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红与黑
【华夏文摘】11-08-18

   源自重庆的“唱红打黑”，在草根阶层引起共鸣，最高当局也表示认同。这件事情透漏出两点：一是社会够黑，不严打不行了；二是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除了将“红”对“黑”，似乎别无良策。当然也有可能，不是没有良策而是体质过敏，有药不能吃。

   红歌好听，尤其对我们这些在红歌中长大的人。无论天堂还是地狱，童年总是值得回味，也总有美的东西。可是，红与黑，果真如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一般，泾渭分明、此消彼长吗？还是一样的暴戾，一样的邪恶？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

   这些年各地黑恶势力之猖獗，尽人皆知。可怪就怪在，不断见诸媒体的令人发指的那些有组织的犯罪，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那些极端恶劣的事件，反倒很少是黑社会所为。强拆，截访，强制结扎，被精神病；草菅人命的警察，私设黑牢的保安，野蛮粗暴的城管……没有哪一样是地下组织做得出来的。比之红色恐怖，黑色恐怖自叹弗如。

   红色恐怖由来已久。不带偏见的话，你很容易从城管等人的身上，看出破四旧的红卫兵，五七年的极左派，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时候的工作组，打土豪分田地时期的工农赤卫队……这帮人，相貌不一，衣着各异，但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法外施暴；二，红色标签。

   《映山红》曲调优美，歌词感人。然而要是有人告诉你，当年因为闹红，开满映山红的群山里，死于非命者将近千万！你，会怎么想？

   按照民间传统，“红”象征着吉祥和喜庆；但在我们官方的语汇里，“红”象征血腥和暴力，象征革命。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剪灭生命。对革命家说生命宝贵，无异于反对革命。

   革除一部分人的生命，前提是让其他的人仇恨他们。因此从始至终，革命家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煽动、制造和传播仇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传播革命火种，而具体操作起来则无一例外地都是一个模子，就是千方百计地让农民仇恨地主，工人仇恨资本家，让他们相信是后者偷窃了本应属于他们的财富。群众的仇恨之火被点燃了，就叫“觉悟”了，否则就是不觉悟，要继续工作让他觉悟。当年遍及南北的农讲所和工人夜校，就是做这个的。

   煽动仇恨，是每战必胜的法宝。大战在即先用诉苦会、伸冤会把战士们的怒火激发出来，然后他们就所向披靡，嗷嗷叫着往前扑。而革命作家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编造出一系列最能激发人们仇恨的歌曲或故事。最经典的红歌如《国际歌》，“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最经典的故事如白毛女，半夜鸡叫，收租院和刘文彩等等。虽然今天的人们可能批评，说那歌曲太过偏激，那故事歪曲事实，但在当时，却实实在在地激起了仇恨，并帮助了战争的胜利。

   至于间接地制造和煽动仇恨，就更是革命行动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有的时候，这种间接制造的仇恨比直接仇恨更加有效，影响也更为深远。都知道国民党倒台之前的那段历史，风雨飘摇，民不聊生，连最不想革命的人，望着手中狂贬不止的法币，也不由得心生怨忿。可是多年以后谜底揭开，才发现那民不聊生的困局中，也有我们革命家的杰作——一群人在根据地的窑洞里用苏制印钞机疯狂地印制伪钞，并使之潮水般地流向国统区，既满足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也让当政者头痛不已。更重要的是，通过制造上千倍的通货膨胀，让华夏大地怨声载道，鬼哭狼嚎；让统治者走投无路，千夫所指；也让造假者摇身一变，成了救星。

   仇恨的基因还被代代传承。直至今天，教育系统从上到下，革命题材依然是必修课；党政系统从上到下，革命传统教育依然年年搞。而革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灌输仇恨的教育；而革命传统教育，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重温仇恨的教育。

   不能小看革命教育的威力。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奶奶被捕前一场“痛说革命家史”，让17岁的李铁梅顿时觉悟：“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黑地昏天来烧塌！”小小年纪，戾气冲天，就是理想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样子。

   911和311之后，有识之士纷纷反思：中国咋会有那么多愤青，心里只装着仇恨，而没有同情心？后来算是明白了：这些人是只接受过革命教育即仇恨教育，而没有受过人性教育即爱的教育。他们是“喝狼奶长大的”。

   才不过几代人的工夫，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就土崩瓦解。社会撕裂，传统撕裂，亿万人的人性被撕裂，追根溯源，都是因为仇恨，因为“红”。

   有朋友天真地以为，唱红打黑，回归传统，或许是当下中国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我说不然。只要我们继续唱红，继续革命，社会就永远不可能和谐。因为我们乞灵的那个“红”，它有嗜血的基因、仇恨的基因，是魔而不是圣。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用来形容红色革命，倒很是恰当。

   上周末美国首位华裔大使骆家辉抵达北京，引发海内外媒体一片骚动。有一份华文报纸用了这样的标题：《美驻华大使寒酸抵京　震撼国人神经》。文章说：镜头里的骆家辉，双肩挎着背囊，脚穿休闲皮鞋，身后同行的妻子和三名子女，亦是手提肩扛各自的行李。除了几位美方陪同人员，没有正儿八经的欢迎场面，更不见前呼后拥的接待和保安人员。有媒体调侃，这样的场面就如同“一个普通华人带着家人度假归来”。

   文章还说：在中国，官员不论是下基层还是出访，莫不前呼后拥，前有警车开道，后有下属护送，还有大批传媒跟随采访，其阵势之大，威风之盛，比过去皇上出巡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早前提及两件难忘的事。有次在某机场看到一位县委书记出国考察，竟有三四十位下属送行，“县太爷”咋咋呼呼，目中无人，在场旅客十分反感。另一次，他在意大利某小镇出席一个国际性会议，有位像邻居大妈一样的老太太独自进门，礼貌地对他点点头后坐在旁边。会后一打听，才知道她竟是荷兰女王，简直匪夷所思。
　　
   回到红与黑。前面引文中出现的那位前呼后拥目中无人的县委书记，其举止做派是不是更像是一位黑社会老大？像，却不是；他的确切身份，是红社会老大。在我们这里，有数以万计的这样的老大，几乎每一个单位里的一把手，都跟他一模一样。

   倒是那位来自美国的华裔高官，普通得近乎“寒酸”，也一点不像老大。而且他和他的国家，也都不“红”。

   唱红打黑，谁更该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