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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山水还依旧
憔悴难对满眼秋
霜染丹枫寒林瘦
不堪回首忆旧游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天意从来高难问
少年易老悲难诉
旧雨青衫半壶酒
零雁孤鸿水东流
放马狂歌笑白首
相逢莫问人间愁
——小说《乱弹》
“中国人喜欢戏曲，就跟英国人喜欢体育、西班牙人喜欢斗牛一样。”曾在19世纪来到中国生活的美国人史密斯说，“我们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一个中国人戏剧，把自己当作戏剧里的一个角色。”中国人常说，人生如戏。中国人生活的戏剧化导致了一种独特的面子文化。
国际生物学界一般将种群数已经不足以维持其繁衍的动植物列为灭绝物种，比如使周正龙名声鹊起的华南虎虽然还没有死绝，但作为一个动物种类已经被宣布灭绝。事实上，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中国戏曲目前的命运比华南虎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包括京剧、秦腔、豫剧、川剧、碗碗腔等诸多传统剧种均被中国政府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戏剧作为一种礼乐时代的传统大众文化，从唐朝兴起，至元末成型，在近代繁衍成熟，衍生出300多种充满地域特点的戏曲式样。戏曲从早期的贵族乐舞，到民间的草根文化，再到后来的士大夫文化和主旋律文化，最终被草根冷落，被新兴文化淘汰，成为博物馆的小众文化和化石文化，其命运怎个不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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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样式，在专制体制下，官方权力始终如影随形，较远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东方朔便是权力蓄养“俳优”和“滑稽”；到唐高祖已经完全“官办”，“置内教坊于禁中，掌教习音乐，其官隶太常寺”，多为“宦官”执掌。在奢靡成风歌舞升平的唐玄宗时代，戏曲更是到达第一次高峰。事实上，中国戏曲的历史并不如西方久远，当古希腊喜剧大师阿里斯多芬和索福克勒斯已成大器时，戏剧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单独的艺术门类，1000年后，中国才出现完整意义上的戏剧演出的雏形。不过很快它就崭露出巨大的独特的政治影响力，这主要是因为处在大一统的君主独裁制的国家，皇帝个人的爱好可以构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后唐庄宗李存勖可算是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李存勖嗜戏如命，不但爱看，而且不惜以皇帝之尊而粉墨登场。为了便于跟戏子们打成一片，合作共事，他还为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一次演出中，他耍噱头，大呼小叫“李天下，李天下在哪儿？”伶人敬新磨走上去给了他一记耳光。虽然打了皇帝，可是敬新磨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理天下者，只有一人，你瞎嚷什么？”李存勖听他这么说，尽管脸上火辣辣的，却毫无怒气，反而乐滋滋地优旨嘉奖。在他这种空前绝后的宠爱之下，伶人们自然不会放弃干预政治、追逐权力的努力，外放当州刺史之类地方官只能算小意思，最受宠信的景进，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行政监察一手抓，“军机国政皆与参决”；武德使史彦琼，出镇邺都，把持魏博六州所有政务；还有个郭从谦，担任从马直(禁卫亲军)指挥使，李存勖信任他，让他护驾左右，结果战乱中正是被他取了性命。
唐庄宗好伶而死于伶，但好戏的君王并不乏后来者。就在五代时期，前蜀王衍、后蜀孟昶、南唐李煜都是以宠爱伶人而知名。孟昶的儿子孟元喆对“戏剧事业”的热情和执著更是比李存勖不遑多让，他以太子的身份受命出征，指挥部就是由姬妾和伶人组成，将领和参谋人员一律往后靠，出发之时，他的大戏班全体动员，丝竹弦管伴奏下戏子们引吭高歌，百姓则聚集两旁欢欣雀跃，击节而和，那种壮观而滑稽的场面，千古仅见，当然那也就是后蜀倾亡最后的征兆。鉴于伶人们的“杰出表现”，《五代史》中专设了《伶官传》，不过将它和奸臣、宦者排列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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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大体分为两类，以乱弹花鼓为主的较多平民色彩，偏俗一些；以京戏昆曲为代表的有浓厚的文人色彩，偏雅一些。但无论俗或者雅，戏曲的民间立场很明显，这是戏曲的基本文化肌理。值得一提的是，傩戏、傀儡戏（木偶戏）和皮影戏的草根性更具代表意义。
一个戏曲剧种一般都有几百本戏曲剧目，但目前可以同时演出10个以上剧目的戏曲剧团已经屈指可数。戏曲观众的老化和戏曲演员的老化象征着戏曲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末日。电视的戏曲超女选秀节目并无意拯救戏曲，相反，它只是在任意地肢解和篡改戏曲本身。当人们以为戏曲就是卡拉OK式的唱段时，戏曲实际已经不存在了——别忘了，戏曲首先是讲故事的。
传统文化里，戏曲演员叫戏子，和乞丐、妓女一样，是下九流的职业，虽然他们的祖师爷是唐明皇，但其生存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戏子是不读书的，但戏子贩卖的却是文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子们通过戏曲教化社会，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竟是被这些卑微的戏子传递给氓之蚩蚩的草根。梨园戏子与出身士大夫的士绅文人合流，使戏曲成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载体。
元朝的异族统治使汉人的精英文化彻底民间化，“十儒九丐”，以昆曲为代表的戏曲在失意文人的介入下就此崛起。梨园弟子成为古代中国的唯一文化从业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朝对官吏嫖娼打击之严，以至于“男风”日盛，优伶借此登堂入室。因为梨园界禁绝女子，所以近优伶好男风不仅“政治正确”，而且显得情趣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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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很少看戏，但有一次他看《绣襦记》，特别开恩赐宴。戏中的郑儋官为常州太守，那位演员一边吃着御宴，不禁有些得意忘形，大约是想学学古代优伶的以谑为谏吧，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请问皇上，现今的常州太守是哪位？”就这一句话，雍正立即勃然大怒，喝道：“你们这些优伶是什么东西，下贱之辈岂能擅问官员！此风断不可长！”便命令手下把这个演员立刻乱棍打死。
至清末同光中兴之际，慈禧和光绪作为超级戏迷，使戏子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戏曲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50年。慈禧的嗜好、倡导和力行，客观上为在形成与成熟过程中的京剧艺术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受到帝后的赏识看重的民间艺人身价大增，王公大臣、富商巨贾趋之若鹜，堂会兴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名角们钻研技艺，摸索提高，互相竞争，也使大批后学艺人全心学艺，有了奔头。于是科班林立，学演昌盛，对京剧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成也萧何败萧何，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同治皇帝“殡天”，“国丧”期间，京城各戏园子照例停演27个月。两年多的时间，北京失业的戏子超过了2000人，有些实在饿得不行，都顾不得颜面当街讨饭去了。名角程长庚同病相怜仗义疏财，拿出平生的积蓄买米施粥，接济那些衣食无着的穷伶人，伶人们感激涕零，将程长庚奉为“优人大成至圣先师”，每日烧香膜拜。
在所有戏迷当中，慈禧是最狂热的一位，甚至说是她成就了京剧。她在戏楼修建、砌末、道具、制造、戏服置办等方面更是穷奢极欲。光绪十四年（1888年），她动用巨资重修颐和园。仅在清漪园怡寿堂旧址修建的德和园戏楼，就耗银71万两，这戏楼至今保存完整。
当戏中的帝王将相遇见俗世的帝王将相，戏曲——特别是京剧的地位得到奇异的拔高，少了几分朴素，多了几分华丽。戏曲从教化民众升格为教化帝王将相，戏曲竟然为当时的慈禧和后来的毛提供了非忠即奸的治国丹药。唯一的区别就是慈禧对戏曲的民间立场很宽容，而毛则全部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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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五四运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不仅没有摧毁中国戏曲传统，反倒犹如劲风吹火火愈旺，各地方剧种如雨后春笋迅速发育分蘖成长。在实用主义和经世致用的时代氛围中，文学艺术成为救国救民的利器，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们都不约而同地重视戏剧的重大的社会意义，强调戏剧编撰对于世道人心和革新图强的重要作用。陈独秀在《论戏曲》中强调“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演戏事，与一国之风俗教化极有关系”。因此，陈独秀极力主张“宜多新编有益风化之戏。以吾辈中国昔时荆轲、聂政、张良、南霁云、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儒、王阳明、史可法、袁崇焕、黄道周、李定国、瞿式耜等大英雄之事迹，排成新戏，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于世道人心极有益。”
在民国那短暂而宽松的无政府时期，乡土浓厚的民间戏曲达到了历史的巅峰状态。包括河南梆子、曲剧在内的无数地方剧种就诞生或成型于这一戏曲黄金时期。在这个战火纷飞的乱世，可谓国家不幸戏曲幸也。
京剧之名，是它从孕育到勃兴100多年后方才诞生的。1876年3月2日上海的《申报》上，某位编辑为免读者将南北剧种混淆，杜撰(或借鉴)了这个当时不为人知的名称。结果上海的报纸加北京的戏曲，两件风口浪尖的流行玩意一拍即合，“京剧”一词从此脍炙人口。此时的京剧已经由下里巴人变成阳春白雪，然而与过往的雅文化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美学导师——士大夫阶层的蜕变使它首次缺席一种主流社会艺术的搭建，而京剧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士人参与的艺术变革。
京剧的前身被称作“花部”，当时它还不是一个剧种的称谓，而是清初的时候伶人的一种类别。学习地方戏曲的伶人都被分在这一类，而与之对应的“雅部”全是学习昆曲的艺人。在当时的士人看来，昆曲才是承袭前代的美学正典，而花部诸腔仅仅是它的杂流补充而已。当时为了迎接康乾帝游历江南，两淮的官员按照这样的分类来蓄养伶人，一方面昆曲高高在上，另一方面，地方戏的艺人们意外获得了交流空间，在唱腔、动作上相互吸收，为一种新剧种的诞生创造了技术土壤。从康熙朝到乾隆朝，“花部”慢慢有了戏曲类别的内涵，而它与昆曲的地位也开始了无心插柳的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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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昆曲的地位为何如此崇高？这要从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由士大夫文化、民间文化、宫廷文化三者构成。其中主导的，自春秋以来一向是士大夫文化。现代人历数唐诗宋词，几个作者不曾仕途宦海，多少佳作不是身在江湖之远意淫庙堂之高？所以身为“儒教”的“传道士”，士人总有高于百姓的审美优越感，民间即使不完全理解，也承认它的高雅和正统。元朝时九儒十丐，士人眼看就要流俗，可明代的知识分子却选了元曲中最华丽的一个南系旁支——昆曲奉为雅文化的传承，独尊其术，把元曲中市民的、乡土的都一笔带过了。即使到明末世终，烽烟四起、危在旦夕，南京小朝廷里的弘光君臣依旧忙着选色征歌，兴雅人韵事，对昆曲的推崇可见一斑。
到了清初，昆曲首先面临了满洲贵族文化的挑战。《龙禅寺遮谈》记了一则故事：降清的昆曲名家阮元海才调无双，满族亲贵久慕他的《燕子笺》、《春灯谜》，请他当场表演，阮随即而起，鼓板清唱出娓娓的昆调。而诸人竟毫无感觉，又请阮改唱北方高亢的“弋阳腔”，现场气氛才热烈了起来。顺治、康熙两朝的八旗子弟尚未退化，都喜欢纵马而歌的“弋阳腔”，遂有了“南昆曲北弋阳”的说法。但随着满族汉化、重用士人，那些能给最高领导带话儿的读书人再一次涅槃，打捞起精雕细作的雅的概念，重新影响起宫廷文化和京师潮流。不过作为京剧重要组成部分的“弋阳腔”已广为流传和兴盛。
康、乾之世，两位文士皇帝都热衷昆曲，上层文化依然轮不到花部，然而在民间“诸腔杂陈”的局面却异常繁荣。川、楚的地方剧团走遍全省全国巡回演出，同为“花部”的艺人彼此打破门户界限，合成了早期京剧中的剧目、唱腔和舞台动作。例如京剧的基础唱腔二黄调，便是由湖北艺人长期在两淮表演时融合徽调而成。而且，“花部”戏曲文辞通俗，很多民间俚语诙谐轻松，剧情上也以英雄人物、历史故事为主，广受老百姓喜欢。而昆曲文辞华奥、题材比较单一(多是男女愁情)，只能供士林文人来玩味。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两淮官员引徽州的“三庆戏班”入京为皇帝贺八旬寿，自此，昆曲连宫廷文化中也开始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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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京剧地形成过程，无论词、曲、唱、舞，都是以民间艺术为根基，剧本内容也多取材于通俗传奇，艺人师徒相授，且都来自社会底层。其间绝少有士林阶层参与推广、创作的。两千年来，无论是汉乐府还是明传奇，从未出现过绕过士人阶层一跃为主流的艺术形态。而为什么会出现京剧的特例呢？中国历史发展到清代，既没有“元祐党”也没有“东林党”，士人超然于“政府”的政治理想销声匿迹了，做官的全然以“政府”理想为理想。而对于前代道德说教的理学，清儒斥之以迂腐，于是士人终日考据，“孔教”教化民众的道德使命感也一再被削弱(仅剩下桐城诸君忍辱负重)。《儒林外史》、《笑林广记》中空虚的酸儒比比皆是，要么老老实实当官，要么成为与小民争利的儒商，或者做百无一用的孔乙己。这就是清初以后的士人不同于前代儒人之处，而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从清代中叶已经变色了，并影响了他们对社会美学的主导力和参与力。这为散落各方的地方杂戏融为京剧、并走上主流提供了文化条件。假使当时有李、杜、苏、柳的土壤，必定不会坐视民间艺术革命无所作为，京剧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嘉庆、道光两代，徽班又有五次进京，它们的主要表演剧目，就是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的“花部”，此时它大约已是一门独立剧种。在演出过程中，徽班剧团又吸纳新的汉剧流派一同演出，将汉剧中的西皮腔与徽班的二黄调相互结合，产生了全新的皮黄剧，其时大约在1840年前后，“皮黄剧”的称谓一直沿用三四十载，到1876年才让位于“京剧”。
其实，直到乾隆时期仍有士人撰写了许多昆曲剧本，只是士阶层的文化号召力已经衰微了。孔子无力复礼乐，却为礼乐留下了两千年意淫的时空。清代士人有意主导美学，却因儒性的缺失，成为主流艺术成长的看客。
中国戏曲集美大成的京剧进一步偏离乱弹，向昆曲靠拢，以梅兰芳为首的“四大名旦”将进入皇家殿堂的京剧带进了士大夫的堂会，从谭叫天式的高亢硬响的生派表演，转变为刻意反串的婉约娇媚的旦派主打，来自草根的平剧竟然荣膺“国戏”。
当中国戏曲被当作“中国歌剧”在全世界巡演时，鲁迅等一批新文化战士将其斥为类似泰国人妖的病态文化。所谓好色的男人喜欢戏子“比女人还女人”，闺中女子则喜欢戏子是个男人。京剧艺术生长在相公业日渐发达的八大胡同区域，加之明代戏班的男旦体制的确立，优伶男旦与相公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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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社会制度毫不含蓄地将一切文化都纳入体制，“袁四爷”这样士大夫阶层被抄家灭门，所有的民间文化被列为“四旧”，遭到严酷封杀。戏曲剧社被收归国营。失去草根本色的戏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腰斩于市。
民间的戏曲从业者几乎都被流放务农，个别“识时务”者在名利招安下归顺体制，开始迎合官方，以“爱国精神”制作官方立场的“新戏”，用作教化——即官方之“教育”“老百姓”。面对数百年积累下来的难以计数的民间戏曲，官方简单粗暴地将其作为封建糟粕全部予以批判和封杀，仅容许“新戏”开锣。
中国戏曲本是说古讽史的批判艺术，演戏的和看戏的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这种默契的文化活动构成了民间朴素的历史观和伦理观。帝王将相戏基本都是昏君多明君少、奸臣多忠臣少。站在民众一边的是忠臣，站在皇帝一边的是奸臣。才子佳人戏百分百都是轻钱财重爱情的催泪戏。所谓南方才子北方将，南方戏多才子佳人，北方戏多帝王将相。
新政府对意识形态和民间思想的严厉控制自然先从戏曲下手。一是禁绝传统戏剧，二是只准许演官方审查指定的新戏。正是在这个时候，官方新编的《海瑞罢官》闪亮登场，结果引发了一场人类亘古未有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1950年代对中国戏曲的民间立场进行肃整是一场大劫难的话，那么1960年代的文革就是戏曲的灭顶之灾。中国戏曲生态在这场浩劫中彻底被捣毁颠覆，如山的戏衣行头被焚毁，无数戏子成为牛鬼蛇神惨死于体制之手。偌大中国，只留下8部脸涨得通红要去“牺牲”的“革命样板戏”。据说这期间也曾用电影胶片拍摄过一些古典戏剧，但那跟“毛瓷”一样，只是给毛一人“御览”的。
毛死后，官方的文化禁锢开始松动，首先就是民间戏曲的开禁，但却已经错过了整整两代人。戏曲虽然在严重精神饥渴后的1980年代昙花一现地在民间复苏，但旋即随着电影电视和录像的普及，已经严重断代的戏曲迅速走向式微，或在民间沦为老人的怀旧文化，或在官方评奖政绩中成为官方的堂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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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先生认为，文化欣赏从高到低，一直是从含蓄婉约走向简洁直白的。来自草根的戏曲原本是直白的，比如戏曲人物的脸谱忠奸分明，服饰装扮身份清晰，但这些对今天的我们却是含蓄婉约的，说明我们和戏曲之间已经有了区隔。
以电影为代表，现代文化形式更加直白更加快餐化。当我们离开键盘就不会写字，甚至忘记自己故乡的土语方言时，我们已经不需要戏曲了。或者说，从广义上讲，电影成为另一种戏曲。
戏曲是产生于古代农耕中国的大众礼乐文化。在这个人类大融合的礼崩乐坏时代，全中国都在推广普通话疯狂学英语，具有地域性限制的戏曲确实已经失去了其实践意义。现代人文文化在资讯泛滥的今天，完全替代了传统戏曲的文化地位。何况中国戏曲本身已经日渐丧失其民间立场和草根性，越来越主旋律，这样的戏曲不看也罢。
陕西地方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银子，采用现代声光电技术，精心打造的革命音乐史诗式的大型秦腔节目《梦回长安》，一张门票数千元。以苦音和悲情著称的秦腔竟然为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歌功颂德，这种反民间性的新戏曲已经严重的官方化，丧失了戏曲的根本，是对戏曲精神的亵渎和背叛。
可以说，中国特色的这种养猪体制也是戏曲没落的原因之一，官方养猪的初衷并非弘扬戏曲传承，而是对戏曲的阉割、肢解和改造。以河南豫剧为例，目前从业人员超过15000人，专业剧团达到120多个，每年人均财政投入从2005年的5000多元提高到13400元，而且这不还包括固定资产投入。这么巨大的纳税人血汗只换来了逢年过节的官府堂会和一些自吹自擂的评奖。这些剧团进入真正社会社区的演出屈指可数。可以说，官方包养的戏曲早已经沦为了政府的二奶。
同时，在整个大背景上，城市化与现代化的现实彻底消除了农耕文化的戏曲土壤。乱弹花鼓以“土”退守偏远乡村庙会，京昆以“雅”成为新式士大夫附庸风雅和外国人猎奇的堂会节目。戏曲失去了大众化的基本特性，也就日趋成为边缘文化。
现代中国的断裂式发展使讲求传承的戏曲无所适从，即使所谓“与时俱进”的“现代戏”，也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的可悲可笑，如同用英语唱京剧一样的驴唇不对马嘴。据凤凰网报道，2011年9月26日，由中国内衣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时尚内衣设计大赛在广西电视台演播厅举办，其中给大家印象最深的节目是，几位美女身穿性感内衣、头戴京剧凤冠，上演了一场最香艳的京剧，引得现场观众大呼刺激。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电影刚刚进入中国，那时就已经有京剧三级片出现。性与政治是中国戏曲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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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文化，但戏曲更是娱乐。在娱乐至死的后现代，戏曲的娱乐功能已经严重退化。当戏曲已经沦落到靠电视和音像制品生存时，被猎奇化的戏曲已经离戏台越来越远。在鲁迅的《社戏》中，戏曲的美好已经和他的童年一起消亡。在今天这个无人喝彩的去童年时代，戏曲早已成为无源之水。
好在文化的多元化和民间文化的崛起，使传统戏曲从大众走向小众，从乡村庙会走向城市剧院，从穷乡僻壤走向世界文化的殿堂，这将是戏曲得以遗存的现实可能。但除过大剧种硕果仅存外，无数的小剧种和大多数剧目将难以挽回的消亡灭绝，这要比无数地方方言土语消亡得更快。
快板本是乞丐的工作技艺，如今乞丐的嘴只会吃了，快板竟成了歌功颂德的太监技艺。相声本是讽刺的艺术，如今说相声的都在装傻充愣作践自己的家人。可以说，社会环境的改变断送了快板、相声——也包括戏曲的命运。
戏曲是唱人世兴衰的，最终也演出了戏曲本身的兴衰史。曲终人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或许，传统戏曲已经死去了，让它带着尊严死去吧。不要去肆意篡改它，因为戏曲这份遗产记录着我们先人的生活。有空时候，我们可以去博物馆怀念它，感受下先人的文化——“终日借酒消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
100年前，即宣统三年（1911年），渝汉铁路督办端方与盛宣怀推行铁路国有化，引发保路运动。天朝当局坚持暴力维稳，向手无寸铁的民众悍然开枪，制造了30多人死亡的“成都惨案”。面对更加愤怒的民众，天朝当局再次祭出暴力镇压的法宝，端方率大批新军入川镇压。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拒绝对民众开枪的新军在途中亦宣布起义，端方转眼从专制帝国的封疆大吏成为民众的阶下囚，最后被判处死刑。临死前，端方唱了一段京剧《乌盆记》：“休把我当作了妖魔论，我本屈死一鬼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