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以法治国 —— 评《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期 社会不公加剧不安情绪》 【寒夜闻柝】  011-10-22    近日一篇“中国进入‘全民焦虑，社会不公加剧不安’”，进入网络视野。为何未进现实世界？因该文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出口转内销的。文章说：“焦虑蔓延至各阶层”，这是“速度的代价”，还开出药方“个体疏导与政府着力”……。本评论认为，此文没有说到点子上；仅就最后的药方论事，这并非在对症下药！中国的问题，不是速度问题，而是法治问题。唯“以法治国”，才能使国家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      硬件很好，软件不行；文艺看似繁荣，官商侵权成风；速度上去了，法制没跟上！    比如，因反右、文革、枉杀、乃至圈地拆迁、欺诈底层、知识产权滥判而使全国积压的冤假错案已积重难返！不予平凡昭雪，这个社会怎么会不焦虑呢？冤民焦躁不安，那些平生狼心狗肺干尽坏事的元凶就不焦躁吗？ 聂树斌案何时真相大白？图为2005年，聂树斌的母亲哭倒在聂的坟上      河北农村聂树斌被枉杀案就是一例，真凶王书金已招供是他所为，最高院2005年就启动了再审，现在就是没了下文……。恐怕一经追查，要牵扯出一大串枉法渎职法官。      相比聂树斌案，美加司法曾启动过一些著名的再审案，如加拿大中部某被冤枉杀人而关押20余年者，数年前经DNE测试无罪释放后获国家千万加元以上赔偿。为什么不对聂树斌作同样测试而定真伪凶手呢？美加司法是独立的，由法官自律负责审判结果，而各地则设有监督机构供民众投诉，这正是一种杜绝枉法判决的制衡机制！      而中国就没有这种投诉滥判的机制，层层上诉又被打回原地是常态，国外报道有上下串通签署捆绑的，保证老百姓被黑判而上诉无门！如此的社会不公，尤以底层最惨，当政者不知吗？不是不知，而是视而不见，甚至默认犯罪，这样下去，社会还有治吗？民众焦虑还在其次，多年积聚的访民，规模浩大，早如蚁民豁出去了！当官的如果不去治理源头——他们为何要上访？而是动辄派“安元鼎”朝“久敬庄”送；派各地“维稳办”朝“精神病院”送……，素不知满腔愤怒的蚁民，连死也不怕，还会怕你“安元鼎，维稳办”？“安元鼎”之流，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不疏反堵，到头来，再千里的大堤也会因你们的倒行逆施而溃于蚁穴！      再来看司法这头。18位路人，从被车辗得满体鲜血淋漓奄奄一息的小悦悦身旁路过时，居然目不斜视，扬长而去，网载，全法国民众为之震惊而不可理喻，因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在法国发生！是谁让18位路人如此冷酷？是那位审理见义勇为彭宇案的南京主审法官，他那庭上的发问，令人目瞪口呆至极：“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扶她”？！且不追究说出这种不合逻辑话语的法官，上过法律大学训练没有，他的言论事实上已加速了中国道德的大滑坡！      上梁不正下梁弯，中国最高院的法官一定很优秀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未必，追究最高院枉法判决的已不在少数！就拿本网传主——中国知识产权头号冤假错案承受者——我国流行音乐先驱者之一、上海戏曲作曲家许如辉知识产权案来说，其家人庭上出示堆积如山的原始铁证，居然会被上海中高级法院枉法法官章立萍、张晓都、李澜，甚至中国最高院兼任全国人大代表的于晓白法官，层层耍赖、糟蹋到视如腐水、化为乌有的地步！在他们这伙撕裂中国司法体系的枉判法官大红伞的保护下，戏曲界最无耻的剽窃家汝金山在上海越来越滋润地八面威风着，自己作品的真正原作曲许如辉却几乎要被从中国“扫地出门”。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人权，如此践踏许如辉人权，这是什么中国特殊国情？      还有其他陈光诚事件，廖祖笙事件等……，中国如果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尊重人权，公布他们遭迫害的事实真相，以法治国！      当下，中国司法要树立清廉形象，为人敬畏，首要任务是根据《法官法》，查明那些民愤极大、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制造两起以上冤假错案的枉法法官刑责！追查他们是怎么被选拔到司法审判席的？怎么走的后门？其次，将这些无视人权人命却道貌岸然的害群之马，如章立萍、李澜，于晓白等，请出司法队伍，以儆效尤！

……原文……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期 社会不公加剧不安情绪》

2011年10月21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焦虑：蔓延至各阶层

　　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

　　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当日上午，心理卫生专家在鸟巢西侧广场为北京市民提供心理咨询和精神指导时发现，焦虑是市民咨询最多的问题。

　　千里之外的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日前通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快乐正悄然地离民众远去，而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

　　“内心紧张不安，担心要发生什么不利的事，感到不愉快”……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

　　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0%。他们的青春因收入低、难融入城市、未来走向不明、疏于照顾子女等而沾满太多焦虑。

　　与此同时，焦虑、抑郁等“官心病”也让部分官员陷入心理困境，官员因之自杀的新闻时见报端。身居社会中间层的普通市民，或忧心就业、买房，或为子女教育发愁……

　　一条微博可以折射普通民众的焦虑情绪：“我的股票赔得底掉，房贷还差90万，老板还经常扣工资，买的家具是达芬奇的，买的醋是勾兑的，买的奶粉是有添加剂的，想买车要摇号，想增加工资老板又不同意，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有分析认为，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或说“公民焦虑”时期，而这是现代化路上的阵痛。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焦虑情绪同样蔓延，自杀率提升。

　　成因：速度的代价

　　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伤痕》作者卢新华说，“伤痕文学可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过去有伤痕，现在也有。或许，焦虑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条伤痕，它刻在很多人心上。

　　对于“全民焦虑”的成因，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李强教授认为，这是速度的代价。“中国用3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以4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心理测量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　　

　　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加之，“四大名爹”、社会贪腐、分配不公等现象，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强化了普通民众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

　　痛苦有时源于选择的多元。李强补充说，社会的开放和多元，一方面给人们升学、择业、择偶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余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心理冲突的增多和焦虑的出现。

　　还有分析指出，信仰的相对缺失，崇权拜金主义盛行，也是导致全民焦虑现象的一个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钱多才幸福。这种衡量标准让人陷入永不知足的状态。

　　破解：个体疏导与政府着力

　　焦虑，关乎个人与家庭幸福，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如何解决，需要个体与社会共同着力。

　　天津心帆心理辅导中心贾晓波主任发现，前来接受心理辅导的人当中，近70%都有焦虑、压抑、抑郁等心理困扰。

　　焦虑的产生是因为对可预计的、即将到来或发生的事有所担心，怕应付不了。贾晓波从个体的心理调试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首先，认知调整。正确的自我认知是进一步找到解决焦虑的途径的首要条件。做到正确自我认知、自我判断，才能正确地看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找到解决焦虑的办法。

　　其次，情绪调节、疏导。出现焦虑之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途径，释放不良情绪，通过自我调节摆脱焦虑的情绪。

　　最后，药物治疗。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应寻找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咨询，根据医生帮助选择通过药物治疗。

　　焦虑，既是一种个人心理困扰，也是一种“社会病”，它不仅关乎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

　　有分析认为，破解社会焦虑，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高增长背后，中国政府意识到社会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必须妥善解决，让民众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过“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正成为政府努力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雅彬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

　　此外，杨雅彬认为，解决焦虑还要从教育入手。经历了知识、劳动技能、人格三个维度的公民教育后，“自身有能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人与人之间存在人文关怀，违背社会规则现象减少”，就可以削减产生焦虑的心理土壤和外部环境。而办好教育，是政府分内之责。本报记者 石畅 赵展慧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