亲被录取，师从戏剧家G.P.Baker（陪克）教授学习“戏剧编撰”。父亲也成为了哈佛大学第“四九”科目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 父亲在美国为什么转学学习戏剧，他有过一次明确“说明”。一九四二年，父亲对同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执教的马彦祥叔叔说：“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这一条路。这条路我在国内学校读书时候就有了基础的。” 父亲这次谈话，大概是父亲对自己转学戏剧真正原因唯一的一次“坦言”。 父亲在美国从文科转学戏剧，这个本源于“痛苦”的转向，是父亲人生无奈的选择，不过不是消极的选择：父亲不仅相信自己具有从事这种工作的天赋和能力；而且相信，戏剧也是一种“唤起民众”的有意义的事业。 追求一个民主光明的中国，是父亲的理想，是他一生奋斗的主线。况且，父亲潜意识中和民国“罪人”我那“反动”爷爷“划清界限”的思想，对他人生理想的这种追求和努力，客观上也是种促进。父亲向左翼的逐步靠近，以至甘当冲锋陷阵的“排头”兵，正是父亲这种人生追求在现实社会的自然发展。然而事实却很残酷，父亲发现：不管自己如何真诚奉献、怎样忠诚于自己的追求，而且始终积极努力地、实实在在地为这种追求苦干着，可是自己根本就不被左翼真正信任和接受。父亲因为自己并不被“革命”所认可，既痛心也曾绝望。 一九四一年二月，发生了父亲和母亲一起“自戕”事情。后虽获救，但此事在当时社会仍引起某种“震动”：父亲“事业生活一切都无办法”的遗言，成为舆论“大学教授无法生存”对国民党政府时政抨击的有力证据。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一位可信任的长辈那里，我得知了此事又一种——我有理由深信不疑的——说法：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策划了“皖南事变”，随之中国共产党启动旨在保存力量的“应变”计划，其中包括对时在重庆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分批撤离的安排。该计划中没有父亲，父亲也不知道有这个计划。后来，父亲得知此事，特别是父亲知道了不少文化人都很“不以为然”的某某人竟“赫然在列”时，父亲从失望进而到绝望的痛彻心肺的苦痛到了极点。父亲沉痛地对某叔叔说：“像××这样的人都…！他们不相信我！”陷入绝望的父亲，一定是感到自己的人生已无路可走，随后才会有“绝别”人世的决心。 我曾经因为父亲两次做了“官”，违背了他自己的初衷：“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因此很为父亲感到“遗憾”。 其实父亲生命中更多时间，是个远离官场的教书先生。但父亲却两次接受了叫他做官的“召唤”，尽管父亲这两次做的都是小官——中层干部而已。但父亲为“官”的现实，却让我内心长期无法趋于平静。我不止一次问自己：“如果父亲不曾踏进‘官场’，如果父亲始终坚守在文化学者、大学教授的岗位，没有和‘官场’发生直接的关系，父亲一生会不会是另一种生命状态？！父亲是不是就不会在壮年的六十岁，离我们而去！？”
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二次公开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成立了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的政治部。郭沫若任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厅长，田汉是三厅六处少将衔处长。其时，父亲正带领“上海演剧救亡第二队（乙组）”在襄樊进行宣传，当父亲接连收到田汉要父亲立即赶赴武汉却未明说缘由的急电后，毫无迟疑地立即赶去了武汉，和接受了三厅六处戏剧科（即第一科）上校衔科长的职务。 政治部三厅戏剧科，由当时在武汉的全国救亡戏剧宣传队伍整编成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和一个《孩子剧团》组成，他们是当时国统区抗日戏剧宣传的基本力量，父亲是这支宣传队伍的重要组织者和主要管理者。父亲没有留守在安全的后方，他和演剧队一起奔赴实地身体力行地进行抗战救亡宣传。一九三八年，父亲组织上百人演剧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宣传，他本人也随同《湖北楚剧宣传队》一起下了乡。同年九月，父亲率领演剧队，乘木船惊险渡黄河北上进行宣传。父亲在《在斗争中成长》一文提出的：“抗战以来，我们的戏剧界同志从斗争中把自己强大起来。更重要的，他们懂得了内地农村生活实况。戏剧的铁军就是这样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也是父亲对自己抗战救亡宣传工作的一种总结。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父亲不计个人一切：家庭、大学教授“头衔”、已有的社会地位、…，抱着奋不顾身的精神投入到了抗战救亡运动中。父亲是为了抗战救亡宣传工作，才做了这个“戏剧官”。父亲不无苦味地“自嘲”道：“为远离‘官’而搞戏，但抗日救亡的需要，则是为了‘戏’而‘做官’。”抗战中，父亲是“兢兢业业做‘戏剧官’。”抗战胜利后，父亲就重回《复旦大学》任教。父亲说：抗战胜利后他与他做的这个“戏剧官”是“要永别之”，“但愿永不再做官”了。父亲这第一次做“官”，我能理解也能接受。 父亲第二次做“官”，要从父亲20世纪30年代初阅读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说起。父亲在追求更进步更合理社会的思想状态下，开始了和左翼的接近：1930年，父亲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剧团联盟”，在文化工作中公开站在了左翼。当时，父亲对科学共产主义不可能有深刻认识，他也不关注政治党派间的斗争，父亲只是在文化态度上站在了“左翼”，但他不愿意、亦不会参加到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去。父亲这种态度和立场，让政治斗争无论的那一方，都不喜欢，亦不信任。 一九三七年，父亲带领《上海演剧救亡二队》到达洛阳。国民党驻军首领问父亲：“有没有去西北（指延安）的打算？”父亲引唐代诗人王维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予否定回答。近半个世纪之后，当时和父亲同在《上海演剧救亡二队》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金山先生，撰文回顾了这段往事。金山先生在文章中并不回避地谈了当时他对父亲立场态度的不满：作为《上海演剧救亡二队》内的中共地下党，他在向主管周恩来汇报时，对洪深表示“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态度，认为是有问题的。这多少也表明，那时共产党员是怎么看父亲的。 一九四五年秋，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国内形势从政治斗争演进到国内战争，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左即右”不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的社会。在意识形态“对立”愈来愈剧烈的社会里，“文化”无法真正独立于外。 抗战胜利后，父亲不断遭到国民党政权力量的公开迫害。一九四六年，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父亲“因反对特务学生对进步同学压迫胁持《谷风》壁报事件，每夜有持枪者包围住所，作精神上迫害几近一个月，虽坚决挺持，而本人后脑神经系统发炎，两耳失聪，均于此时加重。”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父亲又因“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本人支持进步学生，被反动分子持枪威胁、殴击前后七、八次。” 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全市学生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并在校内举行活动，随后由学生运动开始向全市各个阶层延伸、深入。在《复旦大学》教师和员工会上，父亲痛斥国民党政府对学生打击和镇压的暴行，并建议全校教授罢教和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与会教授在罢教宣言上签字，以《复旦大学》教授名义发表通电，向全国控诉政府这种罪行。国民党政府穷途末路之际的这种变本加厉作为的结果，让父亲、也让许多有民主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乃至痛恨。 一九四八年春，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中，遭到《复旦大学》变相解聘的父亲，接受《厦门大学》外文系聘任，带着我们全家从上海到了厦门。同年年末，父亲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以医治牙齿为由从厦门只身到了香港。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安排下，父亲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乘苏联轮船到东北大连港。五月，父亲到北京。九月，父亲被共产党安排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父亲把中国的希望寄望于共产党，他也把自己对国家的赤诚之心奉献给了共产党。这应该是父亲必然的选择吧！当然，父亲未必想到：他就此也失去了自己最后的那点“独立”性。 母亲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准备回到上海《复旦大学》继续教书工作。但周恩来则要父亲留在北京工作，因此父亲便在北京做了“官”，直到去世。 父亲“官”任的《政务院对外文化事物联络局》，是个纯粹事务管理性质的行政机关。一九四九年《对外文化事物联络局》首任局长，是国际文化工作者、著名诗人萧三。萧三是老资格共产党人，亦是毛泽东的大同乡。让父亲做萧三的副手，实际具体的事务性的事情，显然就是要父亲来做。父亲的工作，很繁杂，很琐碎。有参与我国和友好国家文化交流计划制定，以及计划实施操作等比较重要的事；也有具体的事：如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大会，包括有关礼仪在内的诸多事情，……等等。工作中事无大小，父亲都要亲力亲为地去安排、去督促、去检查落实。“关照好”外宾，也是父亲的工作：外宾来，父亲去迎；外宾走，父亲去送；外宾观看文艺表演，父亲陪同看……；时年过半百的父亲，还陪同来访的外国艺术团体，一起参加首都的五一游行。 工作繁重、事情琐碎，还有无章可循、无序的工作环境，都没有妨碍父亲做好并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但父亲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甚至连个民主党派也不属的“政治身份”，大概才是他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父亲“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时，也许还有点用处；但在执政党领导的政府中，这个不是“自己人”的身份，没有积极作用。 父亲工作“处处用心，时时小心”，但仍然不时遭到批评。父亲不是不接受批评，亦不是不敢承担责任，父亲是不明白：为什么遭受“指责”的，总是做了工作又完成了任务的自己呢？！父亲缺乏“官场历练”，但父亲的直觉“警告”他：一定要无条件接受对自己的任何批判，那怕仅仅是说明情况，也会招来“缺乏为人民服务态度”的严重后果。父亲清楚，自己是个浑身上下都属于“旧时代”的人，是个要彻底改造的“旧知识分子”。于是，父亲把自己所有的郁闷和痛苦，都隐忍于心，不敢流露出来。父亲苦自己，自己受折磨，让心灵和精神承受着重压。 当父亲连捍卫自己内心自由都那么艰难时，不知父亲是否意识到：他争取和捍卫的国家民主、他追求的民众自由，有多么遥远。 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后，父亲在那个“官”位上诚惶诚恐地做着事，他根本没有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适宜条件。其实，除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外，现实社会的种种，也让父亲明白：自己在文学艺术创作工作上恐怕是“力不从心”了。
当然，父亲不是完全置身于文学艺术事物之外。一九五三年，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由领导组织进行集体修改。父亲参加了此项剧本修改工作，他在向主管周扬送交自己修改过的《屈原》剧本时，附有一封汇报短信。从短信和送交的修改了的剧本来看，父亲不仅对领导布置的任务态度认真，父亲做事也是“小心翼翼”。 (二闲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