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治　首席小提琴家的追求

【人物絮语】加拿大移民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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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朋友给我推荐，让我去采访候伯治，就特别提到候伯治曾经是《白毛女》芭蕾舞剧组的首席小提琴手。

　　我一听兴致就上来了，因为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对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可说是刻骨铭心。

　　但我马上又问：“那他到了加拿大，是靠吃老本，还是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朋友说：他绝对是后一种人。

　　在候伯治家里，我们除了谈艺术，也扯到其他话题。他给我看他亲手制做的小提琴，做工精巧，令人叫绝。他不光琴拉得好，还是一位能工巧匠呐。

　　其时，我坐在他那精巧实用的阳台上，饱览窗外的景色，不禁赞叹，这个阳台造得实在太有水平了，人在其中殊觉享受。

　　他却告诉我，这个阳台也是他自己动手建起来的。看着我一脸的惊奇，他笑着说，他去店里买了阳台的全部材料，还带有说明书。店主问他，需不需要上门来装，他说，我自己试一试吧。回来后，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装好了这个玻璃罩住的大阳台。后来，店家来看过，简直不相信是他自己完成的，说是曾有顾客买回去材料后，用了几天也没有装好。

　　我不由得不佩服候伯治本事高强。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而且是脚踏实地生活在这片大地上，靠其坚实的基础，托起后一辈人，走向艺术的巅峰。

     候伯治自述：

　　我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对音乐从小就热爱，锲而不舍，至今除了一直伴随我的小提琴艺术，我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类型的职业。

　　记得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就曾遇到要不要转行的问题。那时对于能否凭自己的专长在加拿大生存下去，我心里没有底，亲戚朋友们也不看好。我的哥哥就劝我改行跟他去做地产生意，他在这方面非常成功。从赚钱来看，这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可能我太过迂腐，竟舍弃了这条致富之路，仍坚持要走艰辛的艺术旅程。

　　我个人的小提琴艺术实践包含两个部分： 一是作为小提琴手参加音乐演出；另外则是传授小提琴技艺，教学培养年轻的小提琴手。 　　对于前者，我最负盛名的经历竟是在文革时代，我曾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白毛女》剧组的首席小提琴手。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亲手教出一批富有才华的小提琴手，其中一些人还在地区或国际上获奖。

　　我自己的女儿现在正在西班牙，她刚刚参加完三年一度的萨拉萨蒂国际小提琴大赛。这是一个非常权威性的世界级的小提琴比赛。我的女儿以精湛的演奏技巧获得这次比赛的第一名。要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有多么高兴！女儿在电话中报告我这一喜讯时说：“爸爸，苹果我摘到啦！……”我的眼睛湿润了。这句话还是在她小时候学琴时，我督促她刻苦努力所打的比喻。我对她说：“爸爸教你学小提琴，是想把我全部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你。就好比站在一棵挂满果子的苹果树下，我抱着你用力向上举，你只要肯伸出手去，就可以摘到熟苹果。”我那时是想激励她努力学好小提琴。多少年后的今天，在她成功时，她想到了这个比喻。我内心感慨万分，从她身上我看到我的艺术生命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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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初学拉小提琴时大约十三、四岁，按现在来看这个年纪已经开始得不算早了。我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也就是原来的交大附中。教琴的老师倒是挺上心，但就是方法有些老套。中学一毕业，我就去考上海音乐学院，没想到我的琴技被主考老师当场批评，说是不合规范。这犹如当头一棒，使我没了主见。后来我索性找到主考老师，拜他为师，差不多是从头学起。突击了三个月后老师建议我再去投考，这次我以第一名被录取。 　　在音乐学院那阵子，我恐怕要算学校的白专典型。除了学习、练琴，对其他，我一概没兴趣，连共青团也不入。每次有政治运动，我总感觉压力很大。而学习成绩上，我几乎每年都名列全系的第一。

　　我还很注意对音乐资料的整理和收集。普通图书馆资料不够，我就到教师图书阅览室，或者到外面的书店去查阅。凡是能看到的和买到的，我都尽量去收集。记得当时的系主任陈又新曾让他的得意门生来找我学外国乐曲的知识，并对他说：“这个曲子恐怕你只能去找候伯治了，只有他才能教你。” 　　临近分配时，我被系党支书记叫进他的办公室。进了屋，一向政治上严肃的书记，此时却满脸堆着笑，招呼我坐下。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他说：“找你来是想让你看一样东西。”他指了指桌上摊开的一份毕业鉴定书，“坦白地说，学校从建国以来还没出过这么好的鉴定书，这是关于你的鉴定书，你可以念念。”我快速地瞟了一下上面的内容，又听他说：“你看，上面给你的评语、用词都到了绝对的程度。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能不能做些改动？”我这才明白，原来老师们给我写的评语非常好，党支书记怕对上面不好交代，可又无法说服老师们，所以只好借我的名义去让老师们让步。我心想他权利那么大，还真用得着和我商量吗？再说我又岂在乎一纸评语，因而就同意了。 　　另有一回是在音乐会演出后，系里老师要给参加演奏的人评分。国内制度规定是五分满分，想不到老师们却给我打了六分。他们认为水准到顶可得五分，而我是超出水准，所以应给六分。因为这种评分是不对外公布的，我是后来听参与评分的老师说的，而且院长给我的推荐信上也提到此事。 　　说起我进《白毛女》剧组还很有一些故事。

　　还在我毕业前夕，上海一些主要艺术团体便开始行动起来。通常他们对音乐学院的尖子都了如指掌，所以他们都很想得到我。毕业分配后，我去文化局报到，主管分配的一个五十来岁的胖女人听到我的名字后，睁大双眼，把我好一阵打量后说：“哦，你就是候伯治呀！我还真得好好看看你。前几天好几个单位从早到晚在我这儿吵着想要你，……”我这才知道上海几个著名机构都想调我的档案走，其中有上影乐团，当时正想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影乐团；还有上海交响乐团，他们有意聘我去作首席小提琴手…… 　　没料到他们都争不过上海芭蕾舞学校的《白毛女》剧组。了解中国政治背景的人都会知道，什么项目只要通到中央，那就是最重要的。那年是一九六五年，《白毛女》已经被江青看上了，所以《白毛女》剧组提出要人，自然是谁也争不过了。

　　对于我这种“白专分子”去到江青专宠的艺术单位未必是件好事。一去我就惹上了麻烦，而且是不小的麻烦。起因是领导动员我入党，而我从来对政治没兴趣，怕入党会影响我拉小提琴的时间，就明确拒绝了。这在当时实属大逆不道。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单位贴出很多大字报把我当作斗争对象来批，什么“走白专道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扣到我的头上。初时，我还比较镇静，以前运动也经历过不少，还以为没多久就能过去。没想到这次我是“在劫难逃”，被造反派当作批判对象遭到隔离审查。一隔离就是三十三天，我被关在在一间狭小的的储藏室里，它的顶上是倾斜楼梯，在里面站着就直不起身来。我的乐队首席资格也被剥夺了。一直到六八年，因为查不出我有什么问题，才恢复了我的职位。这时首席的位子已经设A、B制了，另外一位是家庭出身过硬的人，也是我以前的同学。

　　在《白毛女》剧组中，殊感荣幸的一次经历是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这次是江青亲自安排给毛主席表演。当时上上下下都很紧张，生怕出什么错，连剧组人员上厕所，都不能单独行动。 　　对于要不要让我参演，上面还有些争议。负责审查的人不同意我参演，理由是我政治上不过硬。但剧组、学校领导坚持要我上，说：“找不到替代的。”演出前，主管领导孟波的夫人严金萱还特意找到我，跟我说：“候伯治，我们对你是信得过的，你不要有包袱，要好好演！”

　　现在我还保留有那次演出的照片，拍的是演出结束毛主席走上舞台和我们握手时的情景。从照片上你可以看见我当时离毛主席很近。 　　我在国内，上海艺术界对我的小提琴造诣评价很高。老一辈的文化人士，领导还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我这里来学艺。所以我也花了些时间培养下一代的音乐家。

　　在国内我演出过很多场次，文革之后，我还有机会作独奏演出，听众的反应都特别地好。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去山东巡回演出，当时安排有各类节目。我出演小乐队节目，其中我有小提琴独奏，当不拉小提琴时，我就做乐队指挥。第一天演出时，观众对我的指挥非常欢迎。第二天演出时，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其他节目上场时，观众到场外抽烟、聊天，对台上的演出反应冷淡，会场秩序很乱，甚至不少人离场。在轮到我们的节目时，观众又都跑回来，边看边称赞这个节目演得好。这次演出也给领导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从那以后，他们甚至建议让我来担任乐队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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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出来，是与我在国内受政治冲击，有切肤之疼分不开。我父亲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我不但有海外关系，本人又不喜欢政治。我想这辈子我是改变不了这种状况了。与其留在国内，将来再来一个什么运动，受整挨批，不如到国外去专心搞个人的艺术。因为我哥哥在加拿大，我就申请移民到加拿大。那是八一年的事了。

　　到了多伦多，住处是我哥哥安排的，我就住在他的办公室楼上的公寓。我从国内出来时，付完行李托运费后，身上仅有一千美元。来了以后付医疗保险又用去了几百元。我女儿当时才三岁，她对我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学琴？”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我就想到外面给她买把琴。我出去兜了一圈，最后空手回来。因为一把小提琴要好几百元，我怎么买得起呢？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

　　不久，听人说在加拿大艺术家演出还必须加入工会才能具备资格，入工会的费用又要好几百元，这笔钱还是我哥哥帮我付上的。后来才知道入工会根本就是多此一举，那是针对组织一个乐队进行演出而言，象举办个人音乐会根本不在此规定的约束中。那时因刚来，对于本地的情况还不了解，所以白白花了冤枉钱。 　　来到加拿大一天不工作，挣不到钱，就无法生存。要挣钱，我当时能走的路无非是：教琴、开音乐会、或是加入一个乐队。这几条路我都试过。

　　我曾在报上登过招生广告，这一着并不成功。广告登出去三个月，才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还嫌费用太贵。当时我初来乍到，在本地没有背景，所以无人问津。

　　开音乐会也劳而无功。我费了好大的力气，从场地、设备、售票，到登台演出，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张罗，足足折腾了三、四个月，最后虽然演出效果还不错，但收入方面却不尽人意。 　　一次从报上看到一个芭蕾舞团要招小提琴手，我觉得这很对口，就和人家约了期去面试。对方简单问了几句，就让我拉一段曲子。拉完后，对方很坦率地说：“你的琴拉得确实不错，可你的风格听上去太激进，对于本地来说就显粗糙一些”。这番话说明，他们虽然承认我的音乐水准不低，但因为我在中国的背景而得不到他们的认可。这就是本地的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外来的艺术家是非常不利的。

　　一着一着都试了，但都失败了，我的心在收紧，“新大陆的曙光在哪里？”

　　这时有人建议我改行做生意，我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在小提琴方面的知识技能是应有所作为的，不愿意背弃自己对音乐的追求。那段时间虽然很艰难，但我自始至终没有向环境低头。 　　不久我去参加了一个叫OTP的乐队训练班。这个班是按双管乐队编制收人的，由政府出钱，北美名乐队指挥与名提琴家来排练，指挥及演出。参加培训的人每周还可以得到70元的生活津贴。这样我既无生活之忧，又能较系统地了解北美乐队的演奏风格。这段时间的活动及后来参加乐队工作的二年经验，对我的艺术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对乐曲风格的掌握及对节奏的控制，确实是补了国内学习不足的课。

　　在OTP学习期间，我还跟著名的提琴家STEVEN STARYK学。但在上了不多几课后，他即认为我不需要上什么课，并对我的运弓和左手技法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当培训班结束时，这位大师问我打算去那里干？我说不知道。我当时心里很犹豫，心想找工作总不至于要老师帮忙吧？他怕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又进一步暗示说：“我在这边影响很大，只要我打一个电话，你就可能有一份工作。”我其实已经非常明白他的话，可就是面子放不下来，不肯讲出我需要他的帮助，觉得这样做显得自己没出息。就这样我失去了他可能想给我的帮助。事后别人知道这件事后，都很吃惊，因为这个大师是从未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他们猜想既然大师这么看得起我，那我的水平一定不低。从另一角度来看，我实在太不懂人情世故了。这一点，我后来才体会到，国内国外其实差不太多，国外还更看重有人推荐，尤其是名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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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一失，就很难找回，一段时间里找工作均无进展。一直到半年后，我才在一个小乐队里谋到一份差事。说来条件并不很理想，这个乐队是在安大略省西北部的一个小城里。即便如此，我也顾不上许多了，有一份工作总好过成日赋闲在家。

　　这时正值冬天一、二月份，我一人飞到那边，眼见得冰天雪地，当地的气温比多伦多还要低十度。这个乐队其实有三个空缺，其中最好的位置是副首席小提琴手。听完我拉琴后，在场的都很满意，我就担当了副首席。随后我就把家眷都接了过来。在那边一呆就是两年。

　　在小城参加的演出规模都不大，因为那儿人口不多，加上天冷，有时乐队队员比观众还多。但乐队也有生存的支柱，他们与当地教育局有合同，由教育局提供一部分经费，条件是要定期为教育局员工免费演出。一次由指挥提议，我拉独奏，他的选择是莫扎特的《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我只有很少的时间准备，首次与乐队排练，才走到一半，整个乐队就轰动开了，队员们的表情都非常兴奋，他们没想到我的演奏这么好。彩排是在一所大学礼堂，那天是星期六下午，大学生们都各忙各的，没有多少人留意我们的排练。等到我演奏时，从旁经过的很多人不由得停下脚步。一会儿，礼堂里的两百张坐椅全都坐满了，周围还站有三四百人。

　　我的水准在这个乐队无疑是最高的，所以首席小提琴手觉得很难堪。其实我无心与他争高低，但最后他终于向乐队提出了辞呈。乐队方面已打算让我做正首席，可偏偏这时我也提出要走，这让乐队大为不解。他们用提供住房、加薪等优惠条件试图挽留我。但我的决心已定，因为此时我已经获得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的工作邀请。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不久前我去多伦多参加了一个音乐会。去之前，我刚刚急性肾结石发作，难以忍受的疼痛使我住在医院里，五、六天没吃任何东西。稍微缓过来一点，我就坚持登上了演出台。没想到这次带病演出却给我带来工作上的转机。当天演出时，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也在观众席，他对我的演出非常赞赏，当场找到我，提出邀请要我去他的学院工作。这次我爽快地答应了。与小城乐队相比，回到多伦多，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当然吸引力要大得多。

　　任职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是我数年动荡奔波的移民生涯的里程碑。我要庆幸自己没有放弃艺术之路，坚持走了下来，最终就会有一条康庄大道。到了皇家音乐学院，我的生活和工作渐趋稳定，这正是到了我这个年龄所期望的。在这里，我除了参加一些音乐演出，更多地是担任教学工作。我的教学风格渐渐为学院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学院里毕竟是白人为主的环境，即使你的水准不低于别人，但管理大权在人家手上，说话还是人家管用。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与世无争，以前在国内是这样，现在在加拿大亦如此。而唯一的心思是在艺术上，在培养新手上。多年来，学院方面对我还是很尊重的，他们改善我的教学环境，加多我的薪水，表明对我的工作的积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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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多伦多后，我女儿已经开始练琴了，我希望她能继承家学，所以悉心地向她传授技法和心得。她既有很高的天分，也很努力用功。学琴三、四年，她就已经拉得很有些味道了。

　　还在我女儿八岁时，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听人说她琴拉得很不错，就对我说，想听她拉琴。等我女儿学完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我就带她去见院长，给他拉这段曲子。当她拉完第一乐章之后，院长就连忙叫她停住，他去把周围的老师都叫了来，一起听我女儿演奏，一直到曲子拉完。老师们一个个都吃惊得不得了。一阵掌声之后，有人当场发问：“她是跟谁学的？”我回答道：“我！”接着又问：“以前是跟谁学的？”“还是我！”“那你就是最好的，可你又是在哪儿学的呢？”我知道他们期待着我会说诸如在纽约、苏联等地。我却很干脆地告诉他们：“在中国！”

　　后来院长建议我女儿去皇家音乐学院申请学生奖学金。我欣然接受后，便到有关的办公室去办理。不料，在那里，我却碰了个软钉子，对方不接受我的申请，说是必须要两个本学院的老师推荐才行，而我身为父亲是不能作我女儿的推荐人的。我拿着申请表，正不知如何是好，在走廊里徘徊犹豫。这时正赶上院长从旁经过，他见我拿着申请表犯愁，就问我怎么回事。听完我的话，他二话没说，在申请书中推荐人一栏，沿对角线大大地签上了他的名，然后亲自交给办公室的人，问：“这样可不可以了？” 对方连忙说OK。

　　后来我女儿技法学深了之后，就到美国跟当今全球极负盛名的DOROTHY DELAY学琴，他年纪已八十岁了。我女儿一路下来都是接受最好的训练，这为她日后进军国际比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教学育人已经成为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先后教过的学生很多，不光在多伦多一地有我的学生，一些人还千里迢迢从外埠过来学琴。纽约著名的JULIA音乐学院还推荐学生给我，因为他们了解在北美教小提琴我是很有水准的。从他们那儿来的一个韩国人，跟我学不到一年就获安大略省的比赛大奖，加拿大全国比赛二等奖。回美国后又获全美少年组比赛第一名。今年我的学生在多伦多的KIWANIS音乐比赛中拿了总分第一名TROPHY奖。四年前我女儿就获得过这个大奖，并在奖杯上刻下名字。这回我女儿在西班牙获大奖，她能享受的殊荣是可以用萨拉萨蒂生前那把小提琴开一场个人音乐会。

　　我一生的追求都与艺术，与小提琴分不开，至今还痴情不改。到了加拿大我没有选择经商，可能少赚了一些钱，但我对艺术的满足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在精神上我是富有的。

　　对新移民过来后，如何适应本地生活，借用前人的话叫做“骑马找马”。先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生活安定下来，再求发展，这样成功的机率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