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大修”有望排除刑讯逼供 

刘洪波 易网博客  2011-6-14  

     邢事诉讼法据报将要“大修”，离上次大修15年，这次有望排除刑讯逼供证据。

 　 报道说，过去15年，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已将大修刑诉法列入今年计划，法工委已正式启动调研。而有专家建议，上策是取“米兰达警告”，确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中策是接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使受刑事指控者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下策是废除“如实供述”要求，放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
 
　　以此修改，则刑案诉讼在程序上的完善将达到新的水平，人们应当欢迎这一变化。从此，屈打成招可能减少，但有罪而未究可能增加。

　　程序完善后面，法律理念的基点将有所改变。刑法是什么，功能何在，国家的法律定义，社会对法律的理解，都需有所不同。法律是有权阶级的意志、统治的工具、惩罚坏人的手段，还是权利和安全的保障？
 
　　“宁可错罚三千，不可错放一个”，这是无视程序正义的胡作非为。它的反面是什么？是“宁可错放一个，不可错罚三千”吗，你可能觉得合理；但如果是“宁可错放三千，不可错罚一个”呢，你是否还会觉得合理？而实际上，错罚与放过的数量关系往往并不像三千对一这样简单，人们总是面临一个个具体的案件。
 
　　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罪行可能在“推理的逻辑”上成立”，但在“法律的逻辑”上不能确定。审判不靠合理推断，而要建立证据的锁链。不能构成证据链，就无法锁定犯罪人。这样，审判有时将冲突于人们历久形成的对法律的传统认识，冲突于这个社会的法律文化，冲突于某种难言理性的情绪，于是产生新的心理郁积乃至社会事件。

　　我们可能看到，修改后的程序没有得到实际的遵守，于是人们更加失去法律的信仰。我们也可能看到，修改后的程序得到实际的执行，侦查、起诉和审判环节都因无精力、无能力、无时间去执着于惩罚犯罪，而是倾向于更多地开释嫌疑，毕竟错误的开释只是“办案不力”，而错误的拘押则后果更严重。或许，短时间乃至相当一段时间，社会安全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普通人的安全感降低。

　　错罚与错放，都不是理想状态。然而，现实的法律过程，每每无法根绝错罚或者错放。若无程序正义，则错罚与错放就会大量发生。程序正义并不完美，但为达目的不计手段那就是罪恶。只是，法律不能满足于程序正义，而是要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体正义。
 
　　人们希望良好的秩序，而不是暴力的秩序或者自由的混乱。暴力的秩序令人厌恶，自由的混乱也可能怀念“铁腕”。秩序并非只是法律问题。法律的公正能够让人值得信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社会公正能够得到保证，这就是消除不平和犯罪的土壤。要实现法律的程序正义，社会就应当继续前进，让人树立法律公正和社会公正的信心。如果法律现实让人失望，社会现实让人痛心切齿，那么社会就只能在暴力的秩序或者自由的混乱中旋转，程序正义可能成为特权的逃罪通道，社会则成为仇恨和暴力的温床。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程序正义将提供底线的平等、形式的平等，然而，每个人在司法过程中启动程序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运用程序的个人能力、社会能力和经济能力是有差别的。一个穷小子得到的程序正义，与一个亿万富翁或权力人物得到的程序正义不能等量齐观。不是每个人都请得起庞大的辩护团，程序正义下的匆匆定罪与全力脱罪将不时出现，这也是我们在程序正义之后必须继续解决的问题。
 
　　这个世界的法治从来未臻理想，法治理想本身却照耀着社会的方向。
 
　　                      2011-6-13
 
       （原题： 程序正义并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