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我一直假设自己是自由的

吴虹飞 张晶晶 徐萌

凤凰网 2011年07月07日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洪晃有着“名门痞女”的标签，但在她复杂身世与口无遮拦之外，有着对权力的疏离，对名利的反思，对名流的嘲讽，对虚假与不公的批判

   “小时候和我妈妈一起出去，碰到熟人都会问：‘这你女儿啊，章含之？’我妈说‘是’。大人会说：‘哟，长得真没你好看，一点不像。’之后妈妈也从来没跟我说，这些人不对，我挺好看的。我就当然认为自己长得很丑。”

   刘索拉说，“洪晃虽是做设计、服装杂志的，但她并不注意穿衣服，她的着衣风格杂乱无章，有时是北京式的混不吝；有时是美国式的大汗衫加运动装；有时也穿些欧洲人喜欢的异国情调中式小衫；有时突然穿上性感的欧洲时装，居然有了些颓废气；最糟的是她的女商人形象，把自己装在套装里，好像吃错了药，得了痴呆症。”

   被洪晃称为“所有时尚女编辑的性幻想对象”的陈丹青，这样描述他初见的80年代的洪晃：时人称“妞”，细高个儿，穿着一个很紧的牛仔裤，叼根坤烟，开口“你丫、你丫”的，一副很没样子的样子，在电影院门口等凯歌。

   “他们北京有这样一帮人，就是文艺名流子弟，他们自己也是文艺名流，跑到纽约去。我在文革结束到北京上学，就开始接触这批其实挺洋派的一群人。”

   她不认为自己叛逆。“我其实一点都不叛逆。这辈子没玩过摇滚，没写过诗歌，不爱喝酒，大学毕业后，再也没抽过大麻，更不要说别的。我只不过很直接。”比如她谈到性问题时说：

   “作为《金瓶梅》作者的后人，我们真该感到难为情。我们的祖先那么有性想象力和创意，我们今天都对着一个小电脑银屏，瞎搜索震动的车。居然连西方人当代玩剩下来的性游戏，在我们这里也足以成为大家关注的新闻。这要不是开历史倒车，还是什么？所以，希望大家重视振兴中华的所有优秀传统！”

   她口无遮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非诚勿扰》这部电影，我都呆了，这不就是一百分钟的广告嘛……”毫不留情地挖苦冯小刚，“原则上我是不会去看他的影片的”。又说张艺谋的《三枪》是一部“下贱”的作品，而赵本山春晚的小品成了拿穷人取乐的“笑贫不笑娼”的低劣之作。她有一次还无意地说，韩寒是“凹造型”的人，即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的人。“我可不敢讥讽韩寒。那下场比讥讽政府惨多了。”

   在大行中庸之道的中国，洪晃的言辞往往显得很“痞”，用好一点的形容词，就是“率真”、“幽默”。有时候，拿别人和自己开涮的洪晃是比周立波有趣，比小沈阳高雅，又比郭德纲平添了不少时尚的。

   刘索拉说：“她怎么没去演喜剧？！……洪晃喜欢拿她的私生活当笑料。”但是一个转折，原来她心里却是一个细腻和重感情的人。“毅然抛弃或选择一种感情方式或一个感情对象，毫不以社会意义为标准，比很多人要固执得多。”

   她是一个聪明女人。“善良、强烈的好奇心、毫无竞争能力，兴趣和脾气都变化无常，幽默。”

   “我是个实在人，在这种‘假天下’里活着，让我深深感到绝望，从肚脐眼里渴望真东西。”“我们的虚伪在于我们真的特别希望看到活得比我们好的人活受罪。”“忠贞不渝并不比睡5个男人更高尚。”

   问她这些话是不是她说的。她说她不记得了，但是她同意以上说法。

   家世

   “我的外祖父有3个老婆……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我爸爸的爸爸有两个老婆……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9岁那年分开了，我妈妈后来的丈夫是中国前外交部长，我爸爸后来的老婆是个大美妞演员……对了，我妈妈的亲生母亲原来是上海的交际花，外号叫‘康克林西施’，我妈妈是私生女……我12岁就被送到美国来了，16岁被送回去，因为我妈和她的丈夫下台了，被办了学习班……就是被软禁了。”

   以上是洪晃29岁第二次离婚时，在纽约对心理医生用通俗的英文陈述家史。

   她对记者说，“作为一个经常被标为高干子弟的人，我对中国体制内的文化很生疏，甚至很幼稚。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政府在我们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我一直假设我是自由的。”

   洪晃的外公章士钊曾是1918年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1920年毛泽东找到章士钊寻求资助，章士钊当即以两万元巨款相赠，毛因此开展了湖南革命运动。1949年，他受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建国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61年，也就是洪晃出生那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国穷民困。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两千元给章士钊，以解其困，送满10年。按照当时中国职工平均工资几十块的标准，这是一笔巨款。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1935年生于上海，22岁时与洪晃的生父洪君彦结婚。她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因父亲和毛泽东有着几十年的朋友关系，28岁时成了毛泽东的英文老师，并于1971年由主席亲自指派到外交部工作，他说：“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能说能写，还很有勇气。”两年后在主席的劝说下与洪君彦离婚，与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第二次组建了家庭，开始了她此后的一系列政治生涯。当时乔冠华60岁，章含之38岁，洪晃12岁。

   在70年代的外交界，“末代名媛”章含之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国外交界“五朵金花”之一。“我妈妈不是一个政治家，她一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小姐。她对出人头地感兴趣，而在那个年代，出人头地就是政治。没有别的途径。我妈妈对政治不热衷，但是她喜欢政治权力给她带来的感觉。”

   作曲家陈钢这样评价章含之：“她是标准的上海女人，就像《花样年华》里的房东太太。她打扮入时但很有分寸，熟谙国际事务，操一口纯正牛津腔英语，但同时又是性情中人。”沙叶新说，“她是个令人难忘的生动的朋友，也是个真正的美女。”

   洪晃的生父洪君彦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近40年，曾是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1993年退休，现定居香港。洪君彦与洪晃的母亲章含之相识于1949年北京的圣诞舞会，当时他还只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而章含之只有14岁，两人恋爱8年后成婚，4年后生下女儿洪晃。1966年，洪君彦受到“文革”冲击。当时洪晃一家在北京史家胡同51号的住所，遭受的唯一一次抄家就是因洪君彦而起。1973年，他与章含之离婚。关于这段感情的变故与最终决裂，洪君彦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着文探究，对与章当年的离婚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香港《明报》曾发表他的文章《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文中描绘了他在文革时期遭受的迫害，指出章在此后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关心和帮助，并曾与其他人交往。但在文章登到一半时在女儿洪晃的要求下撤稿。

   至于洪晃的继父乔冠华，人称“乔老爷”，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4至1976年间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曾在中国外交界叱咤风云。“我觉得乔冠华当官的时候是一个很纠结的知识分子，不当官的时候，是一个纠结的宦官。总而言之，挺纠结的一个人。”

   我们问她是否能客观评价自己的亲人。洪晃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能客观地在公开场合评价我的亲人。私底下我是有自己观点的，但并不一定与公众观点吻合。”

   “身世不是羁绊，是个话柄。总是被人提起。我不回避，但是有点乏味。这不是我能选择，我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有利有弊。50/50吧。在中国，任何年代，名门都和平民不一样，因为我们并不接受所谓普世价值观，我们不相信平等，所以名门是所有，我生下来机遇、社会关系、成功概率就比普通老百姓高不知道多少倍。”

   史家胡同51号

   在章含之、洪君彦的回忆录里，都有洪晃的童年照片，他们叫她“妞妞”。

   北京市史家胡同51号是洪晃的出生地，那是一个三进院的四合院，洪晃的外公章士钊80岁生日那天，周恩来总理来探望他，特别指示送给他住的。院子门口的一棵海棠树，是洪晃出生那天特别种的。

   当时百姓的食物，花生之类都是限量的，而洪晃一家就在四合院里自己种，全家人一起种一起收，收的时候洪晃就蹲在地上剥，喜笑颜开的一家人。夏天院子里还有个“冰箱”，不是现在插电的，而是两块真的大冰坨，吃不掉的饭菜就放在里面。

   在洪晃的记忆里，由于外公“民主人士”的身份，经常会有一些很“另类”的人到家里拜访。让她印象深的，有老上海的女明星、刚刚留学归来的摩登女郎等等。她们在小院里换上时髦洋气的衣裙，肆无忌惮地打扮，谈笑唱歌。

   1970年，洪晃的外婆去世了，9岁的她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院寄宿。报到第一天，就因为她的褥子比其他同学厚，还带了一个洗屁股的盆，被老师批评为“腐化”。她也因为这些被其他人当成异类，当时她开始觉得优越感是一种耻辱，越无产阶级化越好，开始贬低物质，所以特别恨家里给的东西。反抗之举不断，例如当时星期六放假，中午回家，她会在学校多打一份熬白菜带回去，不吃家里的饭，还把脸盆摔坏了，故意看上去破破烂烂的。

   1973年5月，父亲洪君彦带她出去玩，告诉她父母离婚了。父女两人一起坐公共汽车，332路换11路到灯市东口。临别的时候洪君彦说不能再送她了，让她自己回去，可是又不放心她一个人过马路，就又和她一起过了马路才走。回到家，章含之怕她心情不好，带她去看杂技，结果她看着杂技团的表演，“忽然就哭了”。洪晃当时觉得离婚特别恐怖，害怕自己特殊，特别想当主流，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洪君彦告诉她，“应该走你自己的道路”。

   “很快，妈妈就和乔老爷结婚了。”

   自乔冠华退休后，史家胡同51号就没有给过暖气。1983年“乔老爷”去世后，房子就再没有部门来维修了，从1985年开始，章含之就每年找人自己修。2008年1月，章含之去世，还没过正月十五，外交部就开始来要房了。

   “史家胡同51号是当年毛泽东送给我外公章士钊的，但是送的是居住权，没有送产权，因为没有给房产证。我外公也没有要。外公过世后，乔冠华搬进史家胡同51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房产归属于外交部了。根据外交部出示的产权证，似乎是1990年。”

   其实章含之在世的时候，就想过很久这套房子怎么办，她们那代人其实对财产的概念很弱，但是为了洪晃，章含之提出过做一个章士钊故居。然后层层打报告，提申请，“求爷爷告奶奶，所有的部门和人都可以给你脸看，可以给你风凉话。”章含之当时七十多了，洪晃觉得她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自己去受这个气。

   谈到目前的“强拆”，她说：“恐怖！毫无人性！‘强拆’反映出一个欺负弱者的文化，一个不公平的社会。”

   出国

   1973年，12岁的洪晃以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学生的身份赴美读书。

   “只记得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28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临走之前，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28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老师比学生还糟糕，嘻嘻哈哈，成何体统！”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10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洪晃是美国瓦瑟大学84届毕业生，“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我们学校40%的男生里面有一半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惟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那些前夫们

   洪晃第一任丈夫Andrew是美国的一位工程师。1983年乔冠华去世，洪晃要回国参加追悼会，担心自己回国后去不了美国，匆匆和Andrew结婚，那时她大学尚未毕业。从教堂回来的路上给章含之打电话，告诉她别担心了，自己结婚了，马上就能回去了。电话那边的章含之惟有沉默。

   1985年，洪晃回国后成为西德某金属公司的首代，据说她的月薪高达7000美元，而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不过70元人民币。

   “大部分时间，我在甘维珍公司上班，陪老外见官员，当翻译。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文艺女青年很浪漫的生活。我其实是中国第一批白领，基本上在刘索拉等文化青年正轰轰烈烈地掀起中国20世纪文化复兴的时候，我在倒卖整船整船的氧化铝。之后我遇到了陈凯歌。”

   “我第一次知道陈凯歌这个人，是看完《黄土地》，的的确确是非常震撼，完全像一首诗。”

   “那时就是觉得搞艺术的人太高尚了、太伟大了，金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因为年轻，才26岁，挣了点儿钱，觉得生活空虚，死活要跟艺术沾点边。”

   那时陈凯歌去拍《孩子王》，洪晃与前任丈夫Andrew还去外景地探班。“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是陈凯歌跟Andrew一块儿在《孩子王》的外景地搭着肩膀照的，特亲热。回来之后，我和Andrew就吵翻了，然后Andrew就走了。”

   1989年，洪晃和陈凯歌在纽约市政厅登记结婚。陈凯歌分别与倪萍、陈红传出过绯闻。就在陈凯歌1993年因《霸王别姬》踏上红地毯之前，“他看着我难受，我看着他也难受，既然这样那就别在一块儿过了。”

   1993年，洪晃有了第三任丈夫法国人彭塞，法国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洪晃在西方文化方面的启蒙老师。但文化背景的不同让她仍然重蹈第一次婚姻覆辙。

   “我对藕断丝连特别好奇，因为我每次都断得毫无联系。”“在感情上非常简单，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来就散。这方面我从来不勉强自己，也不勉强别人。”

   目前洪晃和室内设计师杨小平生活在一起。她曾在博客上贴出男友为她做的面条。“他真的给了我一个特别完美的生活。这种融洽，我这一辈子头一次享受，觉得特别难舍难分。”

   “非婚姻状态不是我俩有意的，是很多奇怪的事件决定的。我们不是一个开放的男女关系，还是很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在我这年龄、处境，一夜情的代价太大，所以，根本不往那里想。”

   “我需要男人，但不依赖他们。”又说，“其实中国最幸福的女人是剩女，她们掌握自己的时间，可以和自己有感觉的异性或同性过夜，她们经济独立，如果父母健康，几乎毫无牵挂。”

   2006年洪晃领养了一个女孩平平。“她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越来越‘宅’了。”

   “我溺爱我闺女。我和她很亲，她6岁，会说一些让你心里发酸的话，比如‘妈妈你减肥吧，这样你能活得很长，我不想你走。’我想让平平有个自然的童年，高兴的。这当然与我的童年有关，我不想让平平对家庭背景、名利太敏感。”

   活得艺术比艺术本身重要

   人物周刊：你认为北京是一个名利场吗？你作为杂志投资人，一个职业经理人，是如何经营的？

   洪晃：整个中国是个名利场，北京首当其冲。

   我不是一个好的商人，因为我不认同追求最大利益是我工作的目标，我需要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对社会发展有正面效益的。我希望我找的人都分享我对中国原创的热情，我需要有严谨的管理能力的人。我现在的管理不太健全，即兴多于计划，感性多于理智，我在尽量纠正。我很难把自己归类于文化人，也很难归类于商人。二者之间，我游离的空间很大，我喜欢这个空间。

   人物周刊：中国有真正的时尚杂志吗？

   洪晃：中国没有时尚行业，只有制造行业。时尚的核心是设计，而我们远离其核心，我们甚至没有接触核心的通路。我们只能跟他们敷衍一下，鸡尾酒一下。所以只能二次消化国外的信息。也有既无知又胆大的敢发表评论，但是基本上属于狗屁不通。

   我们这些所谓时尚刊物的人，一年都见不到一次时尚的核心权力人物，真的，谁记得上一次一个中国记者和MiucciaPrada单独谈话超过30分钟？2009FW巴黎时装周的时候，有人和KarlLagerfeld吃过晚饭？

   人物周刊：谈谈中国的设计未来在哪里？

   洪晃：中国设计的未来在于找到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表达这个价值观念的审美系统，一个反映这个审美系统的生活方式，一个认可这个生活方式的市场。

   时尚的话语权不在东方，在西方，在巴黎、米兰、纽约。我们消费的是西方的时尚，享受的是西方的时尚方式，认同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们的政府很强大，如果政府重视原创，原创就会起来，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创作。这些比我小20岁的设计师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概念，和我的中国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一代人在中国长大了。他们更新，更好，更中国，更今天。

   人物周刊：你认为，“重视细节是时尚的本质，设计则是时尚的核心。”

   洪晃：一个半岛的下午茶--茶壶很小，有托盘，茶壶柄上有个小手垫，怕你烫手。旁边有一个小圆银盘，上面有个茶漏，旁边还有一大壶热开水，上面套着棉套，怕水凉了。这套细节很有意思，规范了你的行为--你要先把茶漏放在茶杯上，然后拿起茶壶倒茶。当杯子快满的时候，停，再把茶漏放回小圆银盘上面。这套动作让你理解英国人，理解简·奥斯汀。想象如果与你共享下午茶的是你心目中的男人，你真的可以很缓慢地做这一套动作，给你自己更多的时间去答复他的问题。这跟倒杯可乐太不一样了。我喜欢细节，但是并不沉溺于某类艺术，现实生活对我很重要。我相信活得艺术比艺术本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