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中国言论之感慨
加藤嘉一 华夏快递 11-09-14
•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和日本既相同又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如何寻找位置和灵魂。
近年以来，中日关係不太稳定，历史认识、靖国问题、能源争端、海域冲突、食品安全……各种领域内时常发生的「突发事件」令我感到担忧。国民情绪趋于複杂，大家盲目玩弄新闻，而不追究问题本质何在。对于这些，我也没有太多的心情进行评论，立场也不好把握，怕在两国极端情绪化民意中被夹在中间。
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和日本既相同又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如何寻找位置和灵魂。两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应该有一些共同价值观。相信香港人也在「大国博弈」的议题上经常被夹在中间，从而失去改革的灵活性。日本与香港也应互相学习，彼此视为他山之石。
日本传统文化肯定对我有影响，它注重集体主义，而忽视个体作用。我从小在「伊豆」这一相对封闭、保守的地方长大（我将在香港出版一本书《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周围的人思维都很陈旧，比如，在决定一个班长的时候，我抱着责任感竞选，同学们则都戴着有色眼镜凝视我，简直认为我不应该发挥个人魅力。
日本的教育是培养全才，而排除专才的体系。中国和日本的高等教育都应该追求培养大师。什麽是大师？大师就是由偏才、怪才、专才组成。既然两国的教育体系都是培养全才的，就不利于培养大师。我不知香港情况如何。在日本充满集体主义和跟风氛围的社会上，更是在「年功序列」、「终身僱用」等企业文化影响下，年轻人拥有能动性的实力几乎没什麽意义。地位、影响力、工资等待遇基本都按照年龄，而不按照功劳来决定的。我从小很不习惯。
二零零三年「非典」高峰之际，我到首都北京之后，反而感到舒服。这个崛起中而缺乏规范和稳定、却充满活力的社会，对「另类」相对包容，无论他是外地人还是外国人，甚至外星人。大环境和大时代热烈欢迎年轻人有着突出的个性和魄力。我就可以不客气地表现出我的观点，不用过多在乎周围人怎麽看我，就在这里得到了更宽阔的解放，令人欣慰，直到至今。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一年，北京奥运、六十国庆、上海世博、广州亚运、建党九十週年，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重大的国家大事，至今已经基本完成。这些高度浓缩的政治事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带来哪些冲击呢？公共事件无疑考验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重建价值观的过程。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人口也已经超过五亿了，那些本来只能陷入「沉默大多数」的大众也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再也不是「被愚民」，而逐渐成为「公民」的群体。他们正在表现出了解世界、表达自我的强烈渴望。
不少中国朋友很有自信地提出「中国是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此，我无法认同。当今中国社会，不管姓资还是姓社，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互不信任」和「拜金主义」的前提下成立的。我所认识的所有领导人都对这一民众的现状认同表示担忧和警惕。与我达成的共识是，「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文化，在物质文明不断膨胀的环境下正在急速澹化。国家领导人强有力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本着传统精髓的政治口号，但瞭望现状，发展趋势与国家目标越来越远。肯定的是，中国人的革命必须在尊重古代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完成，还要加上本着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
经常有读者观众问我﹕「在日本，有人说你被赤化，在中国，有人说你作为一个间谍，你会怎样去权衡这种身份关係？」我很理解他们对我的批评和质疑。但我对自己所作的事情和所扮演的角色是有把握的。不管周围人怎麽说，我最终不会听取，只会倾听，最终由自己判断，决定。那些对我情绪化、极端化的声音，我一点不痛恨，对我的思维和判断也不产生丝毫的影响。当今中国言论环境和意见市场需要来自外界、第三者的声音，以便促进更加开放、多样化的发展环境，这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
任何言论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你的言论必然面临外界的反应，既然你在行动，有人回应就理所当然。尤其在中国和日本这样极为敏感、微妙、複杂的互动环境下，一个人发表观点越明确，其言论遭到大众舆论的攻击或指责的可能性越大。我深知，一个日本人说中国，一个中国人说日本，都是件艰难的事情，读者往往抱有对外的傲慢与对内的偏见，在失去理性和判断力的情况下盲目攻击对方。作为「纯」日本人，我跨越中日之间，甚至第三国家内从事言论工作，不得不考虑到来自中国读者、日本方面、国际形象大的多重反应。不管是谈历史认识还是谈尖阁诸岛（钓鱼岛）风波，我要温和、平衡、中庸地表达，不让双方感到那麽不舒服，当然这不等于讨好利益有关方，否则，我会找不到位置和灵魂，陷入自我崩溃。
【加藤嘉一，一九八四年生于日本伊豆。二零一零年获北京大学国际关係学院硕士学位，现任北大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研究员，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等专栏作家。中文着作有《中国，我误解你了吗？》﹑《爱国贼》等。】
《亚洲周刊》2011第3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