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十后首访台湾发现中国 

张倩烨

寒夜闻柝 转自 华夏快递 11-10-17 

   【中国大陆「八十后」第一次到台北，找到了在大陆已迷失的「中国」传统，惊讶的发现，台北年轻人不会霸占捷运的「博爱座」；故宫、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的亲民；寺庙不需门票，以及浓浓的人情味。】

   走在任何一座中国大陆的城市里，无论建筑、服饰还是生活方式，都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地「现代化」； 成长在一个提倡「无神论」的环境中，时刻承受着信仰缺失的迷茫；「富国寡民」的经济现状使人情味在「钱途」的考验下不堪一击；常常号称自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国家，直到今天还在教育它的国民：尊老爱幼、不随地吐痰、使用文明用语——而它调皮的国民并不很听话。

   这并不是我心中的故国模样，我想。今天的中国大陆，也应该不是余光中笔下的那掌海棠红，那个「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诗人的故乡该是儒雅、斯文、温暖亲切的。于是，我想到了另一个「中国」，那个还活在台湾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没有经过屡次群众运动的破坏，那里的文化生态应该还好，我心中那个文化故乡版图上缺失的山河，或许可以在台湾找到。

   今年恰逢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很想去台湾，看看那个中国怎么样，经历了百年风雨，它的面孔是否还保留着纯正的中国模样。带着这样的「乡愁」幻想，九月间，我第一次去台湾旅行。我不敢说自己可以代表中国大陆的「八十后」一代人，但作为一个生于东北、求学于北京、曾工作在西南又漂泊至香港的「八十后」，第一次踏上台湾的经历是新奇刺激的。

   在我到台北的第一晚，就被这座城市的年轻人震撼到。搭台北捷运到住处，惊讶地发现，车厢内的年轻人宁愿扶着把手站过全程，也不去「占领」面前的两个深蓝色座椅——「博爱」座席。当然，这样的座位在任何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都可见，但使用率与大陆有很大区别。在大陆，偶尔会见到一上车就占据关爱座位，然后一路装睡到终点的年轻乘客。不过，空着的座位为何不可坐呢？我对这近乎偏执的坚持感到敬重又不解。

   参观「祖父母节」

   第二天，恰逢台湾「祖父母节」。这是由台湾教育部于二零一零年设定的全国节日，今年是第二届。来自全台的市县共有百余所学校、政府部门参加这个节日活动。据活动组织者之一的彭琦雯女士介绍，台湾教育部为这一天的活动斥资几百万新台币，为这场活动服务的工作人员，是台湾的公职人员。我以游客的身份旁观了几个有趣的节目，其中一个，爷爷奶奶们脸上化着浓艳的妆，扮作「小天鹅」与小孩子游戏；另一个环节，孩子们亲手为老人奉上寿面。副总统萧万长也亲临现场，讲着他家孙儿的故事，笑嘻嘻地与孩子们亲近起来。

   向来有些「偏激」的我，想起大陆常见的老人摔倒在地没人敢扶的新闻，再想到大陆某地大手笔投资组织小学生集体唱红歌的场面，不禁感叹，这几百万新台币的教育投资花得太值了：一个总体上敬重老人的社会给人心理上的安全感，这来自于社会环境的集体向善与自幼的道德培养。如果可能，我想很多大陆人不会拒绝在这样的社会里安度晚年。

   活着的纪念

   你知道大陆网络语言中的「腊肉」是什么吗？绝不是那种挂在自家房檐上风干很久，可以用来煲汤、煮饭的「肉」，而是一具陈列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遗体——毛泽东。毛泽东生于湖南，当地的一大特产便是腊肉。在毛去世一年后，他的遗体被放进精心研制的水晶棺，陈列在全中国政治最核心地带——天安门广场，到现在已有三十四年。时过境迁，当年的毛神话破灭后，一些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是只有独裁者才享有的「政治待遇」，实则为蒙昧乃至野蛮的低层次政治文明，于是以「腊肉」表达不满。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去过「毛主席纪念堂」，事实上在过往的年代里，那几乎是每个外地人来北京的必到之处。纪念堂座落在发生过很多故事的天安门广场，建筑内部充满了死亡气息，有如神明在上，不敢出大气。我还去过南京的总统府和中山陵，准确地说是「参观」，那是早几年的事情，大致也是围着金属栏杆，转转看看，不可「触碰」真正的历史。

   在台北，另一番气派。国父纪念馆和中正纪念堂内部装饰风格基本沿袭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特色，特别是中正纪念堂，沿高高的石阶拾级而上，与南京中山陵的建设风格极像，外面是自由广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也是一群青年，也曾改写历史。但这里的「纪念」是鲜活的：国父纪念馆是一座综合建筑，里面有图书馆，有演讲厅，外面还有老人打太极拳；中正纪念堂是上下多层建筑，底层有展览厅、教室，很多小孩子在闲暇时间来这里学书法、中国画。

   在东吴大学的钱穆故居，我再次看到了相似的景象。大陆的「故居」多有禁忌，不可触摸，不可拍照等。在这里，我可以与故居的器物零距离，抚摸一个时代的温度。故居的一楼，有茶室，有教室，我进去的那天，隔壁房间不时传来讨论声。准确地说，这才是「纪念」：把文化与记忆通过可触的方式传承下去。在历史枯旧的树干上长出新的枝桠，在每一个时代赋予一个民族新的意义与希望，这样的纪念才鲜活。只将一个人、一个时代高高在上供奉起来，千跪万拜，那不叫纪念，而叫迷信。

   免费的信仰

   如果你是个还游历过一些古刹名寺的大陆人，来到台湾，走进各色庙宇，一定会惊喜地发现：这里的寺庙不收门票！

   一日，我路过台北景美区的一间普通寺庙，见庙堂建筑颇有美感，便一脚踏进门。门外一张木桌，四位当地阿婆悠闲地打牌喝茶。我有点冒失地问：进门要多少钱？阿婆们一脸惊诧：为什么要收钱？我则对她们的惊诧感到惊诧：为什么不收钱？

   一位女士很友善地带我进门，笑着问，你是大陆来的吧？我们这里是不要门票的。在她的引导下，我点了六把十八炷香，分别插在一楼的妈祖像、二楼的观音像前的香炉里。我很好奇，在台湾，这些原本不是同一路数的神明竟能如此和平共处。这让我想起了另一间经过的寺庙，同时供奉着佛祖与玉皇大帝。

   原来天下还有免费的信仰。这绝不是无病呻吟，在大陆，稍有些名气的寺庙，如北京的雍和宫、植物园中的卧佛寺、上海的静安寺、河南的少林寺、大相国寺等等，无不向前来拜佛的善男信女收取门票，少则几元，多则过百。台湾的寺庙则不同，随意进门参观、点几炷香礼佛，都是免费的。佛家讲求的是众生平等，然而一张门票、一份香火钱就把大陆的穷人拦在信仰的门外。早年，大陆的寺庙也是不收门票的，全凭一颗善心进门，信徒向功德箱里捐钱也随缘而定。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一些大陆人发现，几乎没有不能赚钱的行当，神明也不例外。信仰是一个社会「有所不为」的圭臬，当人们无所敬畏，信仰沦为肆意绑架的工具，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就很危险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这群无所敬畏的人，他们的真诚也在贬值。

   孤独的守望

   在台北，有幸拜访着名艺术评论家何怀硕教授。在访问之前，我原本准备了几个问题，这也是我来台北的初衷：去寻找那些在中国大陆已经飘远，而在台湾幸存的文化与道德传统。没想到，初次见面，何教授就给了我意外的答桉：「你不要心存幻想，以为台湾比较纯朴，台湾跟大陆是一样的，都是炎黄子孙，骨髓里的毛病、基因差不多，只不过台湾比较小，坏也坏得不那么厉害。」

   谈起中国大陆的艺术评论，何教授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位北京的画家曾要他开价，为自己的作品写一篇艺术评论，几十万人民币都可以，在何教授看来，这是很可怕的现象。艺术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很难独善其身，一部分艺术品甚至被用来行贿，商业与权力的勾结造成艺术的贬值。「整个中国大陆，艺术死亡，没有艺术批评。」

   我一直认为，当一位艺术家开始讨论政治问题时，这个社会的问题就很严重了。何教授对民主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认为从艺术的角度来评价，民主引起的大众化使艺术媚俗、拥抱群众并激起群众愚蠢的热血，这是全世界的现象。科学的进步引领商业化，民主又导致今天的庸俗倾向，至此，五四时期的好东西全都变了味。原本预计一小时的访问一再延长，话题也从艺术与文化领域转移到民主政治等话题。尽管他的回答部分击碎了先前我对台湾的幻想，这次访问还是让我找到了最想看到的东西：超然、批判、智慧且独立的中国读书人形象。我同时清楚，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大陆或是台湾，都已成为社会的少数派，这仅有的孤独守望，也就更值得敬重珍惜。

   破碎的画卷

   在一个阴雨的午后，一支由台湾导游带领的大陆游客团到故宫参观，在看遍了全部书画展品后，徐徐走到安详地陈列在玻璃罩下的《富春山居图》前。

   「各位如有机会，可以到富春江沿岸看一看哦，看过你就知道黄公望的这幅图，讲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意境」，导游有点兴奋地向团员介绍着。

   远远地听到他的建议，我轻轻地哼了一声。历史不可复制，古时意境也不可追寻。今日游览富春江，我不敢确定他们遇到的会不会是被污染的江水以及两岸枯死的草木。在此图的周围，是黄公望以后历代名家临摹《富春山居图》的摹本，有局部图、放大图，几十幅挂在展室墙壁上。只是无论怎样描摹，画出的都不再是同一片江山。

   这幅《富春山居图》也命运多舛，原图被烧断为两半，其后几百年，几经颠沛流离，收藏者也换了一手又一手，最终，一半留在大陆，一半去了台湾。「破碎山河破碎家」，不知怎么，这句诗蹦进我的脑海。《富春山居图》的离奇身世恰似中华民族命运的隐喻，这分隔两岸的半壁江山永远不会完好无损地合璧展出，有些属于时间的东西是单程的，现在不珍惜，可能就是永远的错过。

   难忘的人情味

   回到香港很久以后，我还时常怀念台湾浓浓的人情味。想起在国父纪念馆邂逅的陈善次老先生，热情地讲了很多民国故事，分别时送我到地铁口，告诉我他的儿子是飞儿乐队的团长，我说我会唱飞儿的歌，他超开心，特意叮嘱我下次来一定要给他电话，他会开车带我采访整个台湾，并向我父母问好。想起一位街边小餐馆的老板娘，只因看我是一副学生模样就偷偷加了很多菜给我；想起那些常常在我迷路的时候，把我一路带到目的地的市民，以及有一天，在我等待红灯时突然从背后拍我一下又只为问一句「你好快乐哦」的老伯。这是个温情的城市，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让我想起童年时居住的东北乡村，没有都市的冷漠与隔阂。时隔多年，走过很多城市，台北居民竟然给了我「乡亲」的感觉。

   交互的乡愁

   我也曾拜访台湾统派领袖、中国文化大学王晓波教授，短短一小时有了新的启发。王教授对中国大陆有一种热烈的情感，他把现在被大陆民间开始反思的北京奥运会形容为「中国腾飞」，认为中国大陆在开放三十年间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是个奇迹。在我的解读里，这应该是一种新的乡愁：身为一个生长在台湾的中国人，他对台湾政治乱象与萧条的经济自然怀有不满。对岸的「崛起」简直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想加入这种伟大中，找到一个超越台湾的、更恢宏的身份认同，这既是对台湾的失望，也是超越了文化与血缘意义上的新的「乡愁」。在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同道中人」的感觉：尽管目标不同，我们在做的，都是试图超越与寻找。

   离开台北的那天，天气有些阴霾。我特意选了机舱靠窗口的座位，为的是在起飞的那一刻，再次回望这个岛屿。长长的海岸线随着飞机高度的上升越来越远，我对这片土地，开始有所留恋。很多师友问我，在你的讲述中，台湾近乎完美，难道没有什么缺点可言？我需要承认的是，短短六天的时间，且只停留在台北一座城，这些印象当然是浮光掠影，真正去触摸一个社会、读一座城，是要用时间和心灵去完成的。

   在许多台湾友人的介绍中，我也大概了解，台湾近些年来经济低迷、大学生就业率低，一些本地居民的语气中透着些许失望。台北的建设，也远不如香港、北京、上海那样现代与时尚。但那骨子里透出的人情味、对传统的坚守、道德的传承与信仰的敬意，是一种审美上的吸引，足以移植我对文化意义上「中国」概念的乡愁与怀恋，更不要说这是一个人民有发言权与选票的社会。

   民国的存在，于我，是文化心灵上的莫大安慰。台湾于我，直到目前，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我希望我的地理故乡——中国大陆，也能在这种温情、古典又民主、自由的国家状态中，我想起台北市前副市长、著名媒体人李永萍的话，今天大陆正承受的，台湾都经历过。那么，台湾能实现的，大陆也终会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