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被误读75年的鲁迅 
  华夏快递 11-09-30

   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年。鲁迅生前说他是俗人交「华盖运」，净触霉头。他的「私敌」多，对他的压迫丶谣诼丶攻击不断，直至去世。然而去世後也不见得平宁，恶意诋毁如苏雪林者似不多见，但称他为「偏狭」丶「好斗」的「小人」之说流布颇广，而播弄最力者，仍属学者教授之流。此外，鲁迅的不幸，还在於被利用作意识形态的宣传。七十五年来，除去恶意的歪曲外，鲁迅遭到集体的严重误读是无疑的。这种误读，套用鲁迅文章的题目，无非是「捧杀」与「骂杀」。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夕，在葬礼上，他被盖上「民族魂」的旗幡。次年，在延安的纪念集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作《论鲁迅》的演讲；继而在四零年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知名的「三家」丶「五最」，称鲁迅为「民族英雄」。这都是为了适应国内的政治形势的需要，把鲁迅文化符号化，目的是做社会动员。

   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一再论及鲁迅。这时提倡「工农兵文艺」，号召「文艺为政治服务」，鲁迅首次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政治家手中「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鲁迅批判传统文化，批判专制政体，批判统治者（他称为「权力者」丶「权势者」丶「有力者」），也批判国民性。批判国民也即批判「人民」，但是毛泽东认为，鲁迅的批判仅限於「敌人」，并不批判「人民」。所以，他明确宣告说，「鲁迅的杂文时代」过去了。显然，在抽象的肯定之下，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以批判性为特徵的鲁迅存在的现实意义。

   四九年以後，对鲁迅的意识形态化的宣传逐步升级，至「文革」被推到极致。鲁迅成了不折不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丶「党的一名小兵」，「文革」期间与江青并列为「旗手」。从「斗批改」到後来的「评法反儒」丶「评《水浒》」运动，鲁迅都充当了适时的武器和工具。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於鲁迅，官方先後有过两次新的定位：其一在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文化热」的勃兴，鲁迅成了「文化鲁迅」。「文化」大而无当，在这里，是并不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政治意涵一旦被解构，鲁迅就没有了。再就是九十年代以後，鲁迅被塑造成「爱国鲁迅」。二十年来，充斥着「中国可以说不」丶「中国不高兴」的高调；把鲁迅不断往民族主义丶国家主义靠，到底是最可靠的。但是前不久，学者摩罗一反故态，拿鲁迅批判国民性说事，用「西方主义」色调，把鲁迅涂抹成一个帝国主义丶殖民主义的跟屁虫。这个结论似乎跟官方的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形象相去甚远，立场一样是鲁迅曾经批判说的那种「集体的爱国的自大」，其实没有什么歧异之处。

   「文革」结束後，茅盾率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这个说法，表面上看来无懈可击，实际上，这里是故意把鲁迅的伟大与所谓的「神化」相混同，从而贬损了鲁迅固有的价值。

   八十年代以後，存在主义哲学从西方介绍进来，於是有人把关注点放在鲁迅孤独的丶虚无的丶绝望的方面，试图对鲁迅进行改写。鲁迅确实绝望，孤独，内心很黑暗，这是事实，而且这个事实是过去长期被掩盖了的。意识形态化的鲁迅没有这个方面，通体光明；鲁迅生命中这一真实存在被学院派发掘出来了，应当算是一个进步。但是问题在於，鲁迅是绝望的，也是反抗的；倘若把那种反抗性去掉，而片面放大虚无，那么他身上的尼采式的自由意志的东西就被否认掉了，韧的战斗也就随之遭到毁弃。

   新世纪以来，我们看到周海婴父子几次撰文，把鲁迅人性化，力求把鲁迅从斗争中拔出来，还原其人性的丶仁爱的方面，这种近乎纠偏的做法或许是必要的吧？但是，如果不是首先承认鲁迅是一个「战士」，而做这样的宣传，鲁迅就同「五好家庭」的那些模范家长没有什么两样了。爱和憎是鲁迅的一体两面，因为他爱下等人，所以憎上等人；因为他爱无权无势者，所以憎专制统治者。这是鲁迅跟别的爱的说教者丶基督徒等一味宣传「博爱」的人所不同的地方。

   还有人用「好玩」来消解鲁迅的严肃性和斗争性。鲁迅确实具有天真的特质，他是真诚的，常常表现出孩童般的纯真；但是在他那里，同时存在着一种斗争的严肃性，不那么「好玩」的成分，这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构成鲁迅核心的东西

   七十五年来对鲁迅的种种误读，牵涉到一个根本意图丶立场和方法的问题。任何事物，决定其特性的是最基本丶最本质的方面，所以我们要找出构成鲁迅的核心的东西；但是，又要顾及其他方面，要「得其全」。

   无庸讳言，鲁迅一生充满着内心冲突。他内在的矛盾性丶复杂性丶丰富性，在中国现代人物中是最突出的。一个完整的丶真实的鲁迅在哪里呢？惟在《鲁迅全集》里。然而，天下滔滔都在宣讲丶评说丶鼓吹或诅咒鲁迅，却很少有人认真阅读鲁迅，——这确乎是很滑稽的事。

   来源：亚洲周刊二十五卷四十期  11-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