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气韵自苦寒来

寒夜闻柝 转自 许戈辉 新浪博客(2011-06-03 )

   标志性的满头银发，永远带着慈祥微笑的脸庞，镜头里的 秦怡老师总是那么雍容、端庄、淡然、优雅，美丽似乎从未从她身上散去，在岁月的打磨下愈发闪耀动人的光芒。七十二年的艺术生涯，五十多个银幕和话剧角色，曾经的影剧舞台“四大名旦”之一，不了解的人很难看出这位已有90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一生中曾经历过多少坎坷和磨难。2008年汶川地震时，她捐出几乎等于全部积蓄的20万元，令很多人动容。她只是淡淡地说：“儿子已经去了，现在没有牵挂了，愿意把这些存款捐出去帮助灾区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由上海市闵行区政府主办的“秦怡艺术馆”于2011年5月27日落成。展览全面回顾了秦怡老师跨世纪的艺术生涯，并沿着她的足迹，对我国的戏剧、电影历程进行了整理和归纳。这是我国迄今为止，为仍活跃在影视剧坛的艺术家，以个人姓名命名的第一座艺术展示馆。

   抗战中走上演艺之路

   许戈辉：筹备艺术馆的过程等于您把自己的整个艺术生涯也重新梳理了一遍，有很多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回忆吧。

   秦怡：艺术方面我主要有话剧和电影，可惜现在很多资料寻找起来都非常困难。一方面我们演话剧的最盛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照相机都是宝贝，而且当时住过的三个地方都炸掉了，资料很少留下；另一方面是后来文革中毁掉了。我想建这个艺术馆的最大好处是让文艺工作者和观众之间有了一个平台，不论是研究人员，还是普通的观众、文艺爱好者，都可以通过这个艺术馆，了解演员，了解文艺创作过程，了解作为文艺创作背景的一个时代。

   许戈辉：您当年是怎样走上艺术道路的？据我了解您是一个挺有反叛意识的女孩子，少年时代就从大户人家离家出走了。

   秦怡：是，16岁，因为抗日战争的洪流把我卷进去了。全面抗战以后，我们这些学生经常向政府请愿，也去演街头剧、参加红十字会等等。整个国家社会的时代背景就是那样，青年们更是坚决地要参加抗战，书念不下去了。上海当时也受到很多次轰炸，我心里恨极了，这种情绪在当时是普遍的，有一天趁着家人不知道，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在早晨5点钟偷偷跑出去。当时我年纪最小，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就走了。我是去参加抗日战争，想到前线去打仗，也可以做战地护士。但因为我年龄太小，一起去的人他们不同意，怕我这么小就牺牲了。我自己想的是目标既定就永远追寻，和他们到了武汉。刚开始在军队做文书，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这份工作对抗战没有实际价值，就和另外两个女孩子去教战士们唱抗战歌曲。当时战士们的生活很惨，吃穿都没保证，又很容易生病，我们一唱那个“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他们马上就坐起来，这还是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许戈辉：这就是文艺的力量。

   秦怡：是的，尽管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但在那种时候其实更需要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虽然没做什么别的事请，但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后来我们去了重庆，而我之所以演戏，是为了维持生存，因为活下来我才能去抗战。刚到重庆的时候感觉前途茫茫，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有一次跟着别人去看话剧，在门口等她，应云卫导演和史东山导演从后台出来看见了我，他们问我喜欢话剧吗，喜欢演吗？后来他们托人找我去演话剧。因为要挣钱，我去了，但我没想到演戏这么难。头一个戏我只有一句台词，我拼命地练，一句台词念啊念，睡睡觉也起来念，吃吃饭也念，人家说这小孩子发疯了练的。我不懂什么是创造人物，这些都没有学过，反正每一次都去问人家有经验的演员，但后来还是觉得自己不是演戏的料，因为我是封建家庭出身的，很腼腆，放不开，再加上遇到了一些坎坷的事情，心情很差，1940年我就离开了。1941上半年，他们又来找我演曹禺改编的一出独幕剧《正在想》，让我演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嬷嬷。当时我只有19岁，但我把那个服装一穿，妆一化，倒真的有点感觉了。因为我那时病了很久，人本来就瘦一些，打一把洋伞，挂一个黄布袋，在镜子面前走来走去，越看越像。当时就忽然之间产生了一种欲望，创作欲望。本来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要演了，但在这个舞台上，大家说这个姑娘会演戏，她演的是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物，演得挺好。这个独幕剧得到了好评，又唤起了我喜欢电影、喜欢文艺的感觉。1941年中共南方局成立了一个话剧团，中华剧艺社，我加入了。团里生活很艰苦，但是艺术氛围非常强，我演的第一部剧是《大地回春》，他们说是一炮打响，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只觉得是碰上了，那种有关亲情和爱情的痛苦我能体会，自己和戏里的角色非常相似。

   许戈辉：好像您总是强调运气的部分，而不强调自己的努力。

   秦怡：因为这是事实，我真的是碰上了。应云卫导演很聪明，他明白我能演好什么角色，他给我机会让我演。并不是我演技真的多好，只是那时的思想感情很合适演那种哭哭啼啼、有很多问题和矛盾的戏，各种各样的条件碰到一起，就成功了。

   许戈辉：那后来的作品里，您觉得从哪一部开始，您不是碰上了，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不断的琢磨研究，把角色塑造得非常成功。

   秦怡：还是应云卫导演，他马上要我演第二部剧《天国春秋》，我只有一场戏，他要锻炼我，培养我，让我重要角色也演得好，次要角色也演得好。我演一名青楼女子，但她非常有头脑，是爱国爱民的。这场戏很难演，她的外形和生活习惯是要符合那样一个身份的，但她的思想意识有另外一个高度。我在这一场戏里倒是演的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爱国爱民这点我有基础，青楼女子的生活我虽然没有，但这一段戏的矛盾冲突在于她不愿意屈服于敌人，所以虽然难，但还是可以演出来。剧本是阳翰笙写的，他非常夸赞我。后来在《大地回春》里，我又演了一个可怜虫一样的女子，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一个人物，演了很多革命的戏。但我又一次离开了，因为自己慢慢成熟起来，知道了喜欢的是什么，明确了要做什么事，一定要往这个路上走，去追求。当时我已经成名了，成了所谓“四大名旦”，给我的戏都是主要角色，但是我不想演，那种戏是我不喜欢的，所以我只能离开，就去了西康。西康有铜铅锌煤矿，我就先下煤矿，去了解煤矿工人的生活。下煤矿是这样，爬到中间的时候会缺氧，很多人会就这样憋死了。所以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爬，但是我坚持，他们坳不过我，就让两个煤矿工人在我前后，我爬不动的时候就拉着、推着我。爬到中间的时候我真的快死了，是被他们一个拉一个推硬给弄出去了，就是这样。我不会去做煤矿工人，但是我经历了这个苦难，体验了那种生活。那时候一个煤矿工人只能活六年，而且真正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都是破的布条在身上挂着。我问，明明知道只能活六年，为什么还要做呢？他说姑娘，不做的话一天也活不成，确实就是这样。当时就感觉世上还有活得这么苦的人，受到很深的教育和震动。

   许戈辉：他们生活得苦是迫不得已，您却是去自找苦吃。给您重要的角色，您不喜欢也不演，偏要演那些小角色来磨炼自己，还下煤矿去体验生活。

   秦怡：就是自找苦吃，我觉得吃过苦的人同情心特别强，要尝到那个苦头，体验过了之后就会永生不忘。吃过苦的人才会有成就，遇到再苦的事情也不怕。一个人一生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时期，像我们十几岁就经历抗日战争，家破人亡，总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这是大时局的改变，你必须去经受。因为我经过了那些苦，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样样都很满足。苦难是可以克服的，幸福是要自己去争取的，要忍耐，要坚韧不拔地抱着一种希望，这样就能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

   磨难痛苦，淡定接受

   许戈辉：您有没有抱怨过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因为我了解您的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来自婚姻和家庭的不幸。

   秦怡：这个问题看怎么去解释。爱在生活里很重要，那些痛苦要看你怎么去理解。我有时候想想我跟金焰，头七年非常的好，一切如意，还有了孩子，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一起给孩子洗澡或者做这做那，想着我们的将来，孩子长大的样子，那时很开心。

   许戈辉：当时外界看您和金焰老师是金童玉女般的一对。

   秦怡：是啊，连外国人也这样讲。婚礼来了一个法国导演，说这对夫妻实在是太少有了。其实之前没想到要结婚，因为我前面一段婚姻的苦头已经吃够了，而且我有很多工作，很忙。我觉得只要有爱情就可以不结婚，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心心相印了，结婚只是个形式，当然这个形式是让两个人有更多地时间爱下去、走下去，但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感情，没有感情了结了婚又怎么样呢，卿卿我我只是一时，所以我更愿意我们两个人事业蒸蒸日上，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如果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思想是共同的，有这样的基础，我们的感情会维持得更久。虽然后来我们有些矛盾，但一辈子都没有吵过架，我觉得这一点很好。我不是那种很能干的家庭妇女，只是脑子比他转得要快一点。他是个特别能干、特别有才华的人，会做菜，会做衣服，会开车，样样都会，他拉提琴，拉完了以后自己会做一个，我很崇拜他。我们是一种偶然性的遇见，但也是必然性的结合。但后来，在生活上我们两个人是有距离的，我这么忙，经常在外面演戏，他经常在家里，我一年到头很少有时间陪他。他也是很热爱事业的人，原以为解放以后可以大干一场，没想到才48岁就一病不起，他病得太早了。1962年开刀以后，不能吃不能喝，他自己治疗自己，总算活到73岁，但这段时间过得非常苦，中间还经历了文革，不能看病，不能吃药，一年到头躺在床上。病越来越严重，年纪也越来越大，心情自然不会好。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忙得疯了似的，一个戏接着一个戏，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我很难给他照顾和安慰，感情上就渐渐疏远了。

   许戈辉：有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在家中，您要面对丈夫和儿子两个病人，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会冲您发脾气，而您自己也患过肠癌，所谓相由心生，我觉得作为女人，如果自己的生活里面有这么多的困难，受了这么多苦，她看起来会很凄苦沧桑的吧。可是您在所有观众的印象里边，一直是很从容、很美丽的，好像是一个生活得非常安逸和幸福的人。您心里苦吗？

   秦怡：是很辛苦的。但是我想开了，想通了。不然怎么办呢，丈夫是这样的病，躺在床上，三顿饭都不能吃，他自己治疗自己，要不然早就活不成了。儿子是这样的病，你跟他没有办法，他不理睬你，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行为自己都不知道。我只能研究，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不能治，发病是在什么情况下。那时我拍戏必须要带着他，因为放在家里没人能照顾。夏天他发病更厉害，因为夏天人本来就容易烦，他就从忧郁转到狂躁了，一火了就要打人，要打就打我，因为我一天到晚叮嘱他吃药，我就是他的敌人。他在发病最严重的时候认为自己没有病，他要知道自己有病了就是好了。在最后的十二三年里他都知道自己有病，所以就非常懂事，讲话非常得体，还很有学习劲儿，学画画，能背下所有毛主席的诗词，到临死都是这个样子。

   许戈辉：我想什么药也比不上您作为一个母亲，给他的包容与爱。如果您能够回过头去重新选择，您会选择放弃拍戏、放弃自己的事业，更多陪伴在丈夫和儿子身边吗？

   秦怡：我不会放弃。事业我是不会放弃的，我想如果我没有了事业，可能跟他一样心情不好，他也是对事业很认真的人，只是因为身体限制没法再工作。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后悔和遗憾的，遗憾了又怎么样呢？事实就摆在那儿，自己没有很好地处理，比如那时他病得很严重的关键时刻，我放弃一个戏，回来在他身边照顾他多一点，可能我们两个会更好地走下去。可当时想的是好不容易可以多演一些喜欢的戏，他还不要紧，家里还有人照顾他，老是那么想。

   宽容之心有大爱

   许戈辉：文革的时候您受到很大的冲击吗？

   秦怡：也不算有，我始终没有挨过打。可能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拍戏，那些老工人是非常护我的，那时有人叫秦怡出来怎样怎样，老工人会说秦怡做了什么了，我们看着她长大的。听着那些话我心里很感激。其实那个时候要来打你、骂你的人，他们自己也在受骗，也不明白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什么叫革命，都是年轻人，不认识什么大的问题。以后慢慢明白了之后，他们还到我家里来看我，说我那个《北国江南》的戏演得好极了，我想以前你不就是拿这个来整我的嘛，但是他们很好，我也没有那种什么隔阂了，就算了。

   许戈辉：所以我想在文革中，您没有受太多的皮肉之苦，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戏好，一方面是因为人好。

   秦怡：因为我就是随和的脾气，从来不大去刺人。他们都说我多好多好，其实你看我现在，并没有做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我捐钱他们说不得了，其实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你看那么多的年轻人，我们解放军，哪里有困难、灾难，终归是跑到最前头。他们甚至有时候牺牲自己的生命呐，我就坐在家里，拿出这点钱捐了，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说得我都有点惭愧，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年龄了，如果真的时光倒流几十年，我也许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还可以出力，我能做的事情我去做了，就能心安理得。

   许戈辉：我觉得您是属于那种心肠软、性格硬的人。您同情弱者，但是面对艰难困苦，您不低头不弯腰，自己抗过来。您还是蛮理性的一个人，虽然您做的是很感性的艺术事业。

   秦怡：对，我是属于外柔内刚的人。我很理智，但我也是感性的，你看我这种软心肠就是很感性。我小时候坐那种人力三轮车，会用一种自己觉得会减轻重量的姿势坐，其实还是你这个人的重量，但小时候就是这样，同情心很强。就算有人做了对我很不利的事情，我也不会反过来去打击他，只是希望他自己明白。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