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谈音乐

听禅 上贴  中国音乐学网 2011-11-30

   [我们都知道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新儒家里的代表人物，也知道他的一些与政治有关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能谈乐，这里登载出来的一些老人家谈音乐的文字，或者对研究近现代音乐史的同志有所启发，或者可见大师音乐人文之态度，也或者可见当时社会音乐氛围和若干历史人物，一些史实也应该于以注意；更有意思的是，还涉及一个老外名“卫西琴”者，也十分传神，可以想见其音乐生活之一斑，这些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下文摘自 梁漱溟 先生发表于民国二十六年，于民国二十八年修订再版的《朝话》，原文如下]：　　　

   《谈音乐》　　　　

   看见报上有一个消息，是王光祈先生最近在法国死了，在我心里很为悼惜，因这个人是有其相当的价值的，我觉得他或者是一个在音乐上有成功希望的人。民国八、九年时，他在北大是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人（此会发起人初为三人，后为八人，他仿佛还在三人之列），这个学会当时曾很包容搜罗了一些优秀青年，教授学生都有多人参加，如曾琦、李大钊先生等都是这个学会的分子。后来这个学会因其在思想上初无一定的方向路子，乃随大局的分歧而分化为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等。王先生后来自费去欧洲留学，到现在差不多已十年光景，他最初并不是研究音乐的，其归趋于音乐，乃是后来的事，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虽都曾出版了几种关于研究音乐的书，但俱非大著。他最近十余年来的生活，大都寝馈于音乐上。我同他虽不熟，但很能了解他。　　　　

   在国内对音乐有研究有创造的人真是太少，这种东西，必有真的天才才能有深厚的造诣。我对于音乐历来是看得很重的，因为它可以变化人的心理，激励人的人格。我觉得中国之复兴，必有待于礼乐之复兴。依我理想的社会组织，其中若没有礼乐，必至成为死的东西，所以我盼望有音乐人才的产生，没有音乐人才产生，真是没有办法！我的朋友卫西琴（他自名卫中）先生曾说：“人的感觉如视、听、味、触、嗅等，以触觉为最低等，以听觉为最高等。所谓最高等者，即言其花样最复杂，而与心最近，与智慧相同，影响变化人之人格者亦最快而有力。”确有见地。　　　　

   我没有经验过一次好的音乐。卫先生本是专门研究音乐的，他在太原时，曾经用中国《诗经》中之几章铺成乐，乐谱不是他的独创，是自《永乐大典》中传出来的。他特别训练了一班学生，用中乐将它表演出来。民国九、十年间，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太原开会，卫先生遂领着他的学生，演奏《诗经》谱成的乐曲，参加教育会的 陈主素 先生归来说：“这种乐，真是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乐，平生未尝听过，但听过一次，一生也不会忘记。”可惜后来 卫 先生的学生很难凑合，我未得一聆雅奏。不过，卫先生演奏的西乐，我却听过。他演奏时的精神，颇值得叫人赞叹。他用一架大钢琴奏贝多芬的乐曲，在未演奏前，他有重重的安排：先把我们听众安置在没有光或光线微弱的地方，意思是要避免光的刺激，然后才能专心静听；其次他拿幔子把自己遮起，不让人看，因为他需要全身脱光，避去衣服的束缚和他种刺激；再次告诉我们说：“在演奏时不得咳嗽，否则我就要很厉害地发怒。”意思是说，他在演奏时便是整个生命的进行，倘遇到阻碍、刺激，自然非发怒不可；最后待他演奏完毕时，竟浑身流汗，非立刻洗澡不可。当演奏时，声调是非常强烈、勇猛，似是最能代表西洋精神的作品。但也许因我是中国人——和平而软缓的心境，对这最能代表西方精神的乐曲，总觉得有些跟不上，不能接头，不能充分地得到一种满足。我深知音乐的价值，无奈我对它用不上心去，而在别人处也不曾得到一个满足。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能从我认识的人中，发现一个伟大的音乐天才。　　　　

   下文摘自《梁漱溟全集》（卷七），是梁先生1971年为 卫西琴 先生作的传记：　　　

 　卫西琴　先生传略　　　　

   卫西琴（Westharp）先生德国人，其德文姓名今不详，[1]为德国银行总裁某之独子。天资特高，不谐于俗，既深恶德帝威廉之军国主义而倾慕东方古代文明，欧战前夕乃出国东来，历游印度、日本而达中国。随即改隶美国国籍，更用中国文自名曰“卫中”，字“西琴”云。1921年愚遇之太原外国文言学校，若有契合，彼此交往相处十数年之久。日寇侵入华北华东，愚奔走抗战，音讯顿绝。嗣访闻其流落在日本。1946年曾因秦德纯参预东京审讯战犯之国际法庭之便，得一联系，旋又相失。推度其在日本身故，年纪六十至七十之间。　　　　

   据其自述，曾先后肄业德国几个大学，经历文科、医科皆不终而弃去，末后乃由音乐一科取得学位，盖音乐为其夙所耽好也。顾其所好又与俗殊，莫得知音，唯法国一音乐家能欣赏之，谓其有和于东方古乐，因教以觅读东方古籍译本于巴黎伦敦各国图书馆，是即其倾倒于古东方文化之由来。惜西人所谓东方古籍之译本既未必尽切合原义，而读者各以自己意思领会之有所难免。愚每见 卫 先生摘取中国古书一些文句揭于壁间，或时口诵而嘉叹之，殆亦类乎此情形者不少。　　　　

   当其东游抵日本，见日本人事事（音乐在内）步趋西洋，辄鄙夷之，嗟惜之，以至嫉恨之。心谓中国非古文明渊源所自乎，其必不如是。既抵上海，又转至南京而天津而北京，乃知事实上中国方歆羡日本学西洋成功而追踪之，则不能不失所望。每发为言论，直吐胸臆于不自禁。国人乍闻其言，相视诧讶者纷纷然，或疑是疯子，或疑是骗子。值此时欧战发作，其客中生活所需一向赖家中接济者，以德国被封锁猝尔断绝。内外交困，情实难堪。然写出长篇论文，商讨中国教育问题，投书严几道（复）先生求为翻译发表。严 先生于其文稿多日未加展阅，更未置答。迫不得已，再度投书自陈来访中国实为怀抱敬仰珍爱中国精神而来，顾久久不得同情谅解之人而遇之，几无可与语者，将自杀。严先生骇然，亟答书慰勉，许为翻译发表。[2]于是其论文乃以《中国教育议》为题，揭出于 梁任公 先生当时所主编之《庸言》杂志。　　　　

   任公先生夙为论坛宗匠，《庸言》又为其时舆情所重视，因之其文其人引起各方注意；卫先生得以受聘为保定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员，解决其一时生计问题者赖此焉。　　　　

   1921年愚既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问世，太原教育界邀为中等以上各学校作讲演，因得参观卫先生所主持之外国文言学校，辄惊叹其一切措施之新颖而寓有深意。先是某年全国各省教育会开联合会于太原，卫先生特率其保定师范的音乐学生来会演奏，大获好评。[3]复应山西当局邀请讲演于省政府。其时晋省当局方倾心军国主义，见之于各项施政，而卫先生不知也。在讲论教育问题中，本其夙怀力诋军国主义，在座咸为之忐忑不安。不料竟引起当局某种觉悟，信其教育主张有价值，愿留卫先生于太原，俾实验其教育理想，即以成立不久之外国文言学校交由卫先生主持。　　　　

   前云参观此校惊其措施新颖者，今当述我所见所闻。　　　　

   据闻卫先生接收学校之初，即停止学生一切学业，并阻止学生回家，先着手安排日常起居生活。学生约百余，大抵为高小初中程度。卫 先生以其保定音乐高年生为自己助手，分头组织学生为若干小组，譬喻为小家庭，在 卫 先生指导下修整宿舍、厨房、厕所（厕所为一注意点），以至讲堂、各种作业室、体育活动、娱乐活动等场所；一切土木工皆师生一同动手为之。布置既妥，在生活上所需各事物亦有些属由学生练习操作或经理之者。又如煤、米、油、盐、纸、笔等日用品，由学校成宗购进而后零售给各家各人，略同于消费合作社，亦即由职工协助学生经理其事。其他准此可类推。　　　　

   卫先生于学生饮食、睡眠、大小便通甚注意。当我被引导参观各宿舍时，卫 先生每呼唤其间因健康问题休假之某某学生，问其夜来睡眠如何，或今晨便通如何，以验知其变化情况；盖其操心入微矣！且闻为增进学生营养，卫 先生出其省府月俸之大半以改善学生伙食。遇见学生多半面色红润有兴致，盖有由来也。　　　　

   如上所述有些情况至今犹然在目。然事隔五十年之久，难于记忆明确周详者正多。此校似不在正式学制系统之内，故得以措施自由；标明外国文言学校，教学似有英、德、法三国语文，且似均由 卫 先生亲自授课。曾见其不用现成课本，而教学生排演短剧，从句中人物彼此相语为学习入手，然后及于字母、单词、文法。又如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各有 卫 先生自编教材（有油印零篇教材赠我），似乎时或亲授，时或有人代授。其他体育娱乐等活动记忆不清，不述。　　　　

   综观全部情况，卫先生对于此百余学生殆一身而兼父母师保之任，试想其劳瘁为何如乎！　　　　

   《中国教育议》一文，愚早从《庸言》得见之，且极注意细读。当时只觉其对中国过多赞叹之词、惋惜之词，顾难寻绎得一定理致与具体主张如何。此番参观虽聆教甚多，亦只能信服其——措施寓有深意，一时尚难通晓其根本学理。后经多年往还乃始有所晓然。兹略为说明其措施之涵义，以结束上文。　　　　

   卫先生所为种种措施如上者，一言扼举其要曰：凡以挽救中国人身体衰颓之势，恢复其身体活力而已。要晓得动物只有其种族遗传的身体本能生活，不离自然状态，人类却有其后天不断创造出来的文化生活，脱离此自然状态；其分别要在大脑特见发达而有卓出于身体的人心创造活动。所贵乎人者即在其能创造的人心。然人心任何活动却不离乎其身而有创造。中国古人曾有过高尚、优美、伟大的文化（音乐在内）创造，盛极一时，是皆其人心优胜的表现。后人享用此文化，渐渐形式徒存，创造不足，浸浸贵心而轻贱乎身。违离乎身的心是虚假的心，难有创造；同时，欠少了心的身亦即缺乏活力，以供给创造材料。于是一面更不能有所创造，一面身体亦显出颓废之势。此即晚近中国历史所以陷于萎靡不振的由来。卫 先生尝说“按中国情形论，在教育里最要紧的是那常常与感觉（身体力量）有关的心，常常往实用方面走的心。”其必要学生习为手工艺以至商业计算者，意在引起头脑向于实际事务而活动去，非为学生他日就业求职设想。其极关心学生身体营养与健康者，则虑其头脑所得自身体的供应不足，或受到身体方面的牵掣影响也。　　　　

   卫先生之学系从音乐而入于人类心理的研究，进而尚谈教育问题，着着落在实际上，非徒逞思辨之雄者。聆其言论，读其著作，虽一时不尽了解，总觉其言之有物，值得重视。惜其留存至今者甚少甚少，似只有四十年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张耀翔主编之《心理学》杂志内有《男女新分析心理学》一篇（愚手有存），可资研寻。往年愚曾不止一次为文粗浅地介绍其学说，今并失去。近著《人心与人生》一书，当论及身心之间关系时再为概述其大意。世有好学深思之士倘因而引起兴趣更求 卫 先生原著研究之，发掘之，俾不致湮没，斯则学术界之幸也。　　　　

   卫先生致力其教育实验约五或六年，自己认为实验效果不如所期；[4]值学生应届毕业年限，省当局似亦无意续办，遂离去太原，移居北京。愚时谢去外务，偕数友读书郊区，因约同赁屋于西郊大有庄，得有朝夕晤谈之便。此1926年春初事也。次年五月愚赴粤友李任潮陈证如之约，其后即留于广州，乃又荐举 卫先生来粤，主办一教育研究所，俾传习其心理及教育的研究。1929年愚先离粤，卫先生大约延至1931年亦离去。　　　　

   此后闻其一度应邀访问广西，而以客居上海时为多。在沪颇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文章，得些稿费，其他所从事不详。彼此踪迹疏远，难得遇合，于今回忆似只偶尔在上海相会两次而已。1937岁杪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知其困窘，从武汉以百元寄之，曾得其复谢一信，兼邀愚去香港会晤，愚固不得而赴约也。前云音讯断绝者即指此后而说。余如上文所述，不赘。
 

                                     1971年4月15日 漱记

-------------------------------------------------------------------------------   [1] 卫先生后来又曾更名为“傅有任”，似亦从英文某字之音译而来。其原来德文姓名及其家世，与曾从德国教士而久住中国之卫礼贤备悉之，惜今不尽记忆。　　　　

   [2] <庸言>刊出的《中国教育议》一文之前有译者严先生题记的一段话，叙出此情节。　　　　

   [3] 卫先生率领学生演奏的音乐大获好评的事，见于南方某省教育会的陈主素先生参加太原联合会后写的一篇文章。且仿佛记得他说及所奏为中国古乐，其乐谱是从《永乐大典》抄出古《卿云》歌的乐谱。记不准确，未便载入正文，附志于此。　　　　

   [4] 卫先生在其五年的教育实验中，自己学问大有长进，其讲话的记录和著作累积甚多，皆承其先后见赠，今俱散失无存。似乎末后他悔悟其实验相当失败，是片面地从中国人身体入手的那种观点不对。但他没有明白对我说出，故不叙入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