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海

 (北美《世界日报》，2007年4月24日)

    凡是从20世纪中期过来的中国人，都体验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否决过“资本”与“智本”是民富国强之本钱。但80年代以来，把那样一个人为的一穷二白，政经溯临不幸边缘之际，但又极幸运地在一个极有智慧留学法国老领导人的引领下，体验到了他同他的接班人曾经被否定的“资本”与“知本”善于运筹的力量，而正是出于这位力挽狂澜的邓公的智慧和历练，资本，让中国人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人性成为理性的希望。

    但资本与智本的投入产出，还需要依法，护法的外衣。谚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否则在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下，掩盖著很肮脏的拜金主义横行的深层。突出表现在名曰“法治”下的“人治”。操纵于权势与金钱拥有者，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置之度外。笔者品行朴拙，但身处民主自由言论之国家里，为爱护知识产权，怀旧老友，为怀念四十年前流行爱国老曲调再回首，不由仗义执言，澄清史实有据理论，讨还公道是在人心！

    正确的疑异，在于最近上海法院在一起许如辉戏曲音乐侵权案判决时，竟在原被告所提，有关人物、事的“证据”极不对称、被告无有任何证据之下，进行“似非而是”，自相矛盾，不合专业乐理词曲逻辑下的结论，作为判决依据，如以美国常用词汇论之，可以说是弔诡（ Paradox ）。

    尽管笔者不谙法律，大学专业是经济系，兼修社会学和哲学，研究市场心理，颇有实践心得。但按常识判断，如果没有证据，或历史论证的控词或辩词，法庭不予接受，这是办案的基本原则。

    根据许如辉之女许文霞告之，她所提供原告一方为证明《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两代人》、《茶花女》等作品的作曲者系许如辉，提交了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文字资料，如演出广告、剧本说明书、残留曲谱等，上面清楚写明：水辉”（许如辉）作曲。文字证据高达 54 件之多。而侵权方提供不了任何包括文字印本的反证，几乎空白，欲令人疑异费解的是侵权被告方胜诉，还竟把许如辉作曲署名权宣判给与本案控辩方之外的第三者，仅是演唱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所有。

    据已作古的生前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移加后过从甚密的钱涌，乃具专业水平，沪港著名沪剧名票，笔者还能联想，怀念他如数家珍的谈起有关沪剧的演变史话。早年沪剧属地方戏剧种，俗称滩簧或本滩，中期称申曲，之所以能脱土俗变洋化，归功于解放 50 年代初期，作曲界人士的介入，功不可没，呈现具西洋现代乐曲氛围衬托出名牌演员的独特唱腔，锦上添花，令观众丝丝入扣，动心心弦。益发烘托作为通俗的地方剧种沪剧越剧提升其表演艺术，更上一层楼，同时显现于票房价值。但“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剧种的“配器”环绕其主旋律作为主题外，加辅助旋律以西洋配伴，其原声唱腔实行总谱到音符， Base 配立体音调，民乐配器中有笛子、二胡、琵琶、箫、革胡（低声）乐队经编排演奏。“牡丹需要绿叶助”。笔者听了钱兄一席话，至今仍在脑海中。笔者虽仅懂皮毛，但深谙逻辑推理，观众普遍认为一位演员，只代表唱工角色，作词、作曲另有他人。演员持有唱腔音调，不可能代表三合一。一言以蔽之，越俎代庖则近乎荒谬，词曲家维护知识产权有理。 （李宗海先生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